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毛泽东是不是胡适的学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64 次 更新时间:2007-04-13 00: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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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 (进入专栏)  

  

  毛泽东比胡适小两岁,但青年毛泽东与胡适之间却有极大的距离。遥想当年北大,胡适是大学教授,而毛泽东只是北大图书馆的一个助理员。用唐德刚的话说,胡适这个人,天生是个教书匠。即为教书匠,难免好为人师,不过这实在算不得什么毛病。

  毛泽东对胡适的态度,‘也有一个由崇拜到鄙视的过程,这个过程自然与自己的地位变化有关。毛泽东曾亲口对埃德加·斯诺说过,《新青年》时期,他是陈独秀、胡适之的忠实读者和祟拜者。但到了后来,这态度就变化了,他对胡适说他是他的学生,一直耿耿于怀。竺可桢在他的日记中曾记下了这样一件事。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召集竺可桢、李四光、钱学森等科学家谈话,竺可桢在日记中写到:“他(毛泽东)说昨晚不能睡,因为看了三个消息,一个是印度说共产党在失败,次则胡适硬说毛主席是他的学生,毛主席只在邵飘萍那里听过新闻学课。胡适说日本人占中国四五年,他打不入徽州,因是多山……”(日记第4册第303页)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不承认他是胡适的学生的,而且对这种说法颇为反感。其实这个问题涉及很多史实,大体是能说清的。

  胡适说没说过毛泽东是他的学生呢?说过。这要从头说起。1945年7月,傅斯年作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访问延安,因为傅与毛是北大旧识,毛单独同傅谈了一个晚上。傅在离开延安时,毛曾前往机场送行,并请傅转达他对胡适的问候。此事在有关傅斯年的传记和回忆文章中经常提到。傅斯年和胡适的关系那就不用说了。傅斯年肯定把毛的问候转达给了胡适,这难免使书生气十足的胡适产生一些幻想。当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共在重庆和谈,胡适即给毛泽东写了那封著名的信,一开始就说:“傅孟真转述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26页)。这封信是托时在重庆的王世杰转的,胡适对王世杰说;“顷忽起一念,拟发一电劝告毛泽东君。乞兄与孟真一商。如兄等赞同,乞代为发出。此是闲人偶尔好事,不必向外发表也”(同上)。几天之后,王世杰给胡适发来电报:“速转胡适之先生:尊电已面转毛先生矣”(同上27页)。以胡适一生对共产主义的态度推断,他是不会想到要发这样一封电报的,但由于有傅斯年的延安之行,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胡适,自然会想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如念及当年北大的经历,自己总还是他的老师嘛,如果没有这个心理,以胡适一贯的态度,那就没有这封信了。但后来的结果使胡适很失望,他自作多情想到了这个学生,但学生已非当年的图书馆助理员,哪里还记得他这个先生呢?1945年,胡适给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中国五十年》做序的时候,又忆及此事;“我在对日胜利后不久,竟天真到打了一封长的电报到重庆,以便转交给我的从前的学生毛泽东,我在电文里用严肃而诚恳的态度央求他说……那时候重庆的朋友打电报告诉我,说我的电报已交给毛先生本人。当然我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回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1895页)。从这一小事中,足见胡适之的书生气。

  胡适确实说过毛是他从前的学生,因为说得不是时候,难免让被说的人反感。要是退回到20多年前,听这话的人就又是一种感觉了。

  1920年7月9日,27岁的毛泽东曾给胡适写过一信: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吗?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此信见于《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94页。当时不回信的恐怕是胡适之了,我没有查胡适的日记,不知他是否收到此信。从毛的信中看,他已不是第一次给胡适写信了,青年毛泽东对胡适的崇拜也是有据可查的。1920年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曾表示过他暂不想出国,而在国内研究,他在信中说:“我曾以此间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页)。在同一封信中还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在《西行漫记》中,他也对斯诺说过:“那时候,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该书130页)。

  20年代初,毛泽东在长沙计划创办文化书社的两份文件中,都把《胡适尝试集》、《胡适短篇小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作为最重要的著作来介绍(同上第537、541、542页),可见胡适在毛泽东心中的位置,人世沧桑,今非昔比,40年代中期,毛泽东已非当年,而胡适之依然是一介书生。

  公平地说,胡适说毛泽东是他的学生,此话并不过份,因为他们确实在过同一学校,毛还对斯诺说:“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127页),而毛也确实向胡适请教过。唐德刚也说过,胡适告诉过他:“共产党里的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不过唐德刚调侃道:“毛泽东写得最好的原因是‘我的学生毛泽东’没有完全遵从他‘老师’指导的缘故”(《胡适口述自传》202页)。周策纵还说过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也是受胡适的《沁园春·新俄万岁》而做的(《胡适杂忆》第281页)。毛泽东一生与胡适有过诸多关系,无论是崇拜还是厌恶,胡适在他心中是抹不掉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127页)。胡适肯定也在这些人中,这种印象几乎影响了毛泽东一生。

  

  谢泳:毛泽东与北大

  

  毛泽东在北大的经历是不愉快的,这种不愉快在他一生中都有痕迹,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特别是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评价,与他早年的北大经历是有关系的。《西行漫记》里他对斯诺说过:“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西行漫记》第127页)毛泽东可以算是北大的校友,但严格说他与北大的关系并不深,他只在北大图书馆做过三四个月的小职员。40年代他在延安和傅斯年会面时,亿及五四时的北大,傅斯年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毛泽东给傅斯年题字写的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115页)从这些细节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他当年在北大的经历是有些怨气的,1949年以后,他也没有表现出多少对北大的热情。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给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写过一封回信:

  四月二十八日的信收到。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进步。(陈平原《北大校庆:为何改期》,《读书》1998年第3期第122页)

  从这封信的语气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北大并不热情,可惜当年新北大的师生并不了解毛泽东的内心,还一再请他写校徽和题词,虽然毛泽东都做了,但都很平淡。毛泽东自己好像不愿多提起他当年在北大的经历,陈平原先生说毛泽东对五四时期的北大有好感,而对她的校庆相当冷淡,此说也较为勉强,毛泽东对哪一个时期的北大都不热情。他在“文革”时的名言:大学还是要办的,不过我这里说的是理工科大学。细想起来,也是他当年北大经历的一种心理折射。蒋梦麟晚年在《新潮》一书的《谈中国新文艺运动》中回忆说:

  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跑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有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了产。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的职位。于是我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这个数目,现在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根据我的记忆,明明是十七元,罗志希却说是十八元,据他后来告诉我,李守常介绍毛泽东,是他建议的。这些我当时并不知情,只知道是校长室秘书主任兼图书馆主任来和我说的。后来我在昆明,毛泽东有一个很简单的自传从延安寄来,里面说是十九元。或许毛泽东所写的十九元是以后增薪时加上去的。罗志希所记的十八元,可能是因为中国的薪给,习惯上都是双数,不会是十七元的单数。总而言之,这些都是没有关系的事。

  蒋梦麟还说,有一次他把这事告诉一个英国的议员,那个议员说,你如果那时多给他一点钱,也许毛泽东就不会变成共产党了。蒋梦麟说那也难说。这个说法与毛泽东在《西行漫记》中的回忆略有出入,毛泽东说:“李大钊给了我图书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同上)曾经有一段时期,毛泽东住在杨昌济先生家里,当时梁漱溟常在杨先生家里,他每次来时,都有一个大个子湖南人来给他开门(戴晴《王实味梁漱溟储安平》),这个人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后来对梁漱溟的态度发生过变化,这其中是否也有当年在北大那些不愉快的心理折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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