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0年是二战后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节点，中日在国际政治中的身份和地位都发生了关键转换，这种变化对日本产生了重要冲击，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的特征和形态及其战略抉择背后的国际政治逻辑逐渐引起了学界关注。本文以新古典现实主义为理论基点，并在此基础上搭建新的分析模型，提取出结构压力和战略认知两大核心变量，结合2010年以来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的发展历程，从体系、国家、个人三个分析层次阐释了日本对华外交战略产生及演变的机理。通过前景―威胁理论的分析可以得知，自2010年以来，日本并没有在中美两国之间对冲，结构压力的增强和战略认知的变化促使其采取了明确且坚定地追随美国制衡中国的国家战略，获得美国安全保障超过了日本对中日经贸合作收益的期待。中美战略竞争升级和中国的迅速发展刺激了日本所谓的地缘恐惧感，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中协调日本“对冲”空间存在的条件并不充分。在中国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及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进程下，中日需进一步增强战略互信，求同存异，努力构建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

2010年对于中国、日本、美国乃至整个国际政治形势而言都尤为重要，二战后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日两国不仅在全球的经济地位发生了关键变化，在国际格局中的身份和地位也产生了重要转换。以2010年为节点，中日在经济实力上的差距转变影响了日本对华认知，日本对于中日经济地位的倒转体现了某种不适感，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借机宣扬军备扩充计划，“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以“挑战国”等标签污名中国的发展，中日地缘政治上的复杂关系使其对自身所处地区安全甚或国际安全更为关注。虽然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外交政策，但是鉴于日本对实力和角色变化的敏感性，所以不管是日本对华外交战略还是中日关系都产生了新转变。在研究日本外交战略时，尤其需要重视美国的因素，也正是从2010年开始，美国正式开启其重心东移的战略部署，2010年的《美国安全战略》报告显示，美国从此时重视加强与亚洲所有国家建立紧密联系，亚洲充满活力的经济发展态势使其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更为重要。同时，美国通过地区组织、新对话机制、高层外交等路径增加对印太地区的参与和接触。中国不断增长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加剧了美国的战略焦虑和不安全感，为了遏制中国并将中国“社会化”，美国开始将其全球战略重心东移至印太地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国际形势纷繁复杂，地缘政治博弈、“黑天鹅”事件与战略意外频繁发生，后疫情时代的来临更加剧了国际局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性，印太地区局势集聚了域内外不同的力量，作为美国在东亚“桥头堡”的日本，其对华外交战略关系着地区安全走向及国际安全局势。在中美两国博弈的过程中，日本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盟友也必然发挥其介入印太地区事务基石的重要作用，而中美两国关系的转变进一步对日本的外交战略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日本基于“大国化”和增加地区影响力的诉求，采取的是一种“安全上靠美国，经济上靠中国”并进而在中美之间进行对冲的国家战略。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在美国印太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日本真的有能力、有意愿在中美两大国之间对冲吗？或者说，美国是否能够容忍日本在中美之间对冲？中国一直以来就是日本的强劲近邻、美国战略开始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再加上日本长期试图在印太地区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中日、日韩、日本与东盟诸国都有着千丝万缕的重要联系，研究日本的对华外交战略成了一个重要且关键的议题。本文在评析既有研究路径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国际政治局势、地区形势的发展态势及日本自身的战略考量，以新古典现实主义为理论基础，重构了以结构压力和战略认知为关键变量的解释架构，从体系、国家和领导者个人三个分析层析阐释了2010年以来日本外交战略，演绎出日本一直坚定地实行追随美国制衡中国的战略，而并非在中美之间对冲的理论结果。这一研究建构出了新的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模型，从理论上丰富了国际政治理论体系，也对日本的外交战略进行了再认知，能够为中国处理中日关系起到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对既有研究路径的评析

学术界对日本外交进行了比较丰富的研究。二战结束后，日本外交大致经历了经济中心主义、“正常国家论”下的政治大国理念、基于“大国化”的战略外交和价值观外交这三个阶段。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基本上是以日美同盟为基础展开外交政策的，但随着日本对“国际国家”地位地追求和试图不断扩大在东亚地区乃至全球的影响力，日本对于日美同盟的忠诚度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结构压力之下存在不同的表现。关于战后日本外交战略的学术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类认为其实自21世纪以来，日本在中美之间采取了对冲战略，另一类则认为日本并非在对冲，其外交路线仍是明确的追随美国。

