[摘 要]近代以来，在中国仁人志士求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性方案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本国国情与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双位视角作出了许多艰辛探索，其中《新民主主义论》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元维度出发对建构中国现代性话语作出了集中阐释。首先，通过科学洞察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国情进而将反帝反封建视为革命主要任务，从根本上完成了对中国现代性话语建构历史基座的重塑；其次，在革命的现代性成为近代中国现代性话语主要表现形式的背景下，毛泽东将中国革命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为中国现代性话语的建构既赋予了现实可行的基础，又预设了未来导向社会主义现代性话语的愿景目标；最后，从重塑民族主体性、树立实事求是科学态度和为人民的价值旨归等角度来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构成了中国现代性话语建构的基本特征。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 中国现代性 马克思主义
求索一种符合中国本民族具体实际的现代性方案，是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不断探索的重要问题，也构成了推动近代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升级的重要内驱力。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各种主义、思潮都纷纷登上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并期冀对这一问题作出某种形式的回答。因此，近代中国的思想舞台上也呈现出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异常热闹场景，一种思潮、主义尚未站稳脚跟便很快被另一种思潮、主义所取代，这种思想更迭的速度之快，类似于马克思在批判19世纪40年代德国思想领域中的观念斗争情形一般，即“一些原则为另一些原则所代替，一些思想勇士为另一些思想勇士所歼灭，其速度之快是前所未闻的”。[1](P513)但从总体上而言，因为上述主义、思潮无法科学回答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因而“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2]中国现代性的展开从其出生的起点而言便具有内在的特殊性，这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方面，近代中国是在遭受殖民主义侵略的背景下直面现代性问题，殖民主义与现代性本身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相互交织、相伴而生，殖民主义现代性构成了西方现代性方案全球扩张的重要表征，是资本主义呈现自我并实现向全球扩张的本质属性。[3](P1)另一方面，恰恰是因为以“落后挨打”的方式遭遇到西方现代性暴力逻辑的侵袭，使得近代中国在展开自身现代性方案求索的过程中，始终保持了对西方现代性弊端的焦虑与抵抗的批判性姿态。在中国一百多年求索自身现代性方案的征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充分继承了中国现代化探索的基础性特征，即走向现代化的张力与保持现代性焦虑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也基于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理论立场之上，对中国现代性方案作出了符合历史、时代与自身实际的科学探索。其中，《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视角出发，对中国现代性话语的重构展开了系统性分析与思考。
一、反帝反封建与中国现代性话语建构的历史基座
从现代性生成的具体历史现实来看，现代性本身意味着一种与前现代社会的巨大历史性断裂。在目前学界关于现代性理论内涵的把握中，大部分学者都赞同承认现代性的西方起源性，将现代性本身视为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价值扩张过程，这种现代的扩张与建构其实彰显了一种与欧洲古典社会形态、理念形态的深刻“断裂”。[4](P1)西方有学者明确指出，现代性本身就意味着无止境的分裂过程，伯曼就曾明确指出，“所谓现代性，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历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所知的一切，摧毁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切。”[5](P15)其实，无论是作为一种时间的断裂抑或是一种现代生活的体验，关于现代性最本质特征的描绘，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可以找到某种最初的理论表达，即《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本逻辑的批判——“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6](P34-35)从这个角度而言，现代性从其历史的源点来看，是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以胜利者的姿态宣布对于前现代价值理念的审判，是资本主义所谓现代的价值表征与自我标榜。因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话语建构其实蕴含着一整套系统复杂的内在逻辑结构，现代性的话语表达既是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彰显，也是资本主义政治与文化形态的理论表达。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言，倘若没有工业、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等现代词汇与话语，则无法从根本上去估量资本主义革命的深远意义，也无从去构想人类历史自从发明农业、冶金术和文字、城邦以来这场最伟大变革的思想史意义。[7](P2)就近代中国关于自身现代性话语的建构而言，其也具有内在双重逻辑：一是殖民主义现代性以被动方式“输入”了西方现代性的相关话语，二是近代中国自身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尽管以相对缓慢的方式进行着，也提出了构建自身现代性话语的内在诉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从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实际出发，特别是通过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国情的科学分析，从根本上厘清了构建中国现代性话语的理论地坪。
