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希磊:基督教新教与中国近代西医教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36 次 更新时间:2007-04-23 21:5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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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希磊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基督新教取得了在华传教的特权。从此,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他们除了从事宗教活动外,还在“西学东渐”的文化交流中起到桥梁的作用。行医与办学是早期来华传教士使用的两种十分有效的传教手段。西医得以经传教士之手传播至中国,同时,西医教育也随着教会医院的增多和西医医生需求量的加大而逐渐兴起。其中,由各差会派遣的“医药传教士”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身兼“牧师”和“医生”双重身份。行迹所至,施医济药,兴办医院和学校,从此,开了西医教育的先河。至20世纪20年代,迫于形势的压力,教会调整了对华教育战略,随着新的宗教资源和传教团体的介入,给教会学校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在此背景之下,数所颇具规模的教会医学院相继诞生,如:齐鲁大学医学院、岭南大学医学院、湘雅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等。它们以其先进的实验条件、优越的教学科研环境和精良的师资力量,为中国培养和造就了大批优秀的医学人才。这些学校无论是在办学理念、教育思想方面,还是在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方面,都具有独到的经验,形成了浓郁的文化积淀,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典范。本文拟就近代以来我国西医教育的发展历程、特点和影响,以及它和基督教会之间、传教士之间的关系,略作一个考察。

  

  一、博济医院与南华医学校

  

  在历史上,中西医学之间,各本其源,各行其道,拥有各自独立的医学理论与方法,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思维判断标准。十六至十七世纪,随着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带给西医两个重要的影响:人道主义和解剖学。前者促使医生改进疗法,创新医疗器械,使病人在疾病面前不再忍受医治时带来的新痛苦;后者则突破中世纪的桎梏,使近代自然科学之光照耀到医学领域。1543年,比利时人安得鲁斯•萨维里(1514-1563)完成了他的不朽著作《人体的构造》,标志着建立在科学观察和实验基础上的近代西医学的正式诞生。①十七世纪初,显微镜的发明和应用,把医学的基础从人体解剖移往细胞微观生理学与病理学的层次,十八世纪病理学由此起飞。十九世纪,法国的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在细菌学和防疫接种;德国的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和鲁道夫•微耳和(Rudolf Virhow,1821-1902)在细胞与病原体研究、细胞生理学与细胞病理学研究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们基于科学实验的成果而确信,细胞(cell)是人体构成的基本单位,生理和病变的根本都是系于细胞的机能,必有相应的形态变化可供观察。②之后,西医不断吸收物理、化学、生物、机械等近代科学技术成果,在临床医学、医院制度、护理、医药、公共卫生等方面迅猛发展。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殖民主义的广泛渗透,西方医学伴随着这个过程,开始影响整个世界。而它波及世界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民族所凭借的手段,虽然形式上多种多样,其核心因素却总是和宗教的传播息息相关。

  中国现代医学的形成过程和世界的大环境相类似。近代以来,随着国门洞开,西方传教士在传播“基督福音”的同时,西医和学校作为他们布道的辅助手段,传入中国。这两者的结合与互动,促进了近代中国西医教育的产生。但是,西医在中国传播的过程,是在中西方之间充满矛盾冲突的异常状态下进行的,鸦片贸易、殖民战争、不平等条约给中华民族的心理投下巨大的阴影。传教士在中国的宗教传播遇到了强烈的抵制和抗争。上至皇室贵族,下到乡绅村妇,无不对基督教充满了仇视和疑惑。频繁发生的几乎遍及全国的“教案”,反映出民众对洋教的激愤情绪。因此, 选择医药和教育作为传教的主要手段,以平息民众和笼络人心,便成为基督教会首选的“最佳”传教良方。

  中国近代医学及医学教育,始于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士。1807年,英国伦敦会派遣罗伯特•马里逊(Robert Morison) 来华传教,他最早用“施医赠药”的方式布道传教。1820年他在澳门开设中医诊所,为下层百姓治疗。1827年,东印度公司的医生郭雷枢(Thomas .R .Colledge)参与其中,开设眼科医馆,医务日增,求诊者每天有40人之多。据统计,从1827年到1832年的5年中,共治愈患者4000多人。③

