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讲，义和团是一种仪式化程度极高的群体，他们所从事的多数政治活动包括战争都伴随着某种仪式。拳民特异的仪式不仅成了义和团的标记，而且也决定了义和团的组织属性。当时的人们，无论对义和团的态度如何，无一不是通过拳民的仪式和与仪式相关的服饰来识别他们，也多少是由于拳民源于华北乡村文化的“降神附体”、喝符念咒、戏腔戏调等仪式，才使得义和团在如此广阔的地域上，没有统一的组织与安排，居然能以极度分散却又面目相近的“坛”的形式存在。大体相近的文化背景使得组织义和团的农民可以很方便地汲取差不多的文化仪式资源，而与这种仪式相适宜的组织就是分散的“坛”。

　　从广义上讲，义和团的仪式无疑属于文化仪式的一种，文化人类学告诉我们，任何的文化仪式都是有来由有道理的，而且都具有具体而实际的功利目的。

　　原始民族在从事战争、狩猎、播种、收获之前，大抵要举行某种仪式，参加的人身着一式的装饰（服饰），在主持人（巫师或首领）率领下，通过某种特定的程式、规仪、动作，以完成特定的仪式，只要这些仪式的所有细节都做得合乎规范，那么他们就有理由相信这些仪式可以大大地有助于他们将要进行的活动，甚至可以说是对这些活动的成败至关重要。走出了原始状态的民族，虽然国家正式的文化仪式的巫术气息有所减弱，但乡野间依然盛行巫术性的仪式，各类宗教的神职人员和乡间的巫师都是这些仪式的操办者，人们通过这些仪式禳灾、祛病、求雨，以期实现那些人力所难以企及的功业，在这个过程中，由巫舞和民间歌舞衍生出来的民间戏剧也渗透于其间，在前现代的中国更是如此。

　　义和团运动实际上就是一场普遍的冀希借助神力以驱逐洋人洋教的农民骚动，种种“借神”仪式在义和团行为中的分量是不言而喻的，这些在当时的士大夫看起来很有些骇人听闻的仪式，其实不过是中国北方乡间巫术化仪式的衍生与变种，通过考察和分析这些仪式，至少我们可以厘清义和团运动的最基本要素——义和团的行为，进而对这场运动有更深和更具体的认识。然而，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义和团行为的研究还相当薄弱，更罕见关于义和团的仪式的研究，美国学者周锡瑞（J.W.Esherick）是做过这类研究的少数人之一，可惜的是，他只是简单地套用了文化人类学的某些概念进行类比，没有能进一步展开分析。在此，我只是想从整体上对义和团的仪式进行一番爬梳和分析，希望借助这篇小文引起人们对义和团仪式行为的关注和兴趣。

　　一、义和团仪式的形式与表现

　　在义和团的行为中，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仪式，大体上可以分成以下几种。

　　1、拳坛仪式

　　义和团的拳坛仪式是指团民结团立坛和在坛中举行的种种礼仪和表演性活动。拳坛仪式是义和团平时的基本仪式与规程，当时的人们大多是通过这些仪式性的表演了解和认识义和团的，因此，分解剖析拳坛仪式无疑是揭开义和团仪式行为的门径。拳坛仪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立坛仪式，一是收徒仪式，一是上法仪式。

　　立坛仪式就是设立坛场的仪式，一般都要摆香案，祭祖师，上香、磕头，这种仪式有时又称为“安炉”，“拳教谓其公所为‘坛’，亦曰‘炉’”，[①]这种说法显然出于道教以及受道教影响比较大的民间教门，这类教门的坛往往有炼丹的意思在内，不惟炼外丹，炼内丹即练气功也需“安炉”。义和团是要讲究功法的，所以也要“安炉”，1900年11月山东乐陵义和团大师兄李海被捕，就承认自己“原系炉中小走，且称小走即大师兄别号”。[②]立坛仪式一般非常认真肃穆，参加者不仅几天之内不能与女人同房而且还须戒斋净手，立坛时是绝对禁止女人窥视的，男人和小孩倒是可以在旁观看。“其法择一净地，立一坛，名曰团。有大师兄一人主之，招集乡间村落街市子弟入焉。立意先吃素，最怕妇人冲，不准抢掠爱财。凡子弟到坛，焚香叩头设誓，则大师兄与以符籙。”[③]

　　收徒仪式主要是新入坛的徒众拜师，同样要摆香案，供祖师，然后新进的徒众依次拜祖师、拜老师、拜大师兄、二师兄……。收徒仪式同样是严肃的，新来人们必须有诚心，自然不能沾女人，拜师磕头要恭敬。义和团无非通过这种仪式确定坛中结构与秩序，达到上下有序，尊卑有别，经过这一板一眼的磕头礼拜，左右、昭穆、大小、新旧都安排得清清楚楚，坛中的秩序就默化进了团民的心里。

