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物质利益与道德理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31 次 更新时间:2022-12-14 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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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 (进入专栏)  


唯物主义哲学家肯定物质利益的重要性,是否不重视道德理想呢?有人认为唯物主义者不重视道德理想,其实不然。在历史上,唯物主义哲学家往往具有崇高的道德理想,并且积极地为实现道德理想而献身。在理论上,唯物主义者固然重视物质利益,但也决不忽视道德理想,而是将崇高的道德理想建立于物质利益的坚实基础之上。

一、哲学唯物主义与崇高的道德理想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过:“有一种偏见,认为哲学唯心主义的中心就是对道德理想即对社会理想的信仰,这种偏见是在哲学之外产生的,……认为人类(至少一现时)总的说来是沿着进步方向运动的这种信念,是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统对不相干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同自然神论者伏尔泰和卢梭一样,几乎狂热地抱有这种信念,并且往往为它付出最大的个人牺牲。如果说,有谁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就这句话的正面的意思说)而献出了整个生命,那末,例如狄德罗就是这样的人。”(1)唯物主义者追求崇高理想的热忱,决不亚于唯心主义者。在西方 哲学史上是如此,在中国哲学史上也是如此。

试从中国哲学史上举几个例证。荀况是先秦时代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肯定自然界有其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他更认为人类的优越之处就在于有道德。荀况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2)这里从物质存在(气)说到人类,指出人类之所以贵于禽兽就在于有道德(义)。荀况虽然主张性恶,然而他认为应该改变本来的恶性(“化性”)而实行“礼义”,人生之道就是积累善行,养成崇高的品德。他说:“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3)荀子要求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崇高的道德理想。

东汉时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宣扬天然自然,给当时的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思想以有力的批判,摧毁了当时流行的宗教迷信,但是王充也强调礼义的重要。他说:“国之所以存者,礼义也。……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二曰养力。……此所谓文武张设,德力具足者也。”(4)王充认为德力不可偏废,而二者相较,德是更重要的。王 充充分估计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中国明清之际有成就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是王夫之。王夫之深刻地批判了道家和程朱学派的客观唯心论,又犀利地批判了佛家和陆王学派的主观唯心论,达到了中国朴素唯物主义的最高峰。而王夫之对于道德理想的重视,也越过以往的唯心主义者。王夫之以他的坚贞的节操,坚忍不拔的意志,在个人生活上也体现了他自己的崇高的道德信念。王夫之肯定了生命的可贵,他说:“圣人者人之徒,人者生之徒。既已有是人矣,则不得不珍其生。”(5)又说:“圣人尽人道而合天德。合天德者,健以存生之理;尽人道者,动以顺生之几。”(6)人是生物,就应当珍贵自己的生命,应该保持生之本性而顺遂生 机。但王夫之更说:“将贵其生,生非不可贵也”将舍其生,生非不可舍也。……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7)体现了道德理想的生命是可贵的,而为了实 现道德理想,也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固然封建时代思想家所谓“义”是有阶级性的,但王夫之所强调的主要是民族大义。他曾论述处患难之道说:“诚于忍者,利不歆而害亦不距;诚于容者,名不竞而实亦不争。诚有之也:知天下之险阻荼毒,皆命之所必受;知物情之刻核残忍,皆道之所能格。……志之所至,而气以凝。……行夷狄,素患难,而介然以其贤贞之志与日月争光。”(8)在民族危难的时期,要不顾个人的利害,努 力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这种为民族独立而坚持斗争的志操,在历史上是有进步意义的。

综上所说,唯物主义哲学并不忽视道德理想,而一些卓越的唯物主义者,他们的“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是令人钦佩的。谁能说哲学唯物主义仅仅肯定人的物质利益呢?