第一，科学透视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是构建中国现代性话语的基础。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首次遭遇西方现代性的标志性事件，也是中国以客体性方式被抛入到资本全球现代性浪潮之中的起点。近代中国以“挨打”的方式深刻感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客观物质逻辑——坚船利炮，在此基础上也形成了中国构建自身现代性话语所独具的民族自尊情结。可以说，直面西方现代性所催生的“亡国灭种”的现实窘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救亡图存”的现实诉求，构成了中国现代性话语建构所必须要科学处理的重大问题，无数仁人志士为此展开了艰辛的探索。洋务运动直接以学习西方先进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为基础，期冀完成国富民强的历史性目标；资产阶级改良派期冀直接援引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来完成现代中国的转型升级，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更加激进的方式推进了学习西方的探索性实践。从总体上来看，上述求索中国现代性方案与建构中国现代性话语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模拟的现代性”方式加以展开的，即直接将西方的现代性话语与方案空间平移到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相对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但问题是，直接生发于西欧发达工业化基础之上的现代性话语与方案能否直接“生根于”中国，这是构建中国现代性话语之初就必须要深入分析与思考的前要问题。近代中国模仿西方现代性话语的实践已经证明，脱离本国实际的现代性话语建构从根本上并不具备内在的生机与活力。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那样，“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8](P1470)其实，关键的问题在于，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展开的现代性话语建构的探索，未能从根本上回答近代中国的具体国情，未能对中国现代性话语生长的历史基座作出科学恰当的分析。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即“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9](P664-665)中国现代性话语的建构，必须要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出发展开理论上的规划，单纯寄希望以理论平移的方式“复制”西方现代性话语的操作，必然会抽空中国现代性话语的内在根基，进而走向虚无主义的话语陷阱与话语危机之中。
第二，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是中国现代性话语建构的双元革命。基于近代中国具体实际展开自身现代性话语的建构，必须首先明确现代性话语革命的对象问题。近代中国在模仿西方现代性方案的过程中，尽管也直接援引了诸多源自西方的现代性话语，诸如革命、民主、自由等。但上述现代性话语是直接生发于西方的历史语境之中，近代中国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是以照搬照抄的方式运用上述话语。实际上，在现代性话语的“理论旅行”（萨义德语）过程中，西方现代性话语理论的中国之旅并非是一种单向线性的传播过程，而是始终面临着由中国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实际情况等“知识环境”所构筑的复杂张力关系，这是一种既接受又拒斥的多向度交融过程。近代中国直接模仿西式现代性话语的操作，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话语危机。因为通过照搬照抄西方现代性话语所塑造的所谓中国现代性话语，尽管在话语表达形式上作了一些民族风格的改造，但主体内容层面仍然是西式资本逻辑核心的话语表达，这直接造成了中国现代性的话语不能阐释中国现实、无法指导中国实践，即现代性话语在中国大地实践中的失灵问题。毛泽东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曾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分清楚敌友。[10](P3)作为话语革命的现代性话语建构本身，也是从属于中国革命整体性逻辑的重要一环，因而也必须首先解决话语革命的对象问题。从表层维度来看，中国现代性话语革命的对象就是业已存在的旧话语，但进一步深入到本质层面而言，革命的对象应当是旧话语所依托的旧的经济和政治形式。“我们要革除的那种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反动成分，它是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的……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9](P664)决定近代中国“旧经济”“旧政治”的根本性力量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者之间的勾结和耦合共同催生了近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基本属性与样态，这也是中国现代性话语建构必须要直面的现实生存境遇。在建构中国现代性话语的过程中，反对帝国主义其实表达了一种民族的主体性与自尊，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落后挨打现实境遇的坚决抗争，彰显了一种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现代性话语霸权的另类选择；而反对封建主义，则是对近代中国前现代经济形态的深刻变革，是对中国现代性话语物质基础的彻底革命。
二、“分两步走”与中国现代性话语建构的路径安排
在求索中国现代性话语的历史性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艰辛探索所呈现出的重要特征便是将革命与现代性相挂钩，进而构建革命的现代性之话语。换言之，革命本身构成了重构中国现代性的基本路径，旧中国的一切存在都必须接受革命的审视，特别是历史性话语都需要经过革命熔炉的锻造进而形成全新的革命话语体系。革命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中国现代话语的重要呈现形式，因为无论是从传统文化中的革故鼎新抑或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潮流中的进步源泉而言，革命本身都被历史发展的趋势赋予了无可比拟的正义性与恰当性。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明确为中国革命的发展路径规划了“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即“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9](P665)上述关于中国革命两步走的规划，实际上为中国现代性话语的建构既提供了现实可行的基础，又预设了未来导向社会主义现代性话语的愿景目标。
