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佑:说乡情还轻——浙大吾兄姚先国教授印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75 次 更新时间:2007-04-23 21:5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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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世佑 (进入专栏)  

  

  近年来,在疲于应对师友的稿约时,总觉得还应挤点时间,为遥守西湖牵念我的姚先国教授写点什么,却又不知从何写起。倘若某些不便言说的感受很难用文字去表达,那就不如深藏于心,伴我余生走天涯。

  最近,先国兄以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首任院长之身份飞抵京师,出席成思危先生主持的中国管理学会的成立大会。此会甫竣,他就抛开众多会友与城区师友,转道昌平探问寒舍,还住在这昌平小镇的旅馆,次日上午再奔机场返航。不巧正值我校首届历史文化节期间,我除了授课,还要连续安排各场学术报告,很多细节都得由我一一落实,无法托人代劳,仅仅在他到来的那天晚上,邀集周围几位湘籍教授,在“湘菜王” 陪饮三小时,就不管他了。这大千世界,不能两全者,原本就何止忠、孝一对。

  一个多月过去了,我的心田总是空荡得只能由歉意来填充。虽然此兄再三说过:不必在意,电脑随身,亦欲静心处理案头诸事,但那是他善解人意宽慰小弟而已,在这远离闹市的京北昌平,除了我一家之外,都是他的陌生世界,他是专程为我而来。何况,作为浙大同事,大老远跑到昌平一隅登门看望,他是唯一的;再说,他作为大我四岁的兄长,已是三访此间,足可感动昌平,何况是被访者;而我在浙大遗留的博士生已经带完,返杭回访的时机已在递减了……

  世人常言,茫茫人海,相逢容易相知难,其实,相知有时也很简单,就凭一种感受,并不取决于交往次数之多寡与时间之长短,其难处仅仅在于,这种感受的有效性是基于彼此的互认,并非单方的多情,至少要像北京人所说的“对脾气”。 也许在浙江的师友眼中,姚先国转道昌平远访郭世佑,就是来看湖南老乡,如此而已。这也难怪,曾国藩时代的乡情已让湘人光溢九州,早就留下一种刻板印象。其实,无论来自何邦何郡,乡情不过是相聚的门票,至于相知与否,却是因人而异,人以群分。若以乡情论,湖南人就远不及浙江人抱得更紧,很难像宁波人那样,先抢一个上海滩,再说分羹;也难学齐心合力的温州人,到处建起“温州村”,以“中国的犹太人”自居;还有齐声扔掉“鸡毛换糖”货郎担的义乌人,说扔就扔,摆出“中华第一市场”来,还有率先尝试股份制的温岭人,四邻互助,货畅五洲。

  1993年冬,我携妻小落户杭州大学,承蒙有过共事之谊的浙江丝绸工学院马列部谭劲松兄之引荐,结识他的湘省党校学友——浙大对外经贸学院常务副院长姚先国教授,加上住在我前楼的校友——本校中文系教授廖可斌,四个所谓“洞庭之子”,各携妻小,开始互相走动。对我来说,初落此间,除了向校长沈善洪先生力荐东来的郑云山教授之外,近乎举目无亲,而且甫闯“天堂”的那个冬季还格外寒冷,风雨如沱,孤独自尝之滋味,实不亚于“北京人在纽约”,浓浓的乡情就成了漂泊停航的港湾。

  当时,全国高校的工资收入普遍偏低,一家三口的往返车费不菲,遑论机票,加上杭州与长沙之间至今都没有始发列车,连过路车也只有上海至长沙那一趟,寒假的车票还特别难购,不比立足之后,会有师友襄助一切,我经得双亲同意,春节期间就尽量避开人潮,放弃回乡。至于姚、谭、廖诸公,或双亲在侧,无需远归事孝,或与我境遇相近,暂缓返湘,四合一的会盟就成了彼此家聚的盛大节日。

  大概不会有人以为我们是心胸狭窄搞小团体。故园千里,节庆思亲,即使创业再忙、思想再开放的人,恐怕也得把咱们中国人的过年当一回事,即使再优秀的男儿,也需要相互倾诉与慰藉。当杭州人自恋似的“天堂”意识还显得有点生硬时,客居异乡者身上那与生俱来的地域文化就不难乘虚而入,栩栩生风。乡音本来就是高朋满座的入场证券,老少皆宜。你听不懂越剧台词不要紧,总不至于听不懂花鼓戏和湘北方言,而顽童式的姚兄就是既喜唱花鼓戏又爱说笑话的高手,不妨凝聚在他的周围,放松一下。虽说彼此都有自己的专业与教职,都不太清闲,特别是姚先国,他还有兼职,应酬也多,像一条欢蹦乱跳的活泥鳅,但每年都得合聚那么三两次。餐馆消费时,买单一节都是生性豪放的经济帝国主义分子姚先国的专利,其余都很自觉,不和他争。春节期间,此兄还出手大方,给各家子女发红包,送礼品,以代家长之职,扬节庆之喜。如果谁要以红包回赠姚府,他却峻拒不允,一点也没有“双赢”的影子。他馈赠小女的四巨册《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就曾伴随她的童年,如获至宝,连上卫生间都要携带两本以上。小女长大以后,清点行装时,还把那四巨册压车远旅,依依不舍。