二、个人与社会,公与私

为什么卓越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在重视物质利益的同时也重视道德理想呢?这是因为,这 些思想家对于人类生活的实际情况,对于道德的实际作用,有比较正确的认识。

唯物主义主张从实际出发,因而重视人们的物质利益,然而人与人之间,彼此的物质利益经常发生矛盾。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个人与阶级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个人与民族之间,在物质利益上,必然或者往往发生矛盾。这些矛盾,必须得到一定的解决,人类社会才能继续存在和发展。道德就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原则。

所以,道德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所必需。

集体(社会、民族)利益可谓之公,个人利益可谓之私。脱离了所有的个人之私,也就无所谓公。然而公与私之间往往有矛盾。道德的基本原则是公利高于私利,可以为公舍私,不可以私害公。

首先,道德是关于个人与个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原则。保持个人的独立人格,尊重别人的独立人格,是道德的出发点。屈从别人意志,甘受别人奴役,谈不上道德。强迫别人服务自己的意志,奴役别人,更是反道德的行为。我们肯定道德,必须反对奴才主义,必须反对尼采所宣扬的权力意志。

道德的基本原则是,对于个人来说,不要仅仅追求个人利益,而更要追求人民的利益,不要止于利己,而要致力于利人。由此更前进一步,在一定条件下,为了别人的利益,自愿牺牲自己的利益。忘己济人,舍己救人,这是崇高的道德行为。从利己而且利人,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是一个德行的飞跃,这里表现出卓越的崇高精神。在人我利益不能两全的时候,要舍己为人,这是道德的一个基本原则。

道德的最主要的原则是:在个人利益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或民族利益不能两全的时候,要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或民族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以至牺牲个人的生命。为公舍生,为国损躯,这是道德的最高要求。自我牺牲精神,是道德行为之独特的崇高的表现。

为什么要如此?因为这是社会发展的要求,这是民族生存的要求,这是历史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如果在个人利益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能两全的时候,人们都追求个人利益,置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于不顾,社会就必然解体了;如果在个人利益与民族利益不能两全的时候,人们只追求个人利益,民族的独立必然不能维持了,亡国灭族将不可避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昭示我们:最大多数人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民族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地主阶级思想家所标榜的“天下之公义”,实际上是维持封建统治的精神工具。资产阶级的道德,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标榜的超阶级的永恒道德,实际上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也都讲“公”,他们所讲的“公”只是封建统治阶级之“公”或资产阶级的“公”。虽然如此,在封建时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仍有社会公益可言。如开发自然“兴修水利,对于社会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时期,民族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保卫民族独立而斗争,是各阶层人民的共同的义务。

在历史的任何时期,“社会发展的利益”都是分别是非善恶的最高标准。列宁说:“我们绝对必须承认,反对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是工人政党的首要政治任务,但是我们认为要说清楚这项任务,首先应该说明现代俄国专制制度的阶级性质,说明摧毁这个制度不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也是为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指出这一点在理论上是必要的,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社会发展的利益高于无产阶级的利益;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高于工人个别部分或运动个别阶段的利益。”(9)社会发展的利益高于任何阶级的阶级利益。因此,我们可以根据社会发展的利益来判定不同阶级的道德之间进步与反动的区别。如果一个阶级的道德是与社会发展的利益相反的,那末它就是反动的道德。

社会发展的利益也即是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即是道德的最高标准。

古住今来,无数民族英雄、革命烈士,为了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自我牺牲,他们壮烈的事迹,彪炳史册,发放灿烂的光辉,照耀着人们前进的道路。

但在任何时期,都可能有人为了图谋私利,却借“公”的名义,强迫群众为他们作出自我牺牲。对于这类“假公济私”的行为,必须彻底揭穿。要求别人自我牺牲的人必须自己首先做到自我牺牲。

道德基于物质利益,而要求人们在一定条件下做到自我牺牲、舍弃自己的物质利益,这是道德的辩证法。

三、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10),这是基本事实。人有一些物质需要,必须满足这些物质需要,人的生命才能保持和发展。为满足物质需要而活动,这是人类的物质生活。唯心主义轻视人类的基本欲望,提倡禁欲主义,是根本错误的。