（一）认为日本对冲的阐释

通过梳理此类文献可发现，不同学者通过不同的研究视角得出日本在外交方面采取的是对冲战略，其中包括国家定位说、生存安全说与国家利益说。首先，国家定位说从对国家定位的角度展开分析，添谷芳秀（Yoshihide Soeya）认为日本属于中等强国（middle power），其长远战略应采取一种中等强国的中间路线，中国既给日本带来了风险，也提供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机遇，日美同盟在很大程度上从军事上对冲了中国带来的经济危机。澳大利亚、韩国和东盟是日本的天然地区伙伴，也是日本对冲战略的核心对象，随着中美两大国在东亚地区的博弈升温，采取对冲战略更符合日本的定位和国家利益。洛佩兹（Ll. López I Vidal）和安赫尔（àngels Pelegrín）认为，在国际政治中，中小国家为了规避风险并追求利益最大化，往往不会采取单纯的制衡或追随战略，而是会开展对冲战略。日本从其国家定位来看属于中等国家，再加上中日之间密切的经贸合作及日美同盟保障下的军事和安全交往，日本的实力没有强到能够制衡中国，也没有弱到需要追随中国的地步，因此处于中间地位的日本采取的是一种混合遏制和接触的对冲战略。这里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日本是否真的属于中等强国还需探讨；其二，中等强国是否一定要采取对冲战略也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根据郭清水（Cheng-Chwee Kuik）的理论演绎，弱国更偏好选择对冲行为与其本身的脆弱性有关，弱国比大国和强国更频繁地面对外部压力和不确定性，经常需要在与大国结盟或者疏离中选择。不管国际社会稳定还是动荡，弱国或小国受到的影响都会更大，基于弱国本身的属性和国际社会的现实，它们不得不进行对冲并为自身创造更多战略空间，同时会根据自身国家的战略需要组合使用经济实用主义、捆绑接触、有限追随、否认主导和间接制衡五种措施。根据国际政治现实，高风险和高度不确定的国际环境相对于宽容的环境而言反而更会挤压处于其中的国家的生存空间和战略空间，从理论上来讲此时对冲并非最佳战略选择，较为典型的案例是冷战时期，除美苏之外的其他国家更偏向选择北约或华约集团来获得集体的庇护，国家所感受到了国际体系压力不同，其战略考量也会深受不同的影响。因此，国家定位说存在着对国家定位是否准确及简单的逻辑推定是否合理的问题。

其次，生存安全说基于日本的历史经历及危机感展开论述，理查德·萨缪尔（Richard J.Samuels）提出了一种“金发女孩战略”（Goldilocks strategy），这是一种既不制衡也不追随的中间“刚刚好”策略。考虑到由于美国全球实力的相对衰退、中国的崛起及其带来的几乎能与美国媲美的软实力资源和经济发展机会，以及日本任何公然追求完全自主大国地位的举动都会激起邻国和美国的反对等因素，日本需采取一种双轨的策略以避免被抛弃和被牵连的联盟陷阱，走一条既不与中国太亲近也不与美国太疏远、既不过于强硬也不太软弱的对冲之路。此外，萨缪尔通过参照二战中日本的失败史及战后与美国的交往史指出，日本需要平衡国家实力与国家自主性之间的关系，不能太依赖美国也不能太受制于中国造成的威胁，只有选择一条中间路线才更有利于日本的安全。获得安全保障的同时经济受益是所有国际社会行为体的目标，就日本的情况而言，日美同盟始终是美国牵制日本的因素，日本的“刚刚好”战略其实并不能按照其预期的走向发展。凯·古贺葵（Kei Koga）从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因素考量，认为日本在1997年至2005年间及2010年至2017年间实行的都是对冲战略，而冷战后的其他时间均是在制衡中国，他认为需要将对冲放在均势理论的制衡—追随谱系中去定义，对冲是第三种战略选择。但古贺葵对日本的阐述较为琐碎，并且在经济和军事因素难以证实论点之时，随意加入外交因素加以佐证，这对于逻辑论证而言似不严谨。米歇尔·马斯坦杜诺（Michael Mastanduno）、科里·沃兰斯（Corey Wallance）等学者认为，日本担心会产生被美国抛弃的风险，需强化自身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自主性来对冲此风险。生存安全说主要是基于日本岛国及夹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处境进行的论述，日本在美国印太构想中居于支柱地位，就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的国际局势发展趋势而言，尚不存在美国抛弃日本的迹象，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过于强调了日本的危机感。

