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敦煌莫高窟参观考察的人，一般都是到绘有壁画的莫高窟南区，而很少有人去留意编号第1窟以北的莫高窟北区洞窟，因为这些洞窟没有壁画，也没有窟门，洞中除了堆积的沙土，看上去一无所有。
从1988年开始，到1995年结束，敦煌研究院的考古工作者在彭金章先生的带领下，对北区洞窟做了彻底的调查、编号和考古发掘，获得了许多重要的收获。经过这次细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莫高窟北区共有248个洞窟，其中243个是这次发掘过程中正式编号的，从B1到B243（B是”北”字的缩写，代表北区）号，加上原本编号的莫高窟第461－465窟，北区洞窟的总数是248个。
北区洞窟过去曾被王道士、伯希和、奥登堡、张大千等人发掘过部分洞窟，他们或多或少地得到过一些以蒙元时期的回鹘文写本、木活字为主的资料，大多数已经流散到国外。这次的考古发掘，不仅从整体上认识了北区的性质，也出土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和文书。有关系统发掘的考古报告和出土文物的初步研究成果，拟编成三卷《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版。
经过几年的细心整理和研究，由彭金章与王建军合著，敦煌研究院编纂的《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一卷（以下简称《北区石窟》），作为对敦煌藏经洞发现百年纪念的献礼，已经在2000年6月由北京的文物出版社出版。这使我们在读到《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清理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10期）后不久，就可以全面地了解到北区部分洞窟的整体情况。在此，我们应当感谢敦煌研究院彭金章先生以及其他相关的学者和领导。
《北区石窟》按洞窟编号顺序，对每一个洞窟的发掘情况和出土遗物做详细的描述。第一卷包括B1－B94窟，预计2001年出版的第二卷包括B95－B173窟和原编号的第462－465窟，第三卷包括B174－B243窟和原编号的第461窟。
《北区石窟》第一卷分六章，每章由若干小节组成，每一节描述一个洞窟，内容包括洞窟位置、发掘过程记录、洞窟形制、出土的人骨和遗物、时代和性质等方面的记录和探讨，附有每一窟的平面和壁面图，同时有大量彩色图版和黑白图版展示洞窟外景、特殊壁面、出土遗物等图象和材料。这些新发现的资料，对于从整体上理解敦煌石窟、南区和北区石窟的关系，以及从唐到元莫高窟地区的社会、文化面貌，都提供了丰富的文物和文献印证。
从笔者最感兴趣的文献方面讲，北区的考古发现，澄清了许多过去不够明了的事实，也为我们研究唐、西夏和元朝历史提供了新资料。
在《北区石窟》第一卷中，有不少属于唐朝时期的珍贵文书，如B47窟出土的《景龙二年（708）告身》，陈国灿先生已有专论（《敦煌莫高北窟新出几件文书跋》，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香港大学，2000年7月25－26日），为唐朝告身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印证。B48窟出土的《武周万岁通天某年勋告》，也具有同样的学术价值，而且残留的战阵名称，可以帮助我们探讨武周时期唐朝在西域的征战史事。B47窟出土的《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后沙州检勘丁租、脚钱、营窖钱粮牒》，是敦煌藏经洞和吐鲁番出土文书没有见过的珍贵文书，由于残存文字较多，所以包含的新信息也更为丰富。对于此件，陈国灿先生也有专论（《莫高窟北区新出唐开元廿三年（735）后沙州检勘丁租并脚及营窖钱粮牒的复原与研究》，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敦煌研究院，2000年7月29日－8月3日）。B47和48窟还出土了一些户籍、帐目、牒文、名籍，都是研究唐朝政治经济制度的重要参考资料。
汉文文献方面也有重要收获，B64窟出土的印本残片（图版九九），经核对为《资治通鉴》卷一六一梁纪十七太清二年条中的残文，与今本一字不差。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国最伟大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也曾传到敦煌。