然而人类生活不仅是谋求物质需要之满足而已,除了物质需要而外,人还有精神的需要,即比饱食暖衣更高一级的兴趣。满足精神需要的活动,可称为精神生活。

人类的精神需要,是对于真、善、美的追求。追求真理、追求至善、追求粹美,这就是精神生活的内容。从事哲学、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的研究,从事文学、艺术的创作与鉴赏,这些都属于精神生活。

可能有人会说:追求真理,探索自然界的奥秘,最终还是为了掌握自然规律以提高物质生活;追求至善,最终也就是“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使人人的基本欲望都得到满足;追求粹美,也不过是丰衣美食而已。真善美终究以物质生活的提高为归宿。

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我们认为,追求真理,固然有提高物质生活的作用,而主要是为了达到更高的自觉。了解自然的奥秘,才能了解人生的奥秘,才能真正自己认识自己。认识真理,达到较高的自我认识,这本身就具有卓越的内在价值。追求至善,固然要“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但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是使人人的精神要求都有所满足,使人人都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追求粹美,更有广阔的天地,绝非追求衣食居处的精美而已。

我们可以看看古代哲人的精神生活。例如荀子提出“解蔽”的主张。解蔽即解除偏蔽。如何解蔽呢?这就要“兼陈万物,而中悬衡焉”。什么是衡?“何谓衡?曰道。”怎样才能知道呢?“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虚是虚心,一是专心,静是静心。“虚一而静,谓之大清明”,就能够认识真理了。荀子又说:“仁者之思也恭,圣人之思也乐,此治心之道也。”(11)能够思而乐,就是最高的精神境界了。虚一而静,思而恭,思而乐,就是荀子所宣扬的精神生活。

又如晋代大诗人陶渊明,他用诗句来表达他的精神生活。试举他的两首诗。其一:“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时来苟冥会,?辔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12)其二:“袁安门积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见钱入,即日弃其官。刍藁有常温,采莒足朝冫+食。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13)这些诗句表示:所追求的是精神自由,所畏惧的并不是饥寒。在物质生活上不免辛苦,在精神生活上却是“欣然自得”。陶渊明是精神生活卓霸越的典型。

历史上许多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等等,都有高尚的精神生活。

精神生活基于物质生活,而高于物质生活。物质生活是基础,精神生活是人类优于其它动物的特点,表现出人类的优越性。

哲学唯物主义区别于哲学唯心主义,将精神生活的提高建立于物质生活的改进之上。我们一方面要改进物质生活,一方面要提高精神生活。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特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14)既有物质的生产,又有精神的生产。精神的生产就是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

《共产党宣言》又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这里所谓自由发展应是全面的发展,既包括物质生活的发展,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发展。

道德理想即是追求至善,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主要内容。哲学唯物主义并不否认精神生活的价值,而是充分肯定精神生活的价值,因而,唯物主义思想家肯定道德理想的重要性,是理所当然的。

四、现实生活与理想境界

唯心主义者和宗教家,把道德建立在对于上帝的信仰上,从所谓上帝的意志引申出道德的原则来。唯物主义者不承认上帝的存在。

唯心主义者和宗教家,把道德建立于灵魂不灭的信仰上,追求来世来生的幸福,追求彼岸的极乐世界。唯物主义者不承认灵魂不灭。

唯心主义者宣扬先验的道德原则,以为道德原则是内心固有的。唯物主义者不承认先验的道德原则。

唯物主义者否认上帝,否认来世,而仍然可以抱有崇高的道德理想。

唯物主义者要求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崇高的理想境界。唯物主义者不需要上帝,不需要灵魂不灭的信仰,而仍然能够摆脱庸俗习气,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坚定卓绝的牺牲精神,为崇高的道德理想而献身。