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构成了中国现代性话语的最初表现形式。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已经充分证明，中国现代性话语的建构绝不是脱离实际的书斋式遐想，更不是照搬别国现代性话语的简单复制，立足本土实际、彰显民族风格是中国现代性话语建构必须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如前所言，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现代性话语的建构首先需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而这在根本上从属于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是一场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9](P666)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主要呈现出如下显著特征：以构建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为目标，这意味着中国现代性话语的建构必须服务于这一目标任务，民主主义的现代性内涵应该充分彰显在中国现代性话语之中。换言之，必须从根本上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话语体系，立足于民主主义的基础对旧中国的传统话语进行彻底结构性改造，进而赋予其以新的符合时代特征与现实需要的内容。毛泽东认为，旧中国主要存在两种形式的文化话语，即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9](P695)因此，中国现代性话语建构的过程中，必然面临“两线作战”的任务，消灭帝国主义话语与半封建话语，进而构建与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相符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当然，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绝不是将其视为固化静态的社会结构，而是始终强调新民主主义社会内部力量的变更与发展，因此，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话语本身并非是单向线性逻辑的彰显，而是蕴含着多元复杂的张力结构。
第二，社会主义本质属性构成了中国现代性话语建构的最终价值导向。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文化话语为主要任务的中国现代性话语，其在根基上是立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条件之上的产物。具体来说，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特点就是既不是欧美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旧的半封建社会，其一方面因为中国经济的落后而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同时又强调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具有社会主义的属性，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9](P678）既然新民主主义社会在经济上存在着导向社会主义的潜能，那么在文化和思想观念上必然也存在趋向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的内在定势。因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开始之处就明确强调马克思主义“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基本观点，即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首先决定一定形态的文化。“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9](P664)中国现代性话语中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从现代性话语建构的价值旨归而言，社会主义现代性话语始终将批判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现代性话语作为价值旨归，如何规避资本现代性话语的逻辑陷阱与价值弊病，构成了社会主义现代性话语建构始终关注的核心问题。二是从现代性话语建构的主体而言，资本现代性话语的建构是以资本逻辑为中心，“抽象成为统治”是催生现代性话语的内在根本逻辑机制，物成为统治人的“主体”，原先作为启蒙主体的理性沉沦为异己性力量，而社会主义现代性话语的建构始终坚持人民价值导向，人民群众是构建现代性话语的主体性力量，亦即毛泽东始终强调的人民群众应当掌握文化的领导权问题。三是从现代性话语构建的理论立场而言，社会主义在中国现代性话语构建中不仅彰显了一种历史与政治发展的趋向，而且社会主义一词对处于被动姿态的中国现代性探索而言，更意味着一种民族平等的解放性力量。换言之，社会主义现代性意味着从根本上扭转近代中国在探索现代性话语中民族主体性身份失落的尴尬境地，进而开启了以一种独立自主的姿态积极求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性话语体系。
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与中国现代性话语的显著特征
中国现代性话语的建构从根本上来说，其实就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展开。因为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进程从属性来说，必然意味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意味着与既往传统的巨大分裂——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即是与传统无止境的断裂过程，当然这种文化话语层面的分裂本身并非意味非此即彼的决然对立，而是始终保持着继承、创新与发展的复杂张力关系。立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形态之上，中国现代性话语的建构呈现出鲜明的理论特色，因为“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9](P695)
第一，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进程决定了中国现代性话语生成的历史特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以“五四运动”为节点，将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划分为两大阶段。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文化之争表现为资产阶级新文化（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与社会政治学说）与封建主义旧文化之间的斗争，然而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媾和，直接导致资产阶级新文化在斗争中的失败，以资本主义为核心逻辑的现代性话语建构也遭受重大挫折。可以说，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文化仍然被旧文化所掌控，所谓资本现代性话语建构面临着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困境。“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新文化的建构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文化思想为主导，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9](P697)新文化的本质属性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并且这种文化最后必将导向社会主义的文化方向。因为一方面无产阶级处于领导地位，因而从根本上决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9](P704-705)另一方面，中国革命从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国新文化也从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化，因而包含着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因素。