  第一位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 1801-1861),1830年受美部会派遣来华传教。他深受马礼逊“医药传教”的影响,呼吁差会派遣更多的传教医生来华。在广州组织四个宗教团体,对新教传播影响重大。其中,“中华医药传教会”的成立,对推动基督教差会更积极地派遣“医务传教士”(medical missionary)来华传教影响至为深远。1834年,美国海外布道会首次派遣医药传教士伯驾来华(Pater paker,1804-1888),使西医入华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伯驾是第一个赴华的美国传教医生,他27岁毕业于耶鲁大学,后入神学院接受神学和医学训练,1834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同年来华。1835年11月在广州十三行的新豆栏街开设了一所眼科医院(又称新豆栏医局),免费治病。伯驾还收留了几个青年人在医局做助手兼杂务,向他们传授一些简单的医学常识。医院开业后,求医者络绎不绝,在开业后的六个星期中,就有400人前来就诊,开设的第一年,共诊治病人2000多人次。④尤其以医治白内障等眼科或外科病症见长,施以手术可使患者重见光明,这使伯驾的医局深受中国人的信任和欢迎。1839年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因患有疝气病与伯驾有了一段间接的医务来往。为此,伯驾还专门给林则徐建立了一档病历。他还引进了西方先进的医学发明,运用到外科手术之中。1846年美国杰克逊(Jackson)和莫顿(Morton)刚发明乙醚麻醉法(ether anaesthesia),1847年伯驾就已经在广州眼科医局使用这项新技术了。⑤

  因为治疗效果显著,求医者甚多,郭雷枢在《中国丛报》上发表《任用医生在华传教建议书》的文章,呼吁英美教会派遣传教医生来华。写道:“所有各教派的基督徒们,为了改善中国人俗世的和社会的状况而联合起来吧,请医务界的善士们前来做好事,以博取人民的信任,由此而为逐渐接受那美好无疵的基督教铺平道路。……这个帝国亿万生灵要求我们的关注。为此让我们学习在他们中间行善,向他们展示奠基于基督教原理的慈善和人道的工作。这样,基督教的传播是它的必然结果。” ⑥

  1838年2月,裨治文、郭雷枢、伯驾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医药传教会”,在成立宣言中声称:“本文的宗旨,如同在成立会上通过的决议中指出的,是鼓励在中国人中间行医,并将赐予我们的科学、病例调查和不断鼓舞我们的发明等有益的知识一部分给他们分享。……我们希望,我们的努力将有助于推倒偏见和长期以来所抱有的民族情绪的隔墙,……我们呼吁我们是一个传教会,因为我们确信它一定会推进传教事业。……利用这样一个代理机构,就可铺更高处的道路,赢得中国人的信任和尊重,它有助于把我们同中国的贸易以及一切往来置于更想望得到的地位上,也可为输入科学和宗教打开通道。”⑺显然,成立该会的目的是致力于医药和传教的结合,因为医药能够更有效地为传教开辟道路。同时,表明教会利用西方近代科技手段,和医学融合一体,作为传播宗教的重要举措。值得注意的是其运作方式因效果显著而得以延续;即在西方向各界进行宣传的募捐机制。

  鸦片战争之后,在“中华医药传教会”的推动下,西医以更大规模、更系统的传入中国,以五口通商的城市为主,建立医院、编译书籍和传播西医知识。其中,在医药传教方面作出较大贡献的是著名传教医生嘉约翰(John Glasgow 1824-1901)和他创办的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