唯物主义者的这种观点和态度,是唯心主义者和宗教家所不能理解的,然而这是关于道德的唯一的科学态度。

唯物主义的道德理想植根于现实生活之中。在唯物主义哲学观点看来,道德的根据在于社会生活的需要。

关于道德的起源这个问题,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家荀况已经提出了比较正确的解答。荀子论人之所以为人的特点说:“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16)又说:“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高则弱,弱则不能胜物。……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17)荀子认为,礼义正是合群之道。他又论礼的起源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生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18)又说:“况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诗书礼乐之分乎!彼固天下之大虑也,将为天下生民之属长虑顾后而保万世也。”(19)荀子认为,道德乃是考虑人民的长久利益而建立起来的,是“为天下生民长虑顾后”而必须创立的。当然,荀子所谓的人还只是抽象的人;荀子强调礼义是圣人制定的,表现了唯心史观;荀子强调“分”的必要,也包含地主阶级的偏见。但他从社会生活的需要来讲道德的起源,确实是从唯物主义观点立论的。

其次,中国古代哲学有一个优良传统,即不重视死后问题,不追求来世幸福,不将道德建立在灵魂不灭的信仰之上。春秋时代的孔子,即已有此态度。《论语》记载:“子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20)孔子以为重要的是知生,而不是知死。《论语》又载:“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汝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21)在现实生活中,积极努力,充满乐观精神,忘了老之将至,更不会考虑死了。孔子基本上是一个唯心主义思想家,但他这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和宗教是截然不同的。

先秦儒家不考虑死后问题的态度有深远的影响。诗人陶渊明有诗句云:“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22)有生必有死,死是不可避免的,正宜任其自然,不必多所考虑。宋代唯心主义者程颐曾论死生之道说:“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终,常道也。达者顺理为乐。……人之终尽,达者则知其常理,乐天而已。……不达者则恐,恒有将尽之悲,乃大耋之嗟,为其凶也。此处死生之道也。”(23)程颐是宣扬先验道德的,而在生死问题上,却是肯定生必有死、顺理为乐的无神论观点。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宋明理学虽然是唯心主义,却也表现了一定的反宗教倾向。在这里,显出了唯物主义对于唯心主义的影响,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事实。

科学的伦理学,应建立在哲学唯物主义之上。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精神对自然的关系问题”,但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不能直接归结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因而,伦理学范围内的斗争是比较复杂的。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应是道德的性质、起源与标准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在伦理学方面,大都陷入于唯心主义。恩格斯说:“我们一接触到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他的真正的唯心主义就显露出来了。”(24)克服旧唯物主义的缺欠,不但要贯彻唯物主义的观点,而且要运用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道德问题,要重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辩证关系,重视现实与理想的关系,把伦理学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五、革命的道德与道德的革命

共产主义道德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尚的道德。共产主义道德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道德;共产主义道德的建立和发扬,也实现了道德的革命。

在阶级社会中,道德具有阶级性。每一阶级都把本阶级的根本利益作为道德的最高原则。剥削阶级的思想家往往宣扬“人类之爱”,而又认为阶级剥削是合理的。如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25),又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天下之通义也”(26)。董仲舒论人类的特点说:“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27)董仲舒以为人的高贵之处在于“有文以相接,有恩以相爱”,而这“有文”、“有恩”的相互关系中,都包含着“君臣上下之谊”,包含着阶级对抗与等级差别。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肯定封建统治秩序是天经地义的。

资产阶级思想家也讲“博爱”,19世纪的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也宣扬爱的道德。正如恩格斯所说:“对己以合理的自我节制,对人以爱(永远是爱!),这就是费尔巴哈的道德的基本准则。”(28)恩格斯批评这种道德论说:“至于那要把一切人都联合起来的爱,则表现在战争、争吵、诉讼、家庭纠纷、离婚以及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最高限度的剥削中。”(29)剥削阶级的道德是容许人对人的剥削的道德。

