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佛学与中国近代哲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74 次 更新时间:2007-04-11 01:44:17

进入专题: 佛学  

楼宇烈  

  

   本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以大量史料揭示了佛学在近代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广泛影响,认为探讨佛学与近代中国哲学的关系,是一个极重要的课题。第二部分从把佛学与西学相附和,强调佛学的哲理性,提倡佛学应务救世的实际作用,以及唯识学的复兴和发展等方面,分析了近代中国佛学的主要特点。最后部分,作者结合近代佛学得以振兴的原因,从理论意义和社会实际作用两方面,探讨了如何正确评价近代佛学的问题。

   在谈到近代中国哲学时,人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及哲学社会科学,即所谓“西学”、“新学”的传入,对近代中国哲学发展所发生的重大影响。因此学术界对于西学与近代中国哲学关系的研究比较多。诚然,西学对近代中国哲学所发生的影响是巨大的,需要进行深入广泛的研究,而且就目前情况看,研究也还是不够的。但是,我认为,在探讨近代中国哲学时,也还必须充分注意到佛学对近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影响。大量的历史资料说明,佛学在近代中国哲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对近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有着广泛和深刻的影响。中国近代佛学的开展,并不是中国古代佛学的简单延续,而是伴随着西学的输入而重新振兴起来的。它受到当时西方研究佛学风气的影响,是在相当程度上揉和了西学内容和方法的佛学。近代佛学的兴起,最初为一部分思想家看作“西学”可接受的某种理论上的联接点。他们一方面或认为西学的某些理论内容和方法,包含在佛学中,与佛学相一致,而佛学则是我国人们所熟悉的传统文化(如梁启超曾说:“我们国学的第二源泉就是佛教。”《治国的两条大路》)。另一方面或认为,佛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比之西学更为丰富和深刻,因而可用之于改造和发展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正因为如此,研讨佛学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种时代潮流。许多著名的进步思想家、学者,都对佛学研究饶有兴趣,并受到很深的影响。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所说的:“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因此,探讨佛学与近代中国哲学的关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研究中国近代哲学如果只注意到西学的影响,而忽视佛学的影响,那是不可能深入了解近代中国哲学的全貌和特征的。本文想就佛学在近代中国哲学中的影响、特点,及其意义等作一些简单的介绍和分析,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关注和研究兴趣,同进也希望得到同行们的指教。

  

   一、近代佛学的振兴及其对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广泛影响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至南北朝隋唐,达到了发展的鼎盛时期,其后即走向衰落。其间虽时有所谓“中兴”,然自五代至于清末,总的趋势是日益没落了。到了近代,随着对传统儒学的批判和“西学”的传入,同时受到当时欧洲学者研究佛教的兴趣和风气的影响,也带来了佛学的振兴。推究振兴近代中国佛学事业者,当自杨文会始。

   杨文会(1837-1911),字仁山,安徽石埭人。他出身仕宦之家,但少年时即不喜举子业,性任侠,好读奇书,对当时传入的西方科学知识、工程技术等也甚有兴趣。中年后,他专心于佛学,深感佛教典籍佚失严重,给深入研究佛学和弘扬佛法带来极大困难。于是,他集合同志在南京创立了金陵刻经处,亲任校勘,重刻方册藏经。1878年和1886年,他前后两次随曾纪泽和刘芝田出使欧洲,考察英法等国政治、经济,研究天文、地理等。在第一次赴欧期间,他于伦敦结识了日本学僧南条文雄。以后,在南条文雄的帮助下,从日本、朝鲜访得许多我国宋明佚失的佛教各派重要典籍,陆续刻印出来,引起了人们研究佛教各宗派的兴趣。同时,杨氏以金陵刻经处为据点,与四方学人研讨佛学,后又创办了“祗洹精舍”和“佛学研究会”,亲自讲学,为振兴佛学培养了一大批人材。杨文会本人在佛学方面是“教宗贤首(华严),行在弥陀(净土)。”但他对门下弟子则各就其所长而引导之,不强求以一家一说,因此,其弟子如谭嗣同、桂柏华、黎端甫、梅光羲、李证刚、欧阳渐、释太虚等,都各擅一家,有独到的造诣。杨文会对当时资产阶级的变法革新运动是同情和支持的,与当时一批社会革新人士有密切的往来,因而许多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学者,如梁启超、沈曾植、陈三立、夏曾佑、宋恕、汪康年、章太炎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他的佛学的影响。