  后来,老浙大四校归一,虽然彼此更忙,但毕竟已属同校,见面就更方便。在体育场东侧我的新、旧两庐里,两个客厅都不足八平米,姚兄都带着妻小驻足用餐,不嫌其陋。谭、廖两家之屈访,亦大致如此。

  与吾等三人相比,姚兄算是“老杭州”了。在那“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时髦岁月,他凭借名扬乡里的聪慧与调皮,批红带唱赶上那班船,负笈安徽大学外语系,羡煞四邻。当高考制度迅速恢复时, “工农兵学员”弃如敝屣,并不畏考的姚先国为了维护“工农兵学员”的形象,就摆出“毕其功于一役”的架势,抢先一步考上研究生,荣膺鹗荐,仙桂青云。他考的还是名城上海,进的是名校复旦。不惟如此,他把中华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指令摸得很透,专挑一个与“先富起来”最有关联的经济学专业,还选投名师蒋学模之门下。毕业之后,他转身插入上海人的后花园,加盟于路甬祥领衔的浙大,参与经济学科之创建,白纸黑字,铁画银钩。在我国的劳动经济学等领域,就层垒着他的学术之声。后来,钱塘江畔的经济学科就由他与师弟史晋川联袂托起,称霸一方。

  仅凭先国老兄这几招,就让我明白,这是一位很能把个人才智与个人效益一同最大化的经济学苗子,一位表里如一的绝顶聪明者。若以智商论,此兄的头发掉得早,率先让地方支援中央,那是理所应当的,如果他不绝顶,那才奇怪,反正没有哪个经济学的英俊男生与漂亮女生会笨得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对姚老师求全责备。惟其如此,他就常以“绝顶”的容貌自残发乐,其心态还能保持得比一般师长要好,毫无后顾之忧。几乎每次聚餐时,他都请弟子作陪,其中似以女生偏多,还不乏兰蕙柳絮,可与浓淡相宜的西子保持一致,而且彬彬有礼,豪饮如师。凡此种种,我都有所领教 。相比之下,史学门庭就只有向隅而泣了。不过,我并不嫉妒姚门的这份富足。时当经济帝国主义,早已告别全国人民评《水浒》、批孔孟的毛泽东时代,娇娆学子也得与时俱进,她们连化妆的时间与经费都不够用,还会有几个愿意自讨苦吃去效曹大姑追李易安呢?识聚之初,年轻有为的文学史教授廖可斌好像还有点心气不平,这也难怪,美女原本就是文学之源,怎么不加商量就跑到经济学去了?

  人要是有魅力,就没法不让人喜欢,如果仪态与心态也都可爱,那就如虎添翼了。先国兄虽无掷果盈车之姿,但那露顶发光的模样不无喜剧效果,快要赶上葛优了,他还以“五十岁的年龄,六十岁的容貌,三十岁的身体,二十岁的心态”作为自述式的口头禅,不打自招,以免坐等他人挖空心思来取笑。可惜一大一小的谭、廖二位不领情,还是没大没小,紧紧抓住“六十岁的容貌” 不放,充分利用谈资。我虽有点偷着乐,但并不对此加油添醋,因为在我看来,姚是兄长,大一天都不同,尤其是他不像“老干部”劲松兄那样,自己装得正经,还喜欢挑逗别人。再说, “六十岁的容貌”还多少显得德高望重,其中既得益于先国兄的亮顶发式,也同他平时的过度操劳不无关系,创业的艰辛只能使亲者痛,友者讥则应适可而止。至于“三十岁的身体,二十岁的心态”,不啻超凡之力对睿智与勤劳者兼蒙受讥讽者的一种巨额补偿,身体的本钱毕竟比容貌更能经久耐用,年轻的心态尤能倍添人生乐趣,延缓衰老。也许这人间之外还真有一个可叫“上帝”的力量存在,还能把物质不灭定律贯彻到底,偶尔显示一份仁慈与公正。

