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圣杯
在最终确定这个书名之前，我一直很纠结。但最后我还是决定采用《大崛起：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这个书名。倒不是为了吸引眼球，而是基于两点：第一是现实。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即使中国的经济停留在现在的刻度上，其空前的规模也足以配得上“大崛起”一词。第二是信念。我相信，一旦进入增长循环，中国的崛起就不会停止。和美国崛起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大萧条类似，中国现在的困难不过是“大崛起”路上的顿号，而不是句号。
过去四十余年，中国经济的增长超出了包括改革开放谋划者在内的所有人的预料。
“反常”的自然现象往往会带来自然科学的进步甚至革命，经济上的“反常”也是如此。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人类数百年财富大爆炸的一部分，对中国“大崛起”的解释，必然成为全球学者（不仅是经济学家）竞相追逐的“圣杯”。
正如卢卡斯在谈到增长问题时所说的：“这类问题所涉及的人类福利是如此惊人：一旦你开始思考这类问题，就很难再思考其他问题。”
迄今为止，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大多被装在“改革”和“开放”两个概念黑箱里。
其隐含的意思就是，中国的增长不过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没什么特别之处。加入WTO后，中国不过是在更大尺度上复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而已。但这个解释却无法说明为什么那些比中国更早推行市场经济、更早加入WTO的国家没有取得和中国相同的经济绩效。于是，有人又开始猜测中国的“大崛起”只不过是“历史的偶然”。似是而非的答案给人们一种错觉，似乎增长不过是些常识。张五常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在很多人都质疑中国的增长时，他问道：“中国到底做对了什么？”但他以及其他学者就此给出的答案和解释，包括“县域竞争”，以及“财政联邦制”“晋升锦标”等，其实都是需要解释的变量。
我们既说不清中国的增长是否可持续，也看不到中国的增长未来可能面对的机会和风险。学术圈内很少有人意识到，对中国增长的解释很可能就是破解增长密码的一块关键拼图。
从城市规划到经济学
在出版过程中，编辑曾问我：“是什么促使您思考和写作，并形成了本书？”其实，这也是很多同行问过我的问题，大家都很好奇我是如何走上学术道路的。这个问题使我意识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为读者提供本书各章节的写作背景。私以为，学习任何学科，最好的办法就是追溯这门学科演变的历史。同样，阅读一本书也要先了解这本书写作的历史场景。
回到1984年，作为一个建筑系的工科毕业生，我根本不会想到自己竟会在中国经济增长问题上走得如此之远。现在回过头来看，本书不过是整个中国增长“大潮”中的“漂浮物”——中国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问题，而我不断试图回答，结果就形成了本书。我最早接触经济问题，是1987年参加国家科委与美国西方中心的合作项目“中国的城市化道路研究”。现在回想起来，大学毕业没多久就可以参加如此高规格的研究项目真是非常幸运。研究成果在今天看来其实相当一般。原因无他，中国当时的城市化水平即使在发展中国家群体中也属于垫底，关于中国城市化的研究水平自然也不会有多高。
但通过这个项目，我认识了很多杰出的中美经济学者，老一辈如陈吉元、周一星，年轻的如胡必量。为了项目写作，我开始涉猎发展经济学，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以及库茨涅茨和钱纳里的国家模型。“劳动力无限供给”也正是当时中国经济最主要的特征之一。
没有世界级的实践，就不会有世界级的学术。
这段时间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深圳这一世界城市建设史上的奇迹。无论是城市空间结构还是经济增长动力，深圳都突破了规划学科常识，它将中国的城市规划学一举推到世界城市规划学科的最前沿。深圳早期的重要规划大多是由周干峙院士领衔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规院）编制的。作为中规院的一员，我有幸深度参与了深圳高速增长的整个过程。于我而言，这一近距离观察的经历是一笔无比宝贵的人生财富，因为深圳发展模式后来成为中国其他城市的主要模板。
也是在这一阶段，我开始大量阅读张五常、周其仁、林毅夫等学者关于制度和增长的文章。我之后几乎所有的研究，都会反复回到深圳这一真实的参照系。