最后，国家利益说的代表性学者主要有米歇尔·格林（Michael J.Green）和本杰明·赛尔夫（Benjamin L.Self）、艾瑞克·赫金博赫姆（Eric Heginbotham）和理查德·萨缪尔（Richard J.Samuels）、迈克·望月（Mike. Mochizuki）、杰弗里·霍恩（Jeffrey W.Hornung）和蔡亮等。米歇尔·格林和本杰明·赛尔夫认为，日本信奉经济自由主义学说，日本与中国的紧密经济联系刺激了双方的共同战略利益，因此繁荣的中国对日本而言是非常有益的。而另有学者则认为，日本奉行的其实是实用主义原则，经济和军事安全对日本而言同等重要，所以日本需要坚持日美同盟对冲军事威胁，同时发展同样化的伙伴关系对冲经济风险，即日本需要采取的是双重对冲。根据日本外交史可知，在不同时期，经济和军事安全的重要性在日本战略中的地位是不同的，而这种观点其实并未对此做出详细的区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过于夸大了经济影响。迈克·望月持有的是一种混合的观点，认为中国崛起对日本既是机遇也是挑战，1972年至2006年间日本从友好外交变为了混合战略，这种混合包含接触和对冲。由于中国崛起所造成影响尚不明确，所以日本兼顾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逻辑，采取合作性兼竞争性的策略，这种混合策略才最符合日本国家利益。杰弗里·霍恩也强调了日本的积极主动性，认为日本有能力改变地区安全环境，从1972年始日本对中国的策略经历了接触、软对冲再到现在硬对冲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是基于日本要积极应对中国崛起的意愿。蔡亮认为中美竞争改变着国际秩序，日本既想竭力稳定原有秩序又想提升自身国际地位，于是着力构建针对中国的多维对冲安全保障体系和经贸多边制度框架，通过这种对冲策略来实现与中国兼容性竞争。从这些学者的研究中可知，对冲的范围被无限放大了，这就模糊了对冲与制衡、追随之间的边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日美同盟的作用。

（二）认为日本非对冲的阐释

与认为日本在中美之间对冲的观点相对，学术界也有一些学者则认为日本所采取的战略并非对冲，而是一种或者是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追随美国战略，或者是寻求独立自主政治大国的策略，他们从不同角度展开了论述，这些理论包括安全保障说、价值观说和地区主导说。

首先，安全保障说的基本观点是日本需要美国为其提供安全保障，而美国恰能满足日本对安全的需求，因此日本采取了明确追随美国的战略。亚当·利夫（Adam Liff）通过梳理2009年至2018年间日本的安全政策、经贸投资和民意这三方面，认为日本将中国视为安全隐患而非合作伙伴，为了自身安全考量，日本在明确而坚定地追随美国的策略。利夫之后在与肯尼斯·迈克尔韦恩（Kenneth Mori McElwain）合作的一篇文章中阐述了他们于2018年进行的调查实验，这项研究以3000多日本人为对象探讨了日本与自由国际秩序的关系，并得出中国和朝鲜对日本来说都是威胁的调查结论，不管美国针对日本采取何种策略，日本都应该强化日美同盟及与别国的安全联系，以此来平衡中国。詹妮弗·林德（Jennifer Lind）不仅从中国崛起的角度对日本战略进行了考察，还将二战后日本的历史地位纳入考量因素，认为二战后日本一直处于被动地位，无力积极塑造自己周边环境，中国的崛起更加剧了日本的不安全感，因此只能依靠美国。同时，日本践行了一种推诿责任（buck-passsing）的策略，不会为了迎合美国而增强它认为非必要的军事能力，在美日联盟中也不愿承担更多角色。这些研究一方面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另一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存在一种安全决定论的色彩，并夸大了民意的作用。

其次，价值观说认为，日本与美国具有相似的意识形态和民主观念，价值观上也更加吻合，这些都刺激了日本追随美国的动力。价值观外交是日本进入21世纪之后根据自身国家利益及国际形势所做出的战略调整，进而提出“自由繁荣之弧”（Arc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强调意识形态的因素，将中国设定为防范对象，其实质是要借助于美国兴起的新保守主义思想意图从全球范围内遏制中国。铃木·正吾（Shogo Suzuki）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指出，日本与美国更亲近源于更多的利益重合、相似的意识形态和民主观念，中国被视为“他者”（other），甚至是潜在威胁。克里斯托弗·休斯（Christopher Hughes）和辰己由纪（Yuki Tatsumi）等学者认为，日本调整战略及加强与美国之外其他国家的关系也意在强化日美同盟，这是在对美国期待日本在印太地区的角色做出回应，从而在语言修辞到行动上与中国形成区别。安倍晋三（Shinzo Abe）在2015年的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指出，美国与日本具有相同的价值理念和国际秩序追求，美日同盟是日本外交战略的坚定基石。