　　上法仪式也可以称传功或者练功仪式，似乎是乡间巫术和武术仪式的结合体，是义和团最常见也惹人注目的仪式。时人关于义和团的记载大多都有团民练功的描写，有人说，义和团“传习时，令伏地焚符诵咒，令坚合上下齿，从鼻呼吸，俄而口吐白沫，呼曰神降矣，则跃起操刃而舞，力竭乃止。”[④]也有人说：“习拳者持咒面东南方，三诵而三揖，即昏绝于地。顷之手足伸屈，口作长歔，一跃而兴，舞蹈不已。”[⑤]而现场的目击者的描述则是：

　　……有所谓义和团者，专以传教惑人，浸润至今，匪势大张。其法有咒语数种，或八字或十二字，或十六字或二十字，以及十数句不等者。诱十数龄之童子，教其阖睛念咒，面南三揖。该童子即仰卧地上，移时跃然而起，自报姓名，要皆前朝英杰也。报毕，即作拳势，往来舞蹈。或持竹竿楷木挺等物，长者以当长枪大戟；短者以当双剑单刀，各分门路，支撑冲突，势极凶悍，几于勇不可当。每演时，必聚童子数十人合练之。其初学之一二日，由卧跃起，仍闭目跳舞。若置人物于其旁，则决无触碍，舞毕欲退，则向南三揖，口称老师请回，该童子即复如常。由是练至数日之外，即不仰卧，不阖睛矣，欲演拳势惟念咒一通即时手舞足蹈，颇极超距之能，退时一揖而罢。[⑥]

　　以上所描述的练拳仪式，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就是巫术的“降神附体”，巫师神汉给人治病驱魔时，大体上也就是这样，经过“阖睛念咒”等程式，然后长嘘或者怪叫，就变成了某某“大仙”附体，由此可以做出许多怪动作。但是，巫师的降神附体是在“跳大神”，而义和团则是在“演拳势”。不仅“来神”之后不是舞刀弄枪就是比画拳招，而且演练的起势和收势都极似武术表演，只有向东南或南方三揖这个程式可能还有一点民间宗教的影子。

　　2、战争仪式

　　从学理上讲，义和团实际上是一种战争团体，尽管有的拳民首领宣称可以用秫秸当兵器即可制人死命，但是结团立坛的农民却无一不用所能找到的武器将自己武装起来，从刀矛到抬枪鸟铳甚至少量的洋枪。绝大多数拳坛都有打洋灭教的经历，有的拳坛甚至与官兵也交过手，为了实现驱逐洋人洋教出中国的目标，山东和直隶的义和团甚至离开家乡远赴津京与洋人的正规军队作战。

　　一向讲究实际的农民只所以会有充分的自信以最简陋的武器与用现代化武器武装起来的外国军队作战，所依仗的恰是所谓“刀枪不入”的法术，而法术的发生，是要通过“上法”的仪式，正是通过这种看似普通的仪式，原本寻常的农民才自以为具有了可以抗击西洋火器的“神力”。上法仪式在平时的拳坛上演练是为了表演，而在战时，就变成了交战前的预备。有太多的史料表明，义和团在交战之前要举行上法仪式，为此，他们不太喜欢突袭，而偏爱堂堂正正的摆好阵式开战，我们都知道，天津著名拳首曹福田还曾经向洋人递交过一个约期约地开战的“战书”。进攻西什库教堂的战斗系进入北京的义和团的一场相当大的“战役”，由于里面的人在固守，而由义和团在外面从容攻击，所以，每次冲锋团民们都要隆重地举行上法仪式，在教堂里面的人的眼里，义和团们是这样干的：“眼见一秃头僧人手持高香一束，来在西什库口外之甬道上，向北堂一站，随后无数拳匪各持高香点着，向北堂齐跪，叩头三次即起。满胡同之匪右手执刀，左手把香，即向北堂公门而来。[⑦]跟官兵对阵的义和团，交战前，也有的“群跪诵咒，喃喃不可辨。”[⑧]这样的战争仪式对于作战当然是有些用处的，至少它可以使团民们凶猛无畏地冲锋。俄国记者扬契维茨基曾经记载了发生在天津火车站的一次战斗：

　　每一次齐射之后，我们都听到刺耳的嚎叫声，只见灯掉落了，溃散了，熄灭了，但是团民们仍然挥舞大刀长矛，高喊‘义和拳！红灯照！’，向车站前进。他们中有一位是师傅，是个脸色阴沉的高个子老头，他带领着一群团民径自向我们冲过来，走在前头的小孩子举着大旗，上面写着‘义和团’三个大字，月亮照耀着这些丧失理智的莽汉，照耀着他们的大刀和旗帜，一排子弹射过去，大旗倒下了，又举了起来，接着又倒了下去。[⑨]

