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20 次 更新时间:2007-04-10 00: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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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 (进入专栏)  

  

   十九世纪末年与二十世纪最初几年,留洋读书、进专学洋话的学堂,乃至进一般的洋学堂,即在“洋务”最称发达的上海与其周围地区,还是不时髦的,在地主和市镇小资产阶级的眼光里,甚至是不光彩的。我是江苏省宝山县(今属上海市)人,我的父亲在县里最初办洋学堂的时候,为了凑成一班两班,就得向亲戚、朋友、本家“拉”学生。进方言馆或广方言馆一类学堂,有所成就,而后来搞“洋务”或当上外交官员的,一般是市镇上穷苦的小资产阶级的子弟,否则,进去了也往往半途而废。我的一个表姨丈就是例子,表面上是因病求退,实际上是保守退缩。

   但短短的不到二十年,风气似乎转变得很快。一九一三年夏天,当时称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堂,委托江苏省教育行政当局考收中等程度的学生,名额只十一个,而到南京应考的多到二百多人,无疑的是“留美”的金字招牌起了作用。就我个人来说,问题本来不大。父亲从进士馆转京师大学堂,学了不少“东洋”知识,接着又到日本“考察”了几个月。回来后,上面说过,又在县里开办了好几个男女洋学堂,设有英文课;他的朋友中很有几个是方言馆出身的人,有的当着公使,他经常和他们通信,信封上开着“罗马府……”等字样,通行无碍;他每次从北京归来,行李上总贴着中英文字对译的纸条,如“潘大人”对“His Excellency Pan”之类,我从小看得很熟。这些都可以说是属于内因方面。至于外缘:一是一九一二年冬我在“两等小学”毕业后,父亲从北京寄回家信,要我下一年应清华的入学试;尽管他于一九一三年春天在北京去世,这个遗命还是遵行了。二是那时候我的舅父正在南京,主管着一部分省的行政,似乎还直接领导着教育的部分,“朝里有人”,报名固然方便,录取也就不大成为问题。十一个额子中,我和舅父的大儿子,即我的表弟,就占了两额,此中不可能没有“关节”。有人好意地推测说,大概我当时的英文程度不坏,其实当时我连动词中现在式和过去式的意义何居,即什么是“时”,都还搞不清楚。

   但终于“取上”了。当时清华分高等、中等两科,各四年,高等科的学生起初大部分是由学校直接考选的插班生,大都来自上海等通商口岸,英文一般不错,其中有不少是南洋、约翰等大学的转学生,来此加上一两年工,就可以横渡太平洋了。这部分姑且不多说。主要的是中等科学生,他们从进校到“出洋”,多者***年,少亦六七年,养成清华“学风”的是他们,沾染上清华习气最深的也是他们。他们是由各省考送的,由于各省对美国庚子赔款所负担的比额不同,所能遣送的学额也就不一样;而就一省而论,逐年也有些出入:大抵苏、浙、川等省最多,从五六名到十余名不等;边远省份少些,少到几年中才轮到一名,例如新疆。各省遣送,大都经过一些选考手续,表面上公开,实际上至少部分名额受到有权位的人把持,把自己和亲友的子弟取上。我自己的例子上面已经说到。其他,亲兄弟、堂兄弟、中表、叔侄、舅甥等先后“考取”入学的例子很不少,有多至四五个的。在北洋政府年代,清华是由外交部主管的,外交部的官僚利用了职权来玩些花样,也不一而足;最掩饰不来的一例是曹汝霖把他的儿子,作为新疆省的名额,送了进来;掩饰不来的是:(一)他冒了籍;(二)未经哪怕是形式上的考试。

   民国初年,全国的学制还没有太肯定,初高两等小学之上,大抵中学四年,大学四年。清华一面要遵照这学制办事,一面又必须考虑到学生留学深造,一般要在出国五年之内,读完大学研究院,至少博得一个硕士的头衔,然后回国。高中两科的划分,与每科各四年,表面上正符合了国内学制的要求;实际却不然,总计八年之中,前五年或六年所传授的几乎全部是中学程度的课目,后两年或三年才安排上大学的一些基本课目。所以毕业生留美,几乎全都做插班生,而一般插入大学三年级,读两年毕业后,再留三年读研究院。我在清华***年,在最后一两年里,高等科的最高两班就索性改称大一、大二。但清华成为正式的大学,是迟到一九二五年才开始的。一九二九年,才有第一班学生毕业,那时我已经离开多年了。