   杨文会逝世后,他的弟子欧阳渐(竟无)、陈镜清(穉庵)、陈义(宜甫)等先后继续主持金陵刻经处事业。欧阳渐以后又创立了“支那内学院”,释太虚则先后创办了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等,培养了一大批佛学研究的专门家,对中国近代佛学的发展和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对近代社会思想界和学术界也产生不小的影响。

   以下我想列举一些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学者与佛学关系的情况,这也许会加深我们对佛教在近代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影响的感性认识。

   近代中国哲学开端于资产阶级改良派,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思想代表,无一不受佛学的影响。如:

   康有为(1858-1927),早年“于海幢华林读佛典颇多”,又曾居西樵山白云洞“专讲道佛之书”(《自编年谱》)。梁启超在《康有为传》中说:“先生于佛教,尤为受用者也。先生由阳明学以入佛学,故最得力于禅家,而以华严为归宿焉。”而在讲到康有为西樵山这段生活时说:“既又潜心佛典,深有所悟,以为性理之学,不徒在躯壳界,而必探本于灵魂界。遂乃冥心孤往,探求事事物物之本原。大自大千诸天,小至微尘芥子,莫不穷究其理。常彻数日夜不卧,或打坐,或游行,仰视月星,俯听溪泉,坐对林莽,块然无俦,内观意根,外察物相,举天下之事,无得以扰其心者,殆如世尊起于菩提树下,森然有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之慨。先生一生学力,实在于是。”梁启超此说不免有过实之处,但它确实也反映了康氏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康氏并没有一篇专门论佛学的著作,但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经常引用佛说以为比类,可以看到佛学的影响。如他著名的《大同书》一书,一开始就标出“入世界观众苦”,历叙人生入世种种之苦达三十八种之多,正是袭用了佛教鼓吹出世主义常用的说教。在书中,他还说:“普天之下,有生之徒,皆以求乐免苦而已,无他道矣。”这也正是佛教对人生的一个基本看法。再则,康氏在行为上,也一直以释迦牟尼为榜样。他自述道:“其来现也,专为救众生而已,故不居天堂而故入地狱,不投净土而故来浊世,不为帝王而故为士人。……故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舍身命而为之。……以是为道术,以是为行已。”(《自编年谱》)。

   梁启超(1873-1929)早年即对佛学有浓厚兴趣。虽说“不能深造,顾亦好焉,其所论著,往往推挹佛教”(《清代学术概论》)。一八九九年,他在《自由书·惟心》一文中,即鼓吹佛教“三界惟心”之说为真理。他认为:“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是以豪杰之士,无大惊,无大喜,无大苦、无大乐,无大忧,无大惧。其所以能如此者,岂有他术哉?亦明三界惟心之真理而已,除心中之奴隶而已。苟能知此义,则人人皆可以为豪杰。”一九二O年,他游历欧洲回国后,更专注于佛教研究,发奋要编著一部中国佛教史。因此,他系统地研读了大量佛经,还曾一度到支那内学院听欧阳竟无讲唯识法相学。以后,他陆续写出了一批佛学研究的论文(后来汇集为《佛学研究十八篇》一书)。这些论文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学者研究佛教史的重要成果,其中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和研究方法。经过这番研究,梁氏对佛学理论更为推崇。他认为:“佛教是建设在极严密、极忠实的认识论之上”的,是“以求得最大之自由解放,而达人生最高之目的者也。”(《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又说:佛学“对于心理之观察分析,渊渊入微”,“若论内省的观察之深刻,论理上施设之精密,恐怕现代西洋心理学大家还要让几步哩!”(《佛教心理学浅测》)他以至声称:“佛教是全世界文化的最高产品。”(《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氏在人生观、生死观等问题上,十分推崇佛教的“业力”说和“唯识”说。晚年,他在给女儿梁令娴的一封家信中,甚至认为佛教所说的“业报”是宇宙间的唯一真理,而他的宗教观和人生观的“根本”,也就在于此。(见《梁启超年谱长编》)