　　由当时的外电转译过来的信息也有这样的内容：“拳匪信枪弹不伤之妄，遇 有战事，竟冲头阵，联军御以洋枪，死者如风驱草。乃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倏忽间亦中弹而倒，西人皆深悯其愚。”[⑩]然而，这种由迷信导致的勇敢毕竟难以持久，而且代价未免过大。靠迷信内涵撑起来的仪式气泡终有破碎的一日，到那个时候，原来令外国人震惊的团民之勇也就随之消失了。有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相当多的史料说义和团如何怕死避战，倒不见得都是对他们的污蔑，只不过，这些记录者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

　　当然，在真实的战场上，双方摆开阵势打仗的情形并不是太多，遭遇战和突袭战也是免不了的。直隶义和团曾经与清军副将杨福同所部有过一场冲突，在建国以来的义和团运动史上，这是一场“著名战役”。对这场冲突，时人是这样描绘的：“二十四日匪党见留兵无几，合噪围之。协戎（指杨福同，笔者注）闻信，急带马队三十名，步队百余名前来救援。方至村边，忽四外人声鼎沸，拳匪蜂拥而至。”结果杨福同居然丢了性命。[11]显然，这是义和团打得一场埋伏仗。《庚子使馆被围记》的作者朴笛南姆威尔（B.L.Putnam weale）在北京失陷后，随洋兵去南苑追剿义和团，曾和义和团交过手：“至午时，见一小丘之前，有低屋数幢，予等将走近，然有人自内冲出，呐喊放枪。有执长矛者，约十五尺长，其尖为钢锋，缀以小旗或红绒穗，彼等极为凶悍，至将予等冲散，堕马者有数人之多，其后短兵相接，混战一场。”[12]这大概要算是突袭，或者是遭遇战。象这样的战斗，仪式即使有也只能简化到几近于无，即使是义和团的战争，也跟别的人交手没什么两样了，其实正是这样的战斗，反而会有些战果。

　　烧洋人的教堂和其他沾洋气的建筑是义和团的另一种“战争”形式，在相当多的情形下，他们的“火攻”也有仪式，同样的焚香，叩头，念咒，只是念的咒语与上法的不同，“老师念咒毕，一顿足说，‘着’即见火起。”[13]显然，这种仪式也不会有如此神通，只不过是他们预先在要烧的建造物中放好了煤油和引火物，老师的仪式只是给了放火人的一个信号而已。这种拙劣的把戏与上法一样，在当时就已经漏了馅，义和团北京大栅栏一把火，蔓延得一塌糊涂，结果是大失人心。

　　3、交往仪式

　　在传统社会里，人际间的正式交往往往带有很强的仪式性，仪式往往意味着一种社会互动的模式。义和团自称是“神团”或者“佛教义和团”，他们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定带有某种虚幻色彩，即使不自以为系天兵天将下凡，至少也自我感觉非同常人，因此，他们自觉和不自觉地在行为举止上表现出与常人不同来。不仅在上法时，在常人看来有些疯疯魔魔，就是在平时的交往行为中，也要力求非同寻常。如果说，在拳坛和战争仪式中他们汲取了相当多的乡村巫术资源的话，那么在交往仪式中，我们还可以民间戏剧的程式与做派的影子。上法仪式只是暂时地改变团民的身份，而通过这种非同寻常的仪式的互动，在团民自己和周围的人眼里，实现了一种比较持久的具有神力可以驱走洋人的身份认可。

　　这样一来，在外人眼里，许多义和团的骨干成员，即师傅、大师兄和二师兄们，有时在人前说话做派未免怪里怪气，在直隶怀来县，义和团前去向对团民不友好的县令问罪时，其行状是这样的：“前行者八人，自称为八仙，已至阖下，均止步序立，一一自唱名通报。甲曰：‘吾乃汉钟离大仙是也。’乙继声曰‘吾乃张果老大仙是也。’以次序报，如舞台演戏状，拐仙并摇兀作跛势，仙姑则扭捏为妇人态，神气极可笑。”[14]天津的义和团首领张德成与曹福田进北洋大臣衙门见直隶总督裕禄，“以敌体礼见，启中门，”[15]平起平坐，这些人根本不知官家礼仪，谈吐之间，大概也只好模仿平时从戏里看来的“官见官”的对白与做派。

　　对于跟义和团比较友好和相对来讲比较清廉的官员，团民还算是相当客气的，至于其他的芸芸之辈，义和团似乎根本就不把他们当回事，京津两地，团民在街上行走，若遇文武官员骑马坐轿，“必喝令下轿，骑马者必喝令下马，且必脱帽旁立，”[16]山西的团民有人竟然在县衙的大堂之上，将县令的顶戴取下来戏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