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之瑜:朱云汉的爱中国 岂是一个立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89 次 更新时间:2023-02-13 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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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之瑜  


朱云汉教授过世,大量亲炙过的年轻同仁,争相为文追思。其中不少人(几乎如遵循一套公式般)表示,即使与老师对中国的立场迥然不同,更不赞同老师分析中国时,从他早年对民主自由的主张转向,也仍无碍他们破例怀念老师。

然而,朱教授近十年来毫不忌讳,尽情分析的中国谠论,岂是立场使然?他对中国所处局势同情理解,无惧诋毁。这样的坦然令人嫉妒。一妒他高屋建瓴、旁征博引的理论深度,让人不敢直视;但更妒他不回避、不隐藏的自信。

朱教授从数字与趋势中看到中国的发展,进而推敲其中的文化密码,是违反民主自由价值吗?他经历台湾治理体制的堕落与崩溃,反省民主自由制度难以为继,不也充满遗憾吗?是谁,在对台湾民主的挥霍殆尽,表现滥情的赞赏?

早在民进党执政之前,朱教授毕生追随的恩师——胡佛先生——已从中国的治理文化,推敲出台湾民主制度的危机。质言之,一个丧失群体共同性的分裂社会,无法实践民主自由制度。师生同忧,日后的发展果然如此。

一旦社群失去共同感,则人人担心受到侵犯,便充满攻击性,人人草木皆兵,便吝于互助。朱教授切肤感受胡先生所指出,这时的民主自由沦为斗争工具,只用来对想像的敌人制衡,甚至剥夺其权利,却对自己(人)放纵。

朱教授曾追随胡先生主张“内阁制”,正是忌惮“总统制”造成撕裂效果,会破坏国民相互尊重,刺激统治者及其拥趸,去剥夺政敌的自由权利。这时的民主选举,是在动员对敌作战,不是在选政府,无论谁赢,都会制造另一方沦亡的恐惧。

胡先生乃举文化大革命为例说明,听命于领袖的红卫兵,毫未解放,不过是以解放对方为名,遂行敌我斗争。同理,台湾的民主自由变成谁有资格当国民的斗争。朱教授说的绿卫兵四起,正反映这个群体崩解、民主堕落的时代。

创新继承胡佛先生的爱中国

胡先生之爱中国,是凛于肉体中国的沦亡危机,为了富强,浸淫西学,毕生致力现代化,鼓吹宪政。但后来发现,台湾殖民历史摧毁了在地的同群意识。他曾率先引进西学,目睹西学竟一再遭分裂社会滥用,变成压迫、斗争的工具。

痛定思痛的他说,民主化首先是回归祖国、重建群性的道德问题,故唯有追求统一的台湾,才能重振民主自由。他回忆孙中山对同志的告诫:救中国,不救大清。也就是,超越政权利害,集中心力在群的生存,才能推动现代化。

相形之下,朱教授之爱中国,是在分裂社会的条件下逐渐养成的。对他而言,那是既充满压迫,也充满诱惑;既向往西学,也怀疑西学;既属于中国,也不属于中国的一种既现实,而又不现实的双趋矛盾。

适逢全球南方对殖民历史发动批判,质疑母国事先种下独立后的族群分裂基因,导致现代化变质,则民主自由充其量是华而不实的海市蜃楼。朱教授在世纪之交就已注意到这股潮流,二十年后更称之为被“层层节制的自由主义”。

这概念不新鲜,街坊通称为“镶嵌的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有谁看得懂呢?朱教授别出心裁的翻译,扭转了主客尊卑,揭穿自由主义的外来性,更体现出在地社会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世纪更迭前夕,他对西学已然警觉。

奠定朱教授后半生学术志业的,一是胡先生对西学在各地的分裂社会遭滥用后的反省,二是全球南方探索非西方发展路径的士气如虹。朱教授犹驾驭中国崛起的教训,大规模地归纳评比中外治理经验,赋予中国无远弗届的世界性。

在改革开放所实践的非西方路径上,朱教授超越了胡先生面对西学的困境;在台湾分裂社会的压力中,他传承了胡先生对群性撕裂的诊断;在中国崛起的世界各地之间,他的高思释放了胡先生对民族沦亡的肉体危机感。

朱教授所爱的,是对分裂社会充满了政治启示、对台湾在世界中重新定位提供了战略启示、对反思西方现代化道路具备了知识启示的文化中国。那不是待宰的肉体中国,而是无穷的精神中国;不是危机,是解药;不是立场,是灵感。

爱护属于所有人的中国崛起

各界以“立场”描述朱教授的中国叙事,与其说年轻人透过文字,表现自己对老师政治“转向”的宽容,不如说是藉由对比他们自以为与老师的差异,来凸显本身的正确立场,表彰自己继续传承老师已经放弃的民主自由价值。

按民主自由的价值,凡涉及立场,由各人决定,旁人无由置喙,所以追思时,当然可把朱教授的立场摆一边。但既然摆一边,为何几乎人人不约而同还要画蛇添足说,我把立场摆一边?可见,不能摆一边的,正是表演追思的他们。

此间的追思文章,往往回忆老师的谦谦君子,温文儒雅,乐于助己。不这样回忆,如何合理化他们宽恕老师所谓的中国立场?但把他当例外来展示的这条公式,巩固了分裂社会的敌我想像。而他,决定用崛起的中国呼唤他们猛回头。

结果,表演追思的人高姿态地宽恕老师,是在掩饰他们对朱教授敲响的警世钟,惶惶不安——我们不质问老师,那老师对我们的立场也就无权深究。于是,他们自己如何进入现在的立场?动机何在?有多坚定?都逃避不面对。

换言之,若非他们亲炙过朱教授,他对中国的立场就不能摆一边。一旦遭遇不相识的觉醒青年,就得承受尖酸刻薄而不见饶。吊唁者的宽恕因而不是尊重他,影射的其实是对敌霸凌,但饶你一回的立场自白。

此何以胡先生在生前屡次提醒,民主化是道德问题。痛恨自己文化的统治阶层,必造成分裂人格与分裂社会,充斥侵略性、投机性、反覆性。认真面对全部自己,无惧于自己,才能对自己言行有责任感,而民主恰恰就是责任政治。

准此,朱教授所归纳分析的中国,不是他个人拥有的中国,而是一整个时代的所有人都拥有的中国。能将自己的所有,加以爱护,不但能养成自由民主的文化基础,甚至能把受层层节制的自由主义,升华为文化涵养丰富的自由主义。


(作者:石之瑜,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此文为作者在“全球华人政治学家论坛暨环球两岸研究会”于2月12日举办《朱云汉教授追思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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