最后，地区主导说基于日本对地区主导权的追求展开了论述，凯瑟琳·达尔皮诺（Catharin Dalpino）认为，美国对东南亚关注和安全承诺可信度下降，造成类似于权力真空的形态，东南亚国家希望日本发挥地区主导作用，而日本也试图在东亚地区发挥主导权。这种观点并不符合东南亚地区的国际现实，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已经东移，对印太地区的关注度和投放力量未降反升，除此之外，东盟也在发挥着凝聚地区力量和追求“同一个声音说话”的对外形象，就此来看，东南亚地区并不存在权力真空。圭佑·利达（Keisuke Iida）、克里斯蒂娜·戴维斯（Christina L. Davis）和索菲·莫尼那（Sophie Meunier）等学者认为，日本与中俄领土争端恶化，需要以TPP为平台强化日美经贸纽带，发挥经济功能外溢作用，增强日本外交能力，缓解政治紧张度，这对日本追求在东亚地区的主导性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学者们从国家定位、生存安全和国家利益的角度阐述了日本采取的是一种对冲战略，日本中等强国的定位、美国对公共安全产品供应的意愿和能力、中国经济发展为其提供的机遇和挑战等因素刺激了日本寻求在大国之间寻找平衡，这从逻辑上来讲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具体到日本自身情况可以看出，日美同盟在日本的国家大政方针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在中美之间从包容性竞争向对抗性竞合态势转变的过程中，作为美国印太桥头堡的日本之战略选择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被压缩。虽然日本主要在军事安全上依靠美国，但是美国在科技及经济援助方面对日本也极具诱惑，因此，随着日本将中国视为“威胁”，对于日本而言必然会产生“西瓜效应”。持有日本非对冲的观点从美国能够提供安全保障、日美之间共同的价值观以及日本对地区主导权的追求等角度认为日本在走追随美国之路或构建“政治大国”的图景，但是这些研究在逻辑构建中要么存在安全决定论的意味，要么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都未能建立科学的分析框架。基于此，本文在对以往研究进行批判性吸收的基础上，通过对新古典现实主义模型进行演化，提炼出了结构压力和战略认知两个关键变量，从体系、国家和个人三个分析层次展开论述，搭建了自2010年日本外交战略的逻辑架构，使得文章更具理论性和科学性。

二、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基础上的模型建构

统观当前国际局势，一方面，中国综合影响力在不断提升，其对外战略从韬光养晦转向积极作为；另一方面，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有了一定程度的衰落，尤其是受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影响，美国收缩了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力度，其承诺的有效性与可信度也有所下降，中美两国之间出现了由原来的包容性竞争逐渐转变为对抗性竞合的风险。处于中美之间的众多利益攸关国的战略选择空间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挤压，在此过程中，日本的外交战略也发生了微妙变化。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关于对冲的概念，学术界尚无共识，但是国内外不同学者已对其进行了广泛研究。对冲（hedging）一词最早来源于金融学领域，20世纪90年代末罗伯特·萨特（Robert G. Sutter）和罗伯特·曼宁（Robert Manning）将金融学中的对冲概念引入了国际政治领域，分析了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应如何对冲以及如何主导印太地区模式的问题。之后，国际政治学者逐步将对冲当作重要概念来分析国际问题，其中既有基于对冲内涵的研究，亦有就对冲类型、对冲的主客体、对冲能力及对冲的影响进行的论述。在综合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可将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对冲作如下定义：所谓对冲，是指在包容性竞争的国际环境中，夹在两大国或集团中的国际社会行为体为了规避风险和获得收益而采取的一系列灵活组合策略。因此，就对冲的主体而言，此国际社会行为体必须具备完全独立自主外交决策能力，且与两大国或集团有紧密的利害相关关系。就对冲的形态而言，包括接触、嵌入、有限追随、防范、束缚、合纵和牵制。其中接触、嵌入和有限追随属于合作性对冲形态，防范、束缚、合纵和牵制属于竞争性对冲形态。对冲战略处于大于防范小于制衡、大于接触而小于追随的区间之内。

结构压力是指国际环境的紧张态势对行为体的影响程度。结构压力会受到体系刺激、地区局势、地缘政治等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国际政治结构或者国家的“位势”有密切的联系。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认为，国际政治结构由三部分组成，即排列原则、单元所具有的功能及单元间能力的分配。由于体系排列原则和单元的功能都具有一定意义上的稳定性，所以单元间能力分配的变化对于国际体系转变的影响最大，在无政府状态之下，国家会时刻注意其权力位置的变化，约瑟夫·格里科（Joseph M. Grieco）由此认为国家是“位势主义者”（positionalist），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位势竞争”（positional competition）。“位势”的变化会作用于国家的结构压力，继而对外交战略产生重要的影响。

战略认知是指国际社会行为体根据影响自身利害的形势所做出的研判，这涉及到国家对自身战略定位和国家能力的准确把握，其中领导人的意象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战略定位是国家根据国际形势及自身所处境况和发展方向而做出的国家战略判断，战略定位能够影响国家对国际体系刺激的反应以及权力结构转变的方式。二战时期，日本具有浓厚的军国主义色彩，但其在二战中的失败和美国的改造重新建构了日本的战略定位，反军国主义规范限制了日本采取强势外交。领导人的意象能够从个人层面作用于战略认知，罗伯特·杰维斯（Rober Jervis）认为，国家决策者在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很容易发生错误知觉，并且大多数错误知觉都是在夸大对方的敌意，从而视对方为具有冲突意愿的对手，这种知觉对于决策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影响战略认知的第三个要素是国家能力，它是指国家进行内政外交的能力，与国家实力的区别在于，国家能力还包含将国家实力转化为政策和实际行动的层面。战略认知受到结构压力的影响，而一国的战略定位、国家能力和领导人的意象也是战略认知的重要影响要素。