  嘉约翰是美国长老会(Presbyterians)传教士,1847年毕业于费城杰佛逊医学院。1854年受教会委派来华,在广州眼科医局协助伯驾工作。1855年伯驾出任美国驻华外交官后,眼科医局由嘉约翰全面负责。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眼科医局毁于战火,1859年,嘉约翰用募集到的捐款在广州另辟新址设立了一家新医院,定名“博济医院”。这是中国最早的医科完整的教会医院。嘉约翰担任院长44年,直到1899年卸任。不仅在广州设有总院,还在广东的其他地区设立分院,既便于下乡传道,又能沿途施医给药,可谓一举二得。该医院以专治眼科和外科手术最为擅长,曾经成功施行过结石手术、卵巢囊肿切除手术和肿瘤切除手术。据统计,嘉约翰医生在主持博济医院的医务近半个世纪中,他所诊治的门诊病人多达74万人次,住院病人达4万人次,曾为49000余病人做过外科手术,培养了150名西医人才。⑻1898年,又建立中国近代第一家精神病医院,即“花地医院”,用西医的心理和药物疗法治疗精神病患者。同时,博济医院还兼有刊印医书和编译医学教材的功能。1871年,嘉约翰翻译的系统介绍西药种类、制法、功效及用途的医书《西药略释》,由该院刊行。⑼

  嘉约翰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开创了西医教育之先河,创办医校,培养西医。 早期阶段,为了医务的需要,传教士往往采取招收中国学徒的方式,传授一些浅显易懂的医学知识,以培养助手为目的。马礼逊、利文斯敦、伯驾等人都曾有过训练华人做医务助手的教学经历。不过,规模很小、没有系统地讲授西医学基础理论,所以,谈不上正规的近代西医教育。据美国医生尼尔(James Boyd Neal)在1879年的调查,当时在华的教会医院中,有39所兼招生徒,其中5所超过10人,其余为2-6人。⑽这种以教会医院为依托、医生兼授生徒、医院兼办学校的做法,被后来的传教差会接受并延续下来,成为中国近代西医教育的一种实用性很强的办学模式。

  博济医院附设的医校,即“南华医学校”,始于1866年,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教会医学校。医校初创时专收男生,1868年只有12名学生,1879年命名为“南华医学校”,1898年,在校学生增加到37人,并首次招收女生,1914年又附设护士学校。开创了中国西医护理教育的先河。孙中山先生曾于1886年入该校学习。1887年,香港西医书院开办,嘉约翰便把部分学生转到该院深造,其中也包括孙中山先生。1917年,该校由基督教博医会接管,1930年并入岭南大学。南华医学校的兴办,标志着近代西医教育体制传入中国。这所西医学校的办学特点如下:

  第一、使用系统的西医学译著和教材。从1859年开始,嘉约翰编写和翻译了大量医学教材和书籍,并运用到临床教学中。他一生共译著西医书籍34部,内容涵盖了医药学的各个方面。在他翻译的著作中,影响较大的有《西药略释》、《眼科撮要》、《割症全书》、《内科阐微》、《内科全书》、《体用十章》、《病症名目》等。在序言中说到译书的艰苦“盖是书,煞费苦心,不知几经博览,几经细核,而始译成也。⑾

  英国伦敦差会的传教医生本杰明•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出版的五种医学著作,意义重大。特别是《全体新论》一书,是近代第一部系统介绍人体解剖学的著作,直接挑战中医传统肺腑学说,在中医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在《西医略论》中,提出中西医学存在本质性差别,蕴涵其中的“西医优胜于中医”的观念非常明显,与明末清初耶稣会士较为含蓄的观点有根本的区别。指出:造就合格的西医必须接受良好而严格的训练,现代医术的进步是植根在近代科学发展之上。⑿为了促进各个教会学校的教材使用的规范和系统,1877年,上海举行的全国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决定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即“益智书会”,到1886年止,共计出版了104种教科书,医学著作占有相当比例。1890年上海举行第二届全国传教士大会时,这个委员会改为“中华教育会”,成为指导整个在华教育的宗教机构。

  第二、南华医学校的师资由接受过系统西医教育的专业医生担任。主要教师有:嘉约翰、黄宽、关韬等。黄宽是曾经和容闳一起被布朗牧师带回美国的中国近代第一代留学生,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医学院,获医学博士,是中国近代第一位西医。他长期协助嘉约翰从事西医教育。首次在医学校讲授解剖学。⒀

  第三、南华医校的学制设置、课程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全面推行西式的医学教育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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