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祛疴治乱，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学习理解“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这一科学论断，对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悟自我革命的极端重要性，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具有重大意义。
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彻底的革命性，是为“彻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而生，要“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毛泽东同志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马克思主义政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一切不利于、有损于人民利益的现象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需要彻底消灭的对象。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主义政党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以自我革命和与一切腐朽势力彻底决裂的勇气致力于建设“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彻底革命性、理论性、人民性决定了我们党与腐败水火不容。
在新时代反腐败斗争中，全体党员的党性坚守、干部的忠诚廉洁、党的马克思主义品质和自我革命品格都得到彻底淬炼。新时代反腐败斗争，一方面在自我革命中不断地推动社会革命，另一方面在社会革命中不断地推进自我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彻底革命性在新时代反腐败斗争中得到了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我们党通过反腐败斗争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坚决治理政商勾连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问题，决不姑息。”昭示着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与不利于或有损于人民利益的腐败势力作坚决斗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在新时代反腐败斗争中，我们党站在政治、历史、哲学、文化的高度来分析和认识腐败问题，对反腐败斗争保持清醒头脑，理性制定科学战略。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既反对“反腐速胜论”“适度反腐论”，也反对“反腐无用论”“反腐亡党论”，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腐败的产生既有来自党内的因素也有党外的因素，既有国内的因素也有国外的因素。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是个别干部不收敛、不收手，心存侥幸、顶风作案的深层次心理因素。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腐朽观念是权钱交易、权权交易、行贿受贿、不忠诚不老实、拉帮结派的思想根源。特权思想、“官本位”的封建意识、“封妻荫子”的思想陋习是公款腐败、享乐腐败的腐朽文化根基。不正之风、纲纪松弛是滋生腐败问题的土壤，是党员干部腐败堕落的温床。腐败也是不法分子、不法企业“围猎”“捕获”党员干部的结果。一些不法商人专于“围猎”、精于贿赂，他们通过“雅贿”、期权变现、影子公司、海外洗钱、委托理财等各种隐蔽的方式腐蚀、“诱捕”党员干部。一些不法企业有组织、有预谋、分层级拉拢腐蚀党员干部，通过引诱、设陷阱等各种方式把党员干部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在党员干部周围营造不良社会生态。在国外，因为政治法律制度的差异，为腐败分子逃逸、藏匿提供了空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新时代反腐败斗争通过纪检监察合署改革、党内法规建设、政治巡视来根除党内的歪风邪气，达到了整纲肃纪的震慑效果；探索建立行贿人名单制度，斩断“围猎”与甘于被“围猎”的利益链条，对“围猎者”进行惩戒，对不法分子、不法企业进行查处；坚持行贿受贿一起查，“围猎”和“被围猎”一起惩，党风社风一起抓。在国际反腐败合作上，建立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机制，把反腐败国际合作纳入外交工作格局和元首外交议题，缔结引渡条约、司法协助条约，封住了腐败分子外逃道路。新时代反腐败斗争以彻底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以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统筹国内查办惩治与国际追逃防逃追赃两个机制，在党内党外营造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作者：孔凡义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