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中国是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1 次 更新时间:2022-12-09 11:3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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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论

  

   清华大学李强教授认为是,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是一种倒丁字型结构,其中构成倒丁字型结构底下一横的是巨大的农村社会阶层,而构成倒丁字型结构一竖的则更多是城市社会阶层。李强认为,倒丁字型结构是罕见的,与金字塔结构相比,倒丁字型所表现的阶层之间的界限更为突出,是直角式的,下层与其他阶层之间几乎完全没有缓冲或过渡,是非此即彼的。造成倒丁字结构的原因是中国的户籍制度。李强认为,倒丁字结构及其必然导致的结构紧张可以用来理解和解释中国社会的种种矛盾及问题。中国社会运行的巨大难题就在于,倒丁字型结构造成社会群体之间需求差异太大,社会交换难以进行,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如秩序问题、治安问题、贫困问题、艾滋病问题、卖淫问题等等,都可以从倒丁字结构和结构紧张上得到解释。李强认为,如果想从结构紧张型社会进入宽松型社会,最根本的还是要完成社会结构的转型,即扩大中间阶级数量,改变倒丁字型结构,办法就是改革户籍制度与增加城市容纳力。[1]

  

   2015年李强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我国正在形成“土字型社会结构”》一文,认为通过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与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的比较,相对于2000年,2010年中国社会结构中,“得分值较低的底层群体出现了明显的向上流动的趋势。中间层的某些群体主要是中下群体有所扩大。但是,从总的社会结构图形看,大体上还是属于底层比较大的社会结构特征,基本上可以说还是类似于一种‘倒丁型社会结构’,当然,如果说形状是‘土字型社会结构’也可以”。[2]概括地说,以上李强关于“倒丁字型社会结构”的研究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依据统计资料,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倒丁字型社会结构。

  

   2.形成倒丁字型结构的主因是户籍制度,核心是城乡关系问题。

  

   3.倒丁字型结构必然造成结构紧张,这样一种结构比金字塔结构还要糟糕。

  

   4.要缓解中国社会结构紧张状态就应当改变倒丁字型结构,根本办法就是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和提高城市容纳力,或者说就是要鼓励农民进城并为进城农民提供正规化的就业保障。

  

   总体来讲,笔者不同意李强对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概括,更不同意他关于社会结构紧张原因的分析和解决社会结构紧张的主张。

  

   二、中国不存在倒丁字型社会结构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是倒丁字型结构吗?尤其是,倒丁字型社会结构造成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紧张、并因此成为中国各种社会问题的总根源了吗?

  

   按李强的说法,依据五普六普资料,构成倒丁字型结构一横的是巨大的农村社会阶层;而构成倒丁字型结构一竖的则更多的是城市社会阶层。倒丁字型结构反映的是中国城乡分野的现实。换句话说,所谓中国社会的倒丁字型结构,核心就是中国存在一个家庭收入比较低的庞大的农民阶层,且这个农民阶层的地位处在倒丁字型结构最下面的一横中,即最低位置。正是农民阶层这个极为庞大的群体构成了下面长长的一横,才形成了李强所讲倒丁字型结构。而按李强的量表,构成倒丁字型结构下面长长一横的“23分组占了全部就业者的63.2%,而组成该分组的职业群体基本上是农民,其中从事大田劳动的即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占该分组的91.2%,占全部就业者的58%,另加上5.2%的其他体力劳动者,共同构成了丁字型社会最下面的一个巨大的群体。该群体反映了中国的一个非常严酷的现实:社会下层比例过大”。[3]

  

   这里要注意,李强的量表是采用特莱曼与艾泽布姆、格拉夫提出的“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是从个人职业角度进行的分类量表。

  

   这里有若干问题需要讨论。

  

   第一,任何一个非现代的农业社会,农业人口都要占到全部人口的大多数,从事大田种植的普通农民都要占到整个社会就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这些人群就都会成为社会结构底层的长长一横,也就必然形成任何一个前现代社会或未完成城市化社会的倒丁字型结构,中国就不是什么孤例,没有任何特殊,也与户籍制度和城乡分割关系不大。李强说过去没有人讨论倒丁字型社会结构,似乎是说中国社会结构中存在的倒丁字型结构是世界罕见的类型,这样的说法可能就不成立。

  

   第二,按职业来进行统计并形成的量表与当前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劳动力再生产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尤其是当前中国几乎所有农民家庭都存在着“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庭模式。即年老父母留村务农,年轻子女进城务工,仍然种植大田作物的农民家庭,他们的子女进城务工经商,从城市获得务工收入,农民家庭在可以保留农业收入的前提下获得城市工商业收入,所以农民家庭收入获得了持续增长。[4]将农民家庭收入分解为个人务农的职业收入与进城务工的职业收入,这样按个人职业进行分类制成的量表就完全反映不出农民阶层的实际情况。这样讨论问题所得出结果也就相当不可靠。

  