   谭嗣同(1865-1898)三十岁时恰逢中日甲午战争,因而导致了他思想上的激剧变化。从此他抛弃传统旧学,努力接受新学、西学,同时受吴嘉瑞(雁舟)的影响,开始学佛。不久,又在南京随杨文会学佛,深得华严要旨。他著《仁学》,企图揉合古今中西、科学宗教于一体。然而贯穿其中的中心理论却是佛学。他以西学与佛学相比,认为“西学皆源于佛学,亦惟西学,而佛学可复明于世”(《仁学》)。具体地说:“格致家恃器数求得诸理,如行星皆为地球,某星以若干日为一岁,及微尘世界,及一滴水有微虫万计等,佛书皆已言之。”(《上欧阳瓣薑师书》)他对儒、佛、耶三教作了一番比较,认为从时间上讲,“佛生最先,孔次之,耶又次之”,从空间上讲(指教义之博大及传播):“佛教大矣,孔次之,耶为小。”(《仁学》)总之,“佛能统孔、耶”(同上),“不论何教之精微及诞谬不可究诘,佛书皆已言之,而包扫之也。”(《上欧阳瓣薑师书》)再则,他认为,儒家六经“未有不与佛经合者”(同上),并且在《仁学》中列举《大学》与唯识、华严相通融之处,声称“斯教(儒教)之大权,必终授诸佛教。”所以,他在《仁学》开卷时即指出:“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以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后来,杨昌济(1871-1920)在阅读并摘引了谭氏《仁学》中的沟通儒释的一些论述后,认为历来沟通儒释之巧,未有过于此者。并说:“余习闻儒者之言,颇不甚满意于佛学,谭浏阳乃重佛若此,使我意为之一转。余现虽尚未研究佛学,已确认其哲学上之价值矣。”(《达化斋日记》一九一四年六月十九日条)后来,杨昌济确也认真地选读了一些佛学典籍,谭嗣同重佛思想的影响,于此亦可见一班。

   严复(1854-1921)是近代传播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思想的主要代表,他翻译的《天演论》、《法意》、《原富》、《穆勒名学》等,在中国近代思想界发生过巨大作用。然同时他对佛学思想也是十分推崇的。他受到不可知论观点的影响,认为佛学中“不可思议”一语,乃“佛书最精微之语。”(《天演论》按语)又认为,“宗教之多思维,殆莫若佛。”(《法意》卷二四按语)“佛道修行之辛苦,其所以期其徒之强立者,他教殆无与比伦也。”(同上卷一四按语)

其他维新派人士中,诸如唐才常、汪康年(《时务报》创办人)、夏曾佑(著名史学家)、宋恕、孙宝瑄等,也都与佛学有密切关系。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月二十八日曾有如下之记述:“丙申(1896)秋,海上集同志七子,曰吴雁舟(嘉瑞)、曰谭甫生(嗣同)、曰宋燕生(恕)、曰梁卓如(启超)、曰汪穰卿(康年)、曰胡仲逊(惟志)、曰孙中愚(宝瑄),其人多喜圆教,统志游觉海,一日皆于光学中现身。乃为偈云:幻影本非真,顾镜莫狂走,他年法界人,当日竹林友。”可见这些人对佛学的崇尚。唐才常(1867-1900)是谭嗣同的同窗学友,并且是一起积极参加变法维新运动的同志,他在思想上受到谭嗣同很深的影响,同样十分推崇“佛氏大雄大无畏之旨。”(《唐才常集·辨惑上》)也认为“微点(质点)者,释家之微尘也。……故格致家言,可通佛家诸天之蕴;而佛家之积微点之心力,而救苦海世界,其诸仁者所有事欤!”(同上《质点配成万物说》)夏曾佑(1863-1924)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对佛学也有很深的研究。他在给杨文会的一封信中说:经过对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的比较,他认为,“惟有佛法,法中之王,此语不诬,至斯益信。”(杨文会《等不等观杂录》卷六)可惜他没有留下专门论述佛教的著作,无法深入了解他的佛学思想。但我们从梁启超对夏氏的推崇备至中可窥得一二。梁氏说:“他对于佛学有精深研究,——近世认识‘唯识学’价值的人,要算他头一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佛学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佛学专题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916.html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