共产主义道德以反剥削为前提。共产主义道德反对任何种的人剥削人的制度,不允许任何特权。在这个意义上说,共产主义道德的建立,是人类道德的一个伟大的革命。

发扬共产主义道德,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对于将来从社会主义前进到共产主义社会,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历史上有些唯心主义哲学家把道德看成最重要的,以为社会中人们的道德提高了,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这种思想可算是“道德决定论”。先秦时代孔丘、孟轲以至荀况,都有这样的见解。宋明时代的理学家,不论程朱学派或陆王学派,更都强调道德的重要性,以为道德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朱熹向当时封建皇帝进言,专讲“正心诚意”,就是认为,只要思想端正了,德行提高了,一切别的问题就都可以解决了。这种学说,过去就被称为“迂阔”之谈,实际上是于事无补的。

历史上,还有另一派思想家,完全否认道德的作用,这种观点可称为“道德无用论”。先秦时代的商鞅、韩非就是主张这种观点的。商鞅以“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为“六虱”(30),以为道德不但无益而且有害。韩非强调“仁义爱惠之不足用”(31),以为“先王之仁义无益于治”,“故明主举实事,去无用,不道仁义者故,不听学者之言”(32),韩非完全否定了道德学问的价值。商鞅、韩非为什么如此排斥道德学问呢?因为他们认为道德学问是不利于君主专制的,他们是为了维持专制主义而排斥道德教育。商鞅、韩非的政治学说有其进步的一面,但他们完全忽视道德文化,这是对于春秋战国时代文化繁荣、学术昌盛的反动。

我们既要反对道德决定论,也要批判道德无用论。

19世纪末出现的尼采超人哲学,鼓吹权力意志,摈弃以往思想家所提倡的道德,乃是一种极端的反理性主义,是道德无用论的极端形式,亦可称为反道德主义。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哲学基础。我们必须坚决地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反道德主义思想。

我们反对宣扬权力意志的超人哲学,同时也要反对屈服于权力意志的奴才道德。卑躬屈膝,匍匐于别人的权力之下,甘作权势者的驯服工具,这是奴才的道德,这是最可耻的卑鄙行径。我们需要的是维护人类尊严的道德。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的伟大的历史任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提高共产主义道德觉悟,必须发扬共产主义道德精神。经济是基础,而属于上层建筑的道德也会对基础发生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没有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进行艰苦斗争的精神,没有为革命利益而自我牺牲的坚强意志,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恐怕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让我们努力提高共产主义道德觉悟,加强对于共产主义道德的信心,为把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作出应有的贡献。


原载《道德与道德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注 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7-22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 《荀子·王制》。

(3) 《荀子·劝学》。

(4) 《论衡·非韩》。

(5) 《周易外传》卷二《临》。

(6) 同上卷二《无妄》。

(7) 《尚书引义》卷五。

(8) 同上书卷六。

(9) 《列宁全集》第4卷,第206-207页。

(10) 《礼记·礼运》。

(11) 《荀子·解蔽》。

(12) 《陶渊明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

(13) 同上书,《咏贫士》之四。

(14) 同(1)第1卷,第254-255页。

(15) 同上书,第273页。

(16) 同(2)。

(17) 同上。

(18) 《荀子·礼论》。

(19) 《荀子·荣辱》。

(20) 《论语·先进》。

(21) 《论语·述而》。

(22) 《陶渊明集·形影神》。

(23) 《程氏易传·离卦》。

(24) 同(1)书,第229页。

(25) 《孟子·尽心上》。

(26) 《孟子·滕文公上》。

(27) 《汉书·董仲舒传》。

(28) 同(1)书,第234页。

(29) 同上书,第236页。

(30) 《商君书·靳令》。

(31) 《韩非子·奸劫弑臣》。

(32) 《韩非子·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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