   第三,中国农村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集体土地所有制,分田到户时,以村社集体为单位,农户按人均分土地,并因此形成了全国农村“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家庭经营格局,农户之间的农业收入相差不大。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进城务工,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形成,进城农民工因此可以获得全国平均劳动工资。农户家庭收入之间的差距往往只与家庭中劳动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有关,劳动人口多,农民家庭收入就高,消费人口多,农民家庭收入就低。总体来讲,农民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是很大,无论是农业收入还是务工收入都在同一档次,正是因此而形成了倒丁字型结构底下的长长一横。

  

   第四,当前农民家庭的农业收入中有相当大的自给自足成分并未进入统计,比如庭院经济和捞鱼摸虾收入等。农民大都有自己的住房,而且往往都建得很好很宽敞,房前屋后栽有果树种有菜园,这些住房和他们在农村所获得的很多实物消费是没有统计在农民家庭收入中的,但这些却实实在在地支撑着农民的生活品质。正是农村这些现实的生活品质让农民在当前可以自由进入城市务工经商条件下,仍然没有全部进城。既然当前体制上几乎没有对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限制了,农民就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选择,即进城可以有更高收入就进城去,留村具有更高品质就仍然留村。当前仍然有6亿多农村人口留村,其中包括2亿多农业劳动力,就说明留村仍有收入来源,以及留村仍有大量未被统计出来的有品质的生活条件。留村尤其适合那些在城市缺少就业机会的中老年人,这些中老年人与自家土地结合起来,在机械化条件下,可以相对轻松地从事农业生产,获得农业就业与收入,并从村庄熟人社会中获得各种生产生活支持和实现人生价值。村庄中的自给自足经济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能力,降低了消费支出,使农民在现金收入相对较少的情况下依然可以过较高水平的生活。这与漂泊在城市居无定所、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第五,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中很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当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所有农户都可以从村社集体无偿分配到宅基地盖住房,可以获得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都是村社集体所有权派生出来的,不允许买卖,农民免费获得,无偿使用,不能交易,这就为中国农民保留了与土地结合起来的最基本的权利。因为土地是基本生产资源,是进城失败农民的最后退路,是农民的基本保障,所有作为村社集体成员的农民可以免费获得不准交易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宅基地使用权,这样就可以防止农民因为种种不测事件而变得一无所有,也就防止了赤贫和流民的出现。

  

   同时,农村广泛存在的自给自足经济也可以有效缓解农民的赤贫状况。

  

   也就是说,当前中国农村,农民可以与土地结合起来,从土地上获得就业与收入,农村自然经济成分又减少了农民现金支出的压力,而村庄熟人社会使生活在村庄中的所有人都有身体和心理上的安全感,这与漂泊在城市居无定所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国家政策对农村的支持,包括扶贫与低保制度,又可以为农村贫弱群体应对各种意外事件提供保障。

  

   这样一来,中国农村的农民虽然收入不一定很高,但却可以解决温饱,可以有发展的能力。有条件就进城务工经商,奋力一搏,成功就融入城市,不成功他们还可以退守农村。

  

   因此,当我们进入倒丁字下面长长一横时就可能发现,这个长长一横中的农民阶层是处在国家的保护之下的,即处在不允许城市资本下乡侵占他们的土地与家园的制度安排之下,这一横与倒丁字上面的一竖根本就不在一个结构里,因为不在一个结构里,下面的一横与上面的一竖就不可能形成倒丁字结构,更不可能因为这样一个倒丁字结构带来结构紧张。因此也就谈不上倒丁字社会结构成为中国各种社会问题的总根源。

  

   三、中国社会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的例外

  

   李强其实也很清楚所谓倒丁字型社会结构中下面一横与上面一竖不在一个结构里,他说:“实际上,中国是有两个社会分层体系,一个是城市社会的分层体系,另一个是农村社会的分层体系。这两个体系几乎是独立运转的,相互之间并不交融,虽然有巨大的农民工群体流动于城市和农村之间,但是,由于与户籍相关的一系列限制,多数农民工最终还是回到农村去,而不是融入到城市社会中来。”[5]

  

   实际上,2005年李强提出倒丁字结构,中国户籍制度已经有了极大调整,决定农民工能否进城的主要障碍早已不是户籍而是收入,或者说是市场因素。只要农民有了足够的收入,他们就完全可以在城市买房生活。当前城乡二元体制仍然存在,不过,现在的城乡二元体制中,几乎所有限制农民进城的体制机制障碍都已清除或正在清除,而限制城市资本下乡的制度大多仍然保留,比如不允许城市人到农村买农民宅基地。之所以要限制城市资本下乡,是因为土地包括宅基地是农民的最后退路与基本保障,基本保障是不应该进行交易的。基本保障的交易对城市人来讲,也许只是多了一个每年两周到农村看星星的休闲去处,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却可能在进城失败后无路可走。在这个意义上,当前的城乡二元体制是保护农民的体制。为什么要保护农民?因为农民是中国最为庞大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基本生产资源与最后退路,国家理应保障。

  

正是农民有农村这样一个退路,当农民家庭认为进城有更多机会时,他们会选择进城获取收入,而当他们难以在城市体面安居时,他们就退回农村。农民有农村这个退路,就避免了独立运行的农村社会结构与城市社会结构在同一个结构中存在“结构紧张”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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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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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大国之基:中国乡村振兴诸问题/贺雪峰 著.—北京:东方出版社,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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