  惟其身体健壮,先国兄的精力旺盛异常,工作起来可以通宵达旦。他的办事效率很高,睡眠效率尤甚,既能坐着睡,也能利用出访排队的空隙站着睡。当他坐睡时,不仅入睡的速度准比上海的磁悬浮列车还快,而且很会照顾自己,鼾声起伏,催眠自娱,既经济,又“生态”。其鼾声之猛,庶几与学问齐名。记得有两次在浙江省人文社科规划课题的评审会上相遇,他是经济学学科组组长,我忝历史学学科组组长,主持人曾骅正准备宣布组长碰头会开始,他就呼噜呼噜起来,声若洪钟,还挺有节奏,等到集体合唱式的笑声把他闹醒,他毫无羞涩,迅速投入口水战,时而雄辩滔滔,有如大江东去,时而装疯卖傻,旨在蓄势待发。只要此兄在场,就不愁没有笑声。我曾设想,万一有朝一日浙大关门了,全国的教授也都下岗,连此兄的所有校外兼职都解聘了,那么,他肯定属于率先抢到饭碗的那一波,最好是让他去演小品,编相声,我就不信赵本山、陈佩斯、冯巩、姜昆们还能在他面前牛得起来,至少他的生存成本很低,自编自演一条龙,无须仰仗他人。更有甚者,无论是演员,还是观众,多数人至今都不明白,真正的幽默是离不开智慧的。而智慧云云,既需要从生活中发现和提炼,也有待与中外典籍中的智者对话,那才真叫电视广告所呼的“浓缩的精华”, 谈何容易,逗稚的把戏毕竟不可久玩。

  初识姚公时,年齿最长的谭兄夫妇对他逗归逗,赞归赞,近乎追星崇拜。他俩背后称好还不够,还不惜当面夸出一堆,我对此不太习惯,快要怀疑二位的见识与人品了。后来,与先国兄接触多了,才发现,冤枉好人原来不过举手之劳,傲慢的偏见是最容易伤人的,还能波及一片。如今倘若要我用一两句话来概括姚先国,哪怕是只说好话,不说坏话,我都有点为难,因为此兄的长处还不是三言两语就能道清,只能说来话长。

  在下混迹学堂有年,阅历虽浅,多少也算“阅人无数”了,但像姚先国这样复杂的多面手还是少见。古人常以“智勇双全”难求,就依此赞誉强者,其实,如果仅有智、勇两项,顶多只比许多体育竞技者好一点,至于真正的强者,还得有度,还应有情。惟有智、勇、度、情四者兼备如演义中之关羽者,方能称“全”,方可谓强。人生得此四全,尤属难于蜀道,举世无多。若以我的孤陋与偏好论之,先国吾兄可以勉为其难矣。

  此兄的履历已经表明,以复旦研究生学历迅即取代安徽大学“工农兵学员”之身份,走近中华学术之名流,还筑巢于钱塘,创业于浙大,书生占山之神速,名城、名校、名师、名专业“四名”之齐全,莫过于此。而且他也学有专攻,并非有名无实的虚幌者,也不是 “男子无才也是德”的无才者,如果称他“有智”,大概并不过分。他的两片嘴唇只说一种话,而且嘴随心动,既不会当面与背后不一样,也不会口心迥异,而是坦诚率性,无须设防;面对小人与无赖,可望鸣凤朝阳,单刀直入,谁要行凶唬他,他还挺来劲,还说自己也练过武功,虚张声势,还常以“湘西土匪”自喻,不管对方是否知道八百里洞庭与人民解放军“湘西剿匪”的故事并不搭界;他秉持学者底色,矢志求真,即使惹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都不高兴,也只认“求是”校训,惟求心底塌实,我行我素随他去;据说,当游行的高潮早已过去,明明不能再游了,他却依旧带头振臂呼喊, “一蓑烟雨任平生” ;凡此种种,说他“有勇”大概也过得去。新浙大组建时,各校区、各学科都在吵吵闹闹,有的至今还没闹完,他却携同师友,以常务副院长之身份,大刀阔斧地把三个校区的经济学科整合成经济学院,按辔徐行,举重若轻,硬是提早营造出一个“和谐社会”来;当三个校区的同事齐声称道姚先国还没完,他又奉校方之催,策马前奔,步履艰难地创建公共管理学院,一如倒屣迎宾,握发待士,包容四方,扬长避短,还呕心沥血地编出一个最优化的配置方案,硬是把管理学一级学科的博士点拿回玉泉,为建院鸣锣奠基;个中神采,除了智、勇,岂非“有度”?更有甚者,不管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是如何挑战伦理道德之学与实的,姚先国却是一个情重于利,义比山高的经济学另类,还不能完全忽略不计。君不见,无论在经济学界,还是管理学界,无论在亲人、师长、同窗与弟子中,还是在朋友、同乡与同事中,赞诩声声一如渔歌潮起,到处逢人说项斯。

  固然,此兄无论怎么出色,至今也不见其赞划庙堂,运筹帷幄之动静,没拿出什么名震藩垣,闻达四海之伟举。不过,庙堂动静也罢,闻达伟举也罢,毕竟都不是承平时代的农家子弟可以轻易窥视,尤非不懂政治战略的莽汉所为。依我之见,姚先国最大的不足就是缺乏政治觉悟,更不用说政治智慧,如今能让他长期干一个系主任、院长之类,没让他闲着,而且一会儿经济系、工商管理学院、对外经贸学院,一会儿经济学院、公共管理学院,也够看得起他了,而且彼此都很有耐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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