   中学拖长到六年,大学只有最初两年,而在这几年之中,为了准备留美,必须全副精神用在英语的训练上,要求学生能阅读外,还要能听、能说、能写;因此,就知识传授说,程度是不可能太高的。大学只前二年,又不分科系,当然比不上同时的历史较久而规模更完备的大学,有如南洋、约翰;中学也比不上上海某些私立的中学。

   上述的情况多少决定了当时清华师资的两个特点:一是通英文的教师要占到十之***,其余十之一二是用汉语教学的老先生了;二是学问造诣大都不很高,反正也没有很高的必要。用英语的教师有两个来源。一自然是美国,其中很多的原先就是中学教师,有教过许多年的,有些教学经验;其次是毕业不久或刚刚毕业的大学毕业生,曾经教过大学而在教学研究上有些成绩与地位的居少数,其中个别资历特别老些的是借了休假的机会来逛逛中国的,只呆上一年半载就回去了。

   中等科的课程主要是英语训练,全都集中在上午。正课是读本,每周时数最多,附课是文法、作文、默写、拼音,各有各的教师,每周各占两小时。每晚还有两小时的集体而有教师值班辅导的所谓自修。合起来,一天总有五六个小时专搞英文。如今回想,如果一个学生能坚持爱国而不做洋奴的立场,有着“西为中用”的决心和要求,这四年的训练是很好的,扎实、细致、准确、全面,同学们的感受虽各有不同,每一个人对英语的读、听、说、写,基本上都掌握到了,再加上四年高等科的文学选读和语法修辞等课,和其他课程中的英语的运用,又把所掌握到的巩固了下来,并且更趋成熟。清华不设专门的会话课,因为没有必要,反正一切用英语教学的课上,师生交谈是不容许说汉话的,美国教师上课,固然只能如此,中国教师上课也必须如此。此外,在中等科的课程里,数学、世界地理、图画、音乐等,也是用英文书,说英语;教图画、音乐的是两个美国老小姐。最近有机会参加《辞海》的编写工作,对许多外国地名,还不陌生,还能拼写不误,说明当年世界地理一课程还是替我打下了些底子。

   汉文课程的光景却惨淡了。第一,课目根本不多,只国文、中国历史、中国地理、博物等三四门,有一个时期还添上练字一课。第二,时间都排在下午一至四时,四时起是体育活动时间,午休根本谈不到,因此,学生精神疲倦,打瞌睡的很多。第三,上面提到过,教学方法与设备一般很差,引不起同学的兴趣。例如,在地理课上,因为没有挂图,教师讲到镇江金、焦、北固三山的位置时,就用自己脸上的耳、鼻、口做比划。又如,在历史课上,教师所讲的和教本或讲义上所印的根本没有差别,只是把文言翻成白话,又穿插上一系列的“于是乎”。历史事件一件接着一件,总有些因果或连续关系,“于是乎”当然是不错的,但总象太多了些。记得在有一堂课上,短短四十五分钟之内,他插上了四十六个“于是乎”,平均一分钟一个有零,于是乎,从那一天起,我就下决心不再听讲,而是阅读我自己想看的线装书了。由于这些原因,午后的课堂生活和午前的完全成个对比,午前是整齐、严肃、紧张而不碍活泼。一到午后,同一批人,同一个课室,却是凌乱、浮动、松懈而死气沉沉。打盹的而外,有看小说的,写家信的,有吃花生米的……更有在点过名以后,就跳窗溜走的。有一次,一个同班同学,外号刘大汉,忘记了这次是在二楼上课,也跳窗,幸而一楼窗户的伞形布幕半中间挡了一下,挂彩了事,未酿成事故。同学大都是十四五岁的孩子,其中顽皮和爱捣乱的不在少数,老师的学究气、口头禅、特殊的方音、个别的癖好,对他们来说,都是绝好的刺激,不容不有所反应。于是有把课室门半掩,上面安上擦粉板的刷子,让教师进门时来个晴天霹雳的;有的在讲台抽屉里放上几只小青蛙,让教师取粉笔时吃上一惊的;有一个老师喜欢看梅兰芳的戏(那时这位一代艺人已开始出名),班上同学就要求他先谈谈昨夜看演出的观感,可以纠缠上一二十分钟,才得开始讲课。奇怪的是,老先生们对此种不一而足的难堪的现象,至多只是哼上几声,恼而不能成怒,个别的同学可能为此受到过“斋务处”的申斥,被记上一个小过;此外也就无所谓了,富有喜剧性的汉文课目照常进行。