（二）理论基础

本文的理论基础是新古典现实主义，阐释了政策反应的多重复杂建构过程，这不仅表现了体系要素的影响，而且国家这个棱镜对此的认知和应对也会带有不同国家类型、强弱各异的国家能力等特征。通过对某些分析层次和关键变量进行调整，本文根据当前国际政治的现实建构了新的理论模型，具体如下：

如图1所示，在这一理论模型中，从体系层面来讲，体系刺激深刻反映了全球体系的变动，这里的体系刺激主要是指整个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形态，冷战时期的两极世界格局随着苏联的解体而结束。进入后冷战时代，先是表现为美国的“一超”霸权形势，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出现了“一超多强”的形态。所以，此处所讲的体系刺激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之间从包容性竞争向对抗性竞合转变的国际形势。从国家和个人层面来看，国家受到结构压力和战略认知的双重作用，体系刺激既会对结构压力产生作用，也会改变一国的战略认知。具体而言，战略定位、领导人意象以及国家能力在受到相互作用及结构压力影响的同时会对一国的战略认知产生作用，在这个层面上既包含国家要素，也包含个人要素。通过对结构压力和战略认知的综合反应，国家会基于对避险-获益的不同偏好而做出不同的政策反应，对于一些在国际发挥重要作用的利益攸关国，其某些政策反应可能会带来国际影响，进而作用于体系，形成新一轮的逻辑演绎过程。

（三）基本逻辑

在梳理影响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的基本逻辑之前需要稍加阐释国家利益这一概念，本文将采用前景—威胁理论来对此进行说明，而此理论也恰好符合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模型。前景-威胁理论结合了政治心理学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和政治科学中的威胁平衡理论（Balance of Threat Theory），通过将威胁程度设定为领导人对收益和损失前景的参照点，认为威胁的高低会影响一国战略的关注方向，高度威胁会使决策者更为关注规避损失，而低度威胁更会偏向获得收益。因此，国家在进行趋利避害选择时不仅需要考量国家自身发展目标，还需要对前景—威胁做出合理的判断，同时在进行国际社会的交往时亦需要对国际环境和地区环境准备把握。

在影响日本外交战略的要素中，结构压力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日本所受结构压力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中美对抗性竞争的加剧和美国对日本的高压攻势（powerplay）。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暴发、中美竞合态势的升级、逆全球化现象的不断涌现都刺激了国际社会的原有状态和表现模式，国际政治领域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新常态。美国在亚洲习惯构建非对称同盟，对弱小盟友的行动施加最大程度且具排他性的控制，形成一种高压攻势，基于这一形势，美国在东亚地区建立了一系列双边同盟，其中美日同盟就是美国战略中重要的同盟关系。当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之后，此关系进一步扩大了美国对日本的主导自由权，然而日本的战略选择却受到了严格限制。在当前中美对抗性竞争升级和美国对日本高压攻势的作用下，自2010年以来日本所受结构压力增强了，继而其自主战略空间会受到挤压，继而利用社会交往理论，以固有的日美同盟为核心，实行“美国+N”的策略。

战略认知是分析日本外交战略的另一个关键变量，它受到意识形态差异、对地区主导权的追求、中国在东亚地区及全球影响力的扩展等因素的影响。早在2006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提出构建“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倡议，2012年提出“亚洲民主安全之钻”（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的构想，2016年又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Free and Open Indo Pacific）这一地缘政治概念，这些提法都反映了日本对意识形态的强调，以此来抗衡和牵制中国。而日本也一直欲在东亚地区建立地区主导权，通过摆脱战后体制，以经济和“价值观外交”等形式塑造日本的战略目标，日本对中国的认知其实在发生不断的变化，中国经济发展给日本带来巨大的发展红利，所以一段时间内日本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但随着中国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实施，中国与沿线国家和行为体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加剧了日本的战略焦虑，通过对日本战略定位、国家能力及领导人意象的综合反应，日本对中国的认知从合作伙伴逐渐向“安全威胁”转变。根据前景—威胁理论，对日本而言，就避险和获益相比，其对安全保障的追求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对收益的渴望，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反向利用联盟的陷阱，在“被牵连”（entrapment）和“被抛弃”（abandonment）之间寻找更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战略。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推导出结构压力和威胁认知影响日本外交战略的因果机制。

假设一，当日本所面临的结构压力较大、战略认知中的避害倾向上升时，日本会坚定采取追随美国的外交战略；

假设二，当日本面临的结构压力较大、战略认知中避害倾向下降，或结构压力较小、战略认知中获益倾向上升时，日本外交政策会具有较为充足的对冲空间，促使其倾向实行对冲战略；

假设三，当日本面临的结构压力小、战略认知中避害倾向下降获益倾向上升时，会促使其最大可能性的实行对冲。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竞合关系的复杂变化如图2所示，自2010年以来日本所受到的结构压力不断增强，作为利益攸关国，日本的战略空间不断缩小，再加上日本逐渐将中国视为“战略威胁”，在这种紧张态势下，基于对前景—威胁的判断和趋利避害的偏好，日本强化了日美同盟，同时巧妙利用联盟的陷阱，发展与多国的伙伴关系。从以上分析可知，自2010年以来日本既无能力也无意愿在中美两国之间实行对冲战略，明确地以日美同盟为中心追随美国，同时牵制和遏制中国是日本的外交战略特征。