第二，重塑民族主体性是中国现代性话语建构的基本前提。如前所言，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现代性话语的展开并不是以一种自主性姿态加以推进的，而是以“落后挨打”的被动姿态卷入到西方现代性的浪潮之中。换言之，近代中国并不是因为自身经济政治的内在发展而自然催生了自身的现代性问题，而是受殖民主义现代性扩张逻辑影响遭遇到了现代性问题。因为殖民主义现代性的影响，使得中国不可能独立自主地展开关于自身现代性话语的建构，打破西式现代性话语霸权逻辑必须首先解决民族主体性重构问题。也就是说，必须首先完成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压迫的民族独立问题，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开展关于自身现代性话语的建构。正如毛泽东所言，“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9](P706)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现代性话语建构本身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这种民族特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现代性话语的建构必须立足中华民族本土，一方面充分吸收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遗产，另一方面又深刻扎根于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生动而丰富的伟大历史性实践活动之中，中国历史与中国实践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性话语书写的主要语料库；二是中国现代性话语建构的主体是中国人民，照搬西式话语的拿来主义与本本主义，已经被中国革命实践所证伪，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人翁的中国人民理所应当地成为构建中国现代性话语的主力军。当然，强调民族特性本身并非意味着中国现代性话语是一种孤立封闭的体系性建构工作，开放性仍然是其所具有的显性特征。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必须大量吸收外国先进文化并将其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构的原料，但这种吸收必须是辩证批判的，即坚决反对全盘西化与形式主义吸收。“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9](P707)
第三，主张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中国现代性话语建构的准则。中国现代性话语的建构必须深刻根植于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条件基础之上。现实的政治、经济条件本身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其历史的继承性与延续性，是从古代中国旧的政治、经济条件中生发出来的，文化本身也是如此。毛泽东明确提出，“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9](P662-663)之所以说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关键在于这种文化建构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主张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在关于中国现代性话语建构过程中，坚守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必须恰当处理现代性话语与古代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明确指出，必须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辩证对待传统文化与古代话语，即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吸收，通过发展民族新文化为提高民族自信提供必要条件。换言之，必须树立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即坚持辩证的历史观，尊重而不割断历史。但这种尊重并非意味着全盘复古，而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9](P708)中国现代性话语的建构，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历史所提供的话语资料库，不是脱离传统文化“母体”进行的另起炉灶式创造，而是继承传统优秀话语——从形式到内容两个方面的充分继承基础上所进行的创新性发展。
第四，坚持为人民的价值旨归构成了中国现代性话语建构的民主特征。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9](P708)这意味着，中国现代话语的建构绝不是少数文化精英的自娱自乐，而是始终扎根于中国大地由中国人民书写的创造性活动，其书写主体是人民大众、其价值主旨是服务人民诉求。那么，如何在现代话语的创造过程中彰显为人民的价值原则？毛泽东明确提出，“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9](P708)这实际上从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对中国现代性话语建构的方向进行了基本规划。一方面，从形式上来说，中国现代性话语在其语言表达风格上，必须摒弃食洋不化和食古不化的两种极端倾向，要以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加以表达，积极寻找到能够便于群众理解、能够易于引发群众关注和思考的话语表达形式。这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表达要始终遵循的重要原则之一。毛泽东早在1938年就明确对这一话语创作的原则进行了系统论述，即“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9](P534)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性话语建构除了必须遵循“民族形式”之外，在内容的供给上也需要充分彰显为人民的价值属性。一是话语内容创造的源泉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性实践，是革命的实践活动；二是中国现代性话语创作的主体也应当是人民群众。上述从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所呈现出的中国现代性话语建构的人民原则，实际上是毛泽东一直所强调的文化话语权必须返还人民群众思想的延续与发展。
总体上来说，对《新民主主义论》进行文本学解读，必须要进一步拓展视角，不能将其单一界划为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未来的理论规划，其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系统阐释，实际上也为现代中国话语的创新性发展奠定了基本的发展路径，构成了中国现代性话语建构的基本蓝图。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社会主义话语建构及其创新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能够在《新民主主义论》这一文本中找到其思想的理论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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