   是这些老先生的封建修养特别到家么?是考进清华的中学年龄的孩子们特别调皮么?我看都不是。有些“特别”,是可以肯定的。我虽没有进过别的中学,无法作具体的比较,据一般观察,在别的中学里,汉文课目不景气的情况似乎要好些。乃至教会办的中学在这方面也要比清华“规矩”些。尽管那是伪装,有它的作用,清华倒是老实的,老实得突出。但无论伪装或老实,都是现象。问题的实质是:社会的风气在转变,急剧地转变。上面不说过,距此不过十多年以前,上海附近地区一般读得起书的人家还不很愿意把子弟送进洋学堂,更不必说出洋留学了么?到此,这种态度似乎已经起了根本变化,从“不屑”一变而为“追求”。这种变化的所由发生,远之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以及一系列反帝战争的失败,近之可以归结到辛亥革命前后半殖民地化的日益加深,七十年间,量变达成了质变。这其间的过程当然用不着我在这里说,用得着我说的是这番质变的某一些集中表现。清华这一学校的开设和发展本身就是一个集中表现的典型事例。老先生们,无论感情上愿意不愿意,思想上赞成不赞成,当然不可能不觉察到这一转变,认识到,除了本国的文学和一些历史地理的基础知识,不能不姑备一格似的加以传授外,他们纵有满腹经纶,也是不合时宜的了。因此,他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敷衍塞责与息事宁人的态度。同学们,一般地说,当然更自然地随着风气走,正好用汉文课堂上的“逸”来补偿英语课堂上的“劳”了。简单地说,在对待中国固有文化的态度上,老师们成了失败主义者,而学生们则成为取消主义者,两种人合作,就形成了当年清华汉语课堂上的怪异场面。

   但少数同学对这种情况是很不满意的,说他们爱国也罢,封建保守也罢,看来都有一些。他们总想多学习些汉文和中国固有的文化,而他们一进清华就看到,依靠课堂教育,这是没有希望的,必须自己想些办法。清华的汉书藏书似乎一开始就不太少;老先生们,平时在课堂上受气,在课余时间,有学生肯到“古月堂”质疑问难,当然特别欢迎。就时间说,可利用的也还不少。汉文和用汉语上课的钟点都可以利用,你不听讲就是了。晚上自修时间也很好,这主要是为了准备第二天的英文课而设的,但英文课既多,一门拆成了许多门,课堂上已经搞得够细致熟练的了,往往在晚饭前大致复习一遍,加上做些数学习题,也就可以了事。因此,有少数同学就把自修时间全部移作读线装书,临大小楷之用。这两种时间我是一贯地利用的,因此也曾和教课与辅导的老师发生过一两次小冲突,但只要各课目的大小考试成绩都不受影响,他们也就让我自由处理,终于不再干涉了。其次是漫长达将近三整个月的暑假和一个月的寒假,决不轻易放过。我的计划是每个暑假学习一种经书或史书,也曾搞过一整暑假的“说文”。这样,除了生病以外,搞过七八个暑假,算是对汉文和旧文献获得了一些认识,打上了些底子。这一段回忆可能没有太多的代表性,但清华毕业生中,凡是汉文程度较好的人,一定是在努力学习英文的同时,不肯随波逐流而独自下过功夫的人,初不问这功夫如何下法,是可以断言的。其中有些同学在最后出国的时候,还带上一些经常要翻翻的老书。我至少带过一部缩印的“十三经注疏”。

高等科的课程说来就比较简单了。所谓国文,或汉学课,还是每年有些,有固定必修的,也有部分选修的。但主要的是若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所谓人文科学的大学基础课程,后者包括英文文学、西洋史和第二外国语在内。不用说,全部用西语上课,采西文课本,也开始习用指定的西文参考书。在我读书的几年里,高等科最后两年虽已有“大一”、“大二”之称,还不分科系;教师在最后两年帮助学生选课时,参酌学生的意向、兴趣与过去的成绩,至多把学生分为两类,一类文法,一类理工,从而在专业方向上稍稍加以指引而已。至于选定科系,则是出洋前夕的事。这时候年老些的美国教师就有更多的事可做了,要约学生谈话,决定要进的科系和美国大学,也通过他们,和美国大学事先取得联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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