三、2010 年以来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的实证研究

2010年无论对于日本，还是对国家社会而言都是非常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正是在这一年，中国经济实力赶超国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奥巴马政府开始实施战略重心东移的政策，之后其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不断升级和深化，中美之间在经贸、高科技等领域的竞争也在不断强化。随着中美关系从包容性竞争向对抗性竞合转变，以及东盟在地缘政治方面开始在地区局势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以对冲战略为核心为自身营造较为宽松的战略选择空间，这对于处于中美两大国之间及想在东亚地区建立地区主导权的日本而言，其所感受到的结构压力骤然上升。日本的国家能力虽有所增强，但总体而言尚不足以直接抗衡中国或摆脱美国的桎梏，但是追求政治大国和“国际国家”一直是日本外交的追求，因此，这就有了“俯瞰地球仪外交”等外交构想。基于意识形态差异、“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影响及中国与日本相近的地缘等因素，日本逐步将中国视为“战略威胁”和“安全风险”。结构压力的增强和日本对中美战略认知的差异共同促进了日本自2010年以来坚定地追随美国。

（一）2010年以来日本的结构压力不断增加

从上文的理论分析可知，影响结构压力的因素主要包括体系刺激、地缘政治博弈以及日本的国家位势等方面，具体到国际政治现实则表现为，中美关系方面战略竞合不断升级、中国“一带一路”的发展增加了日本的战略恐惧、东盟重回对冲的轨道，这些因素都刺激了日本结构压力的增加。

首先，中美战略竞合升级，这从体系层面对日本的对华战略产生了刺激效应。从奥巴马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不断将其增加其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部署。奥巴马政府时期，开始将约60%的战舰转移至此地，同时将空军力量中心也逐渐移向太平洋，到拜登时期的重启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QUAD），宣布达成澳英美三方安全合作协议（AUKUS）等。美国与中国在太平洋全面展开博弈，比如在第一岛链海域开展军事部署，与中国进行地缘军事博弈，在海上联通方面部署“军事基地链”等展开经济博弈，同时在中国周边海域宣扬“航海自由”遏制中国海洋声索权。美国制定《2018年亚洲再保障倡议法》，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领导力，一方面向“印太”盟友提供安全上的再保障，另一方面向伙伴国显示美国主导“印太”地区的决心。美国认为，当前“印太”地区的国家遭受到了某些威权修正主义国家（暗指中国、俄罗斯、朝鲜，尤其强调中国）对地区国家主权、繁荣与和平的威胁，美国要在提供安全保障的同时加大对人力资本技术方面的投入。拜登在2021年10月26日的东盟美国峰会上表示将拨款1.02亿美元亿用以在“印太”地区扩大美国和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为东盟成员提供4000万亿剂新冠疫苗和2亿多美元的紧急援助。虽然中国一直致力于203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但美国以惯有的冷战思维将中国视为其霸权的争夺者。美国不断在高新科技领域、意识形态领域及地缘战略上强化针对中国的竞争，分别体现为：美国商务部在2020年4月出台“出口管制法规”扩大对中国的军事终端用途的转让管制，限制中美人文交流，在涉港、涉疆、涉藏等问题上不断抹黑中国，美国在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上不断制造摩擦。中美从原来的包容性竞争转向了对抗性竞合，日本在其中具有某种战略上的“焦灼感”，一方面日美同盟在日本外交战略中处于重要地位，尤其是在安全方面日本需要美国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与日本建立了密切的经贸合作关系，为日本经济提供了发展红利。但是相对而言，在中美竞争增加了日本结构压力的情况下，日本会更坚定地追随美国，这是因为，对日本而言美国的安全保障具有无可替代性，并且美国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创造力及其对日倚重的政策，使得日本追随美国具有更强的动机。基于此，为了强化日美同盟，日本政府计划从2022年开始将在驻日美军的驻军费用从2020年、2021年的2017亿日元的基础上增加500亿日元，试用期为5年，这也超过了1999年的2756亿日元，成为历史上日本负担驻日美军费用的最高纪录。