《北区石窟》第一卷还包括相当数量的回鹘文、西夏文、藏文资料，分别由研究这些语言的专家写成附录，即雅森· 吾守尔的《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部分回鹘文文献概述》（一）、史金波的《敦煌莫高窟北区西夏文文献译释研究》（一）、黄颢的《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藏文文献译释研究》（一），其中尤其以西夏文的材料丰富多彩，有佛典，有典籍，还有世俗文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B53窟中与元代汉文文书、西夏文佛经、回鹘文残片同出的有两叶四面完整的叙利亚文《圣经·诗篇》，而且有回鹘文的夹写，已经由北京大学段晴博士解读，作为附录四发表，夹写的回鹘文则由张铁山先生译读。这一发现，大大增加了我们对蒙元时期景教传播的认识，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些目前还难以解释的新问题。
这些西夏、回鹘、藏、叙利亚文献的发现，为我们研究敦煌地区西夏和蒙古统治的历史，提供了丰厚的新资料。同时，还有一些汉文刻本佛经，有待断定它们的来历，即它们到底是中原的哪部藏经的散叶，一旦判明，我们就可以补写西夏或蒙元时期敦煌与中原地区的关系史了。
北区发现的许多各种语言的文献材料，对于我们利用一些非考古所得的北区文献材料，尤为重要。以下试举一例来说明之。
现藏敦煌研究院的《张君义勋告》，是六十年代中国文化部托人从香港购回，拨交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收藏的。与此同时，与张君义有关的另外三件文书，则被日本天理大学附属的天理图书馆购得，现藏天理图书馆。大概在《张君义勋告》买出之前，日本学者有机会制作了一份影本，存于京都大学文学部。1956年，大庭修先生发表《敦煌发现的张君义文书》（《ビフリア》第20号，1956年），刊布了《勋告》和另外三件属于公验类的文书图版、录文和研究成果。由于《张君义勋告》的重要学术价值，不断有学者加以引用研究。但是，这件文书的原藏者张大千在文书的跋文中说，他是从莫高窟前的沙土中偶然挖到这些文书的，因此，学术界对这件文书的来历一直难以指明，甚至使人产生疑窦。现在，我们根据北区考古发现的文书，可以重新审视张大千的收集品。
据笔者管见所及，张大千的收集品目前主要收藏在日本天理图书馆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葛斯德图书馆（Gest Library）。天理藏品包括上述的三件《张君义公验》、两个已经装裱的册页，一题《敦煌遗片》，一题《西夏回纥文断简》。这些册页中的内容，有西夏、藏、回鹘和汉文佛典断片，有些是印本。我在《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208页指出，这两个册页所粘贴的材料，应当来自北区洞窟。而对于《张君义公验》，则相信张大千的话，以为是从沙子当中翻腾出来的。现在，《北区石窟》第一卷表明，北区的不少洞窟的性质实际是瘗窟，而且B47和B48两个洞窟都出土了与《张君义勋告》同样性质的《告身》或《勋告》（见137-138、152页），所以，《张君义勋告》和《公验》文书应当也是出自莫高窟北区的某个洞窟，这四件文书就是当时的随葬品。
葛斯德图书馆藏卷内容较为复杂，有唐朝的户籍和其他官文书，有西夏文、回鹘文、藏文佛典，还有吐鲁番出土的官私文书。张大千曾经在兰州等地购买文书（见向达《西征小记》，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所以不排除他的有些收集品是从市场上获得的，如成组的吐鲁番文书，应当是出土于吐鲁番的，特别是其中有麴氏高昌时代的《衣物疏》，必定是出自吐鲁番的墓葬。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张大千的收集品与新发现的北区文书从形式到内容都异常相似，比如两者都有成残块状的唐朝敦煌地区的户籍，都有西夏文、元朝特征的回鹘文和藏文这些与藏经洞文书有着明显区别的北区类型的文献材料，还有同样的唐朝告身或者勋告断片。因此，葛斯德的藏品实际也是张大千从北区洞窟中挖掘到的。
张大千的发掘是盗宝式的发掘，没有科学的记录，但已知的材料已经不少，这批材料和北区新发现的材料属于同一来源，有些文书可能属于同组文书，在今后文书的整理工作中，应当充分注意北区新文书与天理、葛斯德图书馆藏卷缀合的可能性。
《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一卷的出版，是近年敦煌学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也为敦煌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编者除了做好自己的考古报告外，还邀约中国各个方面的专家，共同努力，基本解决了各种民族古文字的释读工作，使整个报告的学术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们期待着《北区石窟》第二、三卷的陆续出版。
2000.8.1
原载《敦煌研究》2000年第4期，178-1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