其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使得日本认为其所受结构压力上升，这源于其地缘政治逻辑之下的战略反应。其实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中国威胁论”最早始于日本，因日本与中国相近的地缘位置、中国在经济和国土等体量上的优势使得日本对中国的发展尤为敏感。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至2021年10月22日，已与141个国家和包括19个联合国机构在内的32个国际组织共同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这大大增强了中国在沿线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重要性。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继续增长，其中包括对56个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和服务外包。“一带一路”项目对于激活金融机制、减少数字鸿沟、推动全球合作机制的构建及对传统中心-外围理论的超越都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且“一带一路”倡议逐步与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对接，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中俄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项目及伙伴外交的构建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中国逐步成了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提供者。这些影响刺激了日本的战略恐惧，使其一方面担心自身在地区合作中被边缘化，另一方面也担心中国会“威胁”日本的生存安全，因此，日本不仅拒绝加入亚投行，还采取诸如推动CPTPP、“亚非增长走廊”、“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计划”等措施与中国相抗衡。2013年安倍政府提出口号为“日本复兴战略：日本归来”的安保三箭，通过大胆的金融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和促进民间投资的增长策略振兴日本的经济。同时以“战略性外交”和“俯瞰地球仪外交”为指导，在后疫情时代积极引领自贸谈判，着力在地区经贸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在2019年的日本国家政策中，安倍政府继续坚持日美同盟，加强与相同价值观的国家开展合作。2020年的菅义伟政府和2021年的岸田文雄政府同样强调日美同盟在日本外交中的基石作用，从其不同政府时期的国家政策可看出日本构建抗衡中国的“小圈子”的程度不断深化。

最后，东盟地区影响力的增强及重回对冲战略的趋势进一步降低了日本主导地区局势的可能性，这影响了日本在东亚地区的位势强弱。自冷战结束后日本就一直朝着“国际国家”的方向努力，其对自身的定位也逐渐从“西方大国”向“东亚大国”转变，日本先后提出要将太平洋变成“内海”的构想和构建“东亚共同体构想”。尤其是2010年以来，日本追求东亚主导权的节奏明显加快，日本将继续运用构想力，在各领域发挥“独有的首创精神”。但是，在此过程中，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作为东亚地区最大的地区组织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东盟作为一个整体经历了争取中立但向美国倾斜（东盟成立至冷战结束）、实行对冲战略（冷战结束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向美日倾斜（1997年金融危机至21世纪初）这三个阶段的战略调整，重新回到了新时期新形态的对冲战略。东盟强化了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关系，2003年中国和东盟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这些都使得自2009年起中国就成为了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并达到了降低对美日的经济依赖的客观结果。同时东盟改善了与印度的关系，强化了与俄罗斯、欧盟的合作关系，以此来防范中国。此外，东盟还通过倡导亚欧会议，主导“东盟+”合作框架（如“10+3”，“东盟+中日韩”的框架）、东亚峰会等合作机制与合作框架吸纳对象国和其他大国建立多边外交，对欲主导东南亚地区的大国形成规范性和制度性的约束。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日本原本依靠经济（尤其是日本在东南亚诸多国家大体量的FDI）在东亚地区的比重优势，随着东盟整体对冲的影响，日本在继续追求其东亚地区主导权的挑战将会越来越大。

（二）2010年以来日本对华战略认知的变化

战略认知主要阐述的是国际社会行为体对影响其自身利害关系的形势的反应，这涉及到整个国内政治系统，但领导人意象、战略定位以及国家能力这三个要素大致包含了国家和个人这两个层面的内容。2010年以来日本调整其战略定位的基准始终是日美同盟，在此基础上推动“俯瞰地球仪外交”，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构想。首先，就领导人的意象来说，从2010年菅直人政府至今的7届日本政府中的5位首相虽对中国的认知各有差异，但这种差异只存在于牵制中国的程度强弱上而非本质上，自冷战结束后“中国威胁论”一直深刻塑造着日本的国家战略。这些因素综合影响了日本对其自身战略的认知和对中国、美国及东亚地区的预期，按照前景—威胁模型，日本会更偏向于规避它所认为的安全风险，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的考量比重并不足以超过日本对美国安全保障的需求比重，而2010年以来日本的外交现实也恰恰证明这点，明确的追随美国而非对冲是基于其这些战略认知的战略选择。

其次，在分析日本的外交政策时，尤其要重视日美同盟基石上的日本战略定位。自2010年以来历届日本内阁的基本方针都在不断强化日美同盟的重要性。菅直人政府在施政演讲中认为日美关系是日本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主张日美同盟为外交的基轴，在此基础上加强与亚洲各国的合作，着力构建东亚共同体。野田佳彦政府也认为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和安全的关键，在此基础上建立开放多层次的网络，推行务实外交和国际合作中的“全体外交”。2012年12月安倍晋三上台后，强调深化日美同盟关系，同时开展“保护并主张国家利益的外交”。之后的安倍晋三政府、菅义伟政府及岸田文雄政府同样认为日美同盟不仅对于日本的国家安全，也对印太地区的和平繁荣乃至全球的稳定与发展都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日美同盟作为日本外交及安全政策中的基石将不会发生方向性的变化，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积极和平主义”“一亿总活跃计划”“俯瞰地球仪外交”“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战略”“强化与拥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的合作”“大力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构想”。虽然日本签署了RCEP，但仅在签署的两天之后，即2020年11月17日，日本和澳大利亚就“互惠准入协定签署”达成基本一致，日澳建立了准军事同盟关系，并积极表态希望美国继续在其间发挥主导作用。日美同盟已深刻影响了日本的内政外交，不仅如此，两国同盟的强度在不断加大，所以在分析日本国家战略及其与相关国家关系时需要着重考虑日美同盟的作用。

最后，综合来看，日本的国家能力虽呈增强态势，但是在很多方面与中国依然存在差距，这对于致力于建立区域主导权的日本而言，中国的发展给日本带来了战略和安全焦虑，进而影响了日本对中国的战略认知。根据全球火力指数（GlobalFirepowerIndex）2021年的数据显示，通过对军事、财政、物流、地缘等50多个指标进行综合评估，日本的火力值为0.1599，居世界第五位，从2011年至2021年（2013年无排名）其火力指数排名分别位于全球第9、第17、第10、第9、第7、第7、第8、第6、第5、第5，通过排名可知日本的全球火力指数排名在波动中呈上升趋势。但是相较于中国，日本的火力指数排名一直位于中国之后，2021年中国以0.0854的火力指数在140个国家中排名第三，仅次于第一位的美国（0.0718）和第二位的俄罗斯（0.0791），而纵观2011年以来的数据，中国一直稳定在美国与俄罗斯之后，居于世界第三位。此外，中国国家创新能力也在提升，根据《国家创新指数2020》的数据显示中国已超过新加坡，比去年上升1位，排在世界第14位，虽然日本的创新能力表现优异，但中国创新指数的发展趋势比较突出，逐渐成为印太地区乃至全球创新发展的新亮点。

综合来看，由于2010年以来中美之间从包容性竞争向对抗性竞争的转变，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扩展及东盟地区影响力的增强使得日本所感受到的结构压力增加。同时在日本的大政方针中，日美同盟始终起着基石的作用，日本的国家能力虽有所强化但某些方面已被中国超越，再加上日本领导人视中国为“战略威胁”且引起了其策略反应，因此在日本的战略认知中，强化日美同盟成为了必然选择。在结构压力增强和对中美截然不同的战略认知之下，坚定而明确地追随美国是2010年以来日本外交的典型特征。

四、结语

通过上述理论和实证分析可知，2010年以来，日本不仅没有在中美两国之间实行对冲战略，反而采取了明确的追随美国、牵制中国之策，尤其在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震荡之下，日本强化日美同盟的倾向更为明显。这不仅是由于日本受到的结构压力在不断增加，也是基于其战略认知的变化，主要表现为，2010年以来中美之间战略竞合态势逐渐升级，使得与中美利益相关的日本的战略选择空间受到了挤压。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步步升级，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最为重要的盟友之一的日本受到了美国的高压攻势，一方面只能迎合美国的战略需求，另一方面也吻合了日本对安全承诺的需求。而中国影响力的急剧上升及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发展倡议增强了日本所谓的不安全感和战略恐惧。同时，东盟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的作用不断扩大，巧妙利用对冲战略在大国之间寻找平衡之术已获得利益的最大化，进而降低了日本获得地区主导权的可能性。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刺激了日本结构压力的上升。尤为重要的是，在日本的内政外交战略中，日美同盟始终是基石，不管“俯瞰地球仪外交”“价值观外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构想”等如何推进，日美同盟的轴心永远是基本的底色。再加上自2010年以来日本国家能力虽有所增强，但尚不足以直接抗衡中国，且中国在经济、科技创新、国防等方面发展迅速，更强化了日本领导人构建中国“威胁”的意象，同时，日本认为只有把美国留在印太地区才能有效地打击中国不断扩大的影响力。通过研究可得出，日本并不满足对冲的主客观条件，日美同盟限制了日本的独立自主战略能力，其对中国敌意的上升也进一步固化了其对日美同盟的坚持，所以日本并无能力、也无意愿在中美之间进行对冲，而根据2010年以来日本的外交现实可知，日本在坚定地走追随美国之路。

基于此，中国在与日本进行国际交往的过程中，协调日本对冲空间存在的土壤并不存在，这应成为我国在处理中日关系时的重要参考。首先，需要清楚认识到，日本基于结构压力和战略认知所实行的追随美国的政策符合其地缘政治博弈逻辑。在考量日本问题时，已经无法孤立地审视日本自身的外交力量，需着重考量的是日本外交政策中的美国因素。其次，日本是否存在向对冲战略转变的可能性。这就需要双方一方面加强经贸合作，开展务实合作，另一方面中国可在国际传播中强化对和平发展的一贯坚持和主张，并积极营造亚太地区和谐共存的氛围。最后，可积极努力创造使日本转变外交政策的环境。中国和日本共属儒家文化圈，且有中日四份政治文件的基础，两国在深层文化上具有较多的沟通弹性和途径。但不管怎样，在中国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及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背景下，中日需要增强战略互信，求同存异，努力构建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

来源：《东北亚论坛》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