我真正开始形成自己学术ID，得益于三段交叉的经历。一是到英国攻读博士，二是担任厦门市规划局局长，三是到厦门大学任教。前两段经历都超过十年，第三段经历从2015年加入厦门大学到现在，三段经历加起来跨越了25年。
第一段经历始于1997年。我自费注册了英国卡迪夫大学在职博士生。2002年，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赞助转为全日制博士生。到2009年论文答辩通过，时间长达12年。之所以用了这么长时间，是因为我实际上写了两篇论文。在2004年回国前，导师就已经同意我提交博士论文的第一稿。同年，我到厦门规划局任职后，就不断根据新的发现对论文进行改写，到2009年再提交时，它已经是一篇题为《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市场角色》的新论文了。
虽然我注册攻读的是城市与区域规划博士，但非常幸运的是，指导我的老师是英国规划领域在产权制度方向上数一数二的教授克里斯托弗·韦伯斯特。克里斯托弗·韦伯斯特教授曾任卡迪夫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院长，后来任香港大学建筑学院院长。
超长的博士经历带来的一个额外好处，就是迫使我一直保持高强度的学术阅读，并对实践案例保持理论敏感。事实上，我的学术方向在整个读博期间一直在变化，最后提交的论文和我入学时的计划已截然不同。幸运的是，我的导师给了我几乎不可思议的研究自由度。
“置身事内”
而我后来转向“土地财政”则缘于我的第二段经历——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经由研究机构和政府之间的“旋转门”转换职业的学者很多，但真正能“置身事内”的其实并不多。这是因为，政府是一个高度分工的组织，真正能俯瞰组织全局的只有少数几个关键部门。所处的位置，决定了对组织的理解深度和观察广度。
对我而言，有两点非常幸运：第一，进入的是地方规划局；第二，在规划局局长的位置上工作长达11年。在进入政府部门之前，我也认为规划局只不过是政府众多部门中的一个，但之后的一件事情改变了我的这一认知。
2005年，我到厦门市规划局工作后的几个月，正好赶上厦门市新的市委书记到任。他第一次调研时，轻车简从，只带了四个部门的一把手——发改委主任、财政局局长、土地局局长和规划局局长。这位书记说，只要这四个部门没问题，一个项目大体上就行得通。这件事使我有一种预感，那就是规划局在地方政府中的作用，可能远比我以前以为的要重要。后来的工作经历也完全证实了我的这个预感。在一种由“土地财政”驱动的经济里，地方规划局的角色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左右城市发展的“方向盘”，而是驱动城市增长的“发动机”！规划局局长就处在能够最直接地观察城市发展的位置上，而我在这个位置上工作了足足11年！
城市规划工作千头万绪，从新城开发到旧城改造，从建筑风貌到道路管线……天上地下无所不包。但什么是规划管理的核心？这位书记告诉我，规划局要替市里把握好两条“高压线”：一条是容积率，另一条是土地用途。这位书记是财政学博士，担任过财政局局长，对城市运营有着过人的直觉。他提出的这两点，一下子就抓住了“土地财政”的核心。他还要求我提交上会的规划必须有粗略的投入产出分析。由此一来，规划就从传统的工程落地，转化为项目发起。在此之前，我所认为的城市规划是一个典型的理工学科——大量的工程加少量的经济地理。
正是在规划局工作的这段时间，我把对城市规划的研究拓展到了经济领域。这并非仅仅因为我对经济学有特殊的偏好，更是由于规划审批恰巧处于“土地财政”的C位，城市规划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处于“土地财政”大辩论的暴风眼。但真正参与这场大辩论的规划师和经济学家的数量却完全不成比例，后者远多于前者。本书中的一些章节（如第二章、第三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置身事外”
试图从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分离出诱致增长“突变”的基因的想法，在我写博士论文时就形成了。但系统的理论构建，则始于2015年进入厦门大学。朱崇实校长治下的厦门大学，乃是中国最自由的学府之一，没有论资排辈，没有论文发表压力，师生拥有最大的学术自由度。重新“置身事外”拉开了我与政府的距离，使我能站在更客观的角度反观在政府部门工作时形成的一系列直觉。国内围绕“土地财政”展开的大辩论使我意识到，如果不能在经济学的底层解决分歧，不能将直觉经验一般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就无法令人信服。
我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怀疑，源于早年阅读科斯、杨小凯等人的文章。在英国读博期间接触到的哈耶克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布劳格对经济学思想史的溯源，则进一步推动了我对经济学底层问题的思考。进入厦门大学工作后，我主要做了两项工作：微观方面，把根据博士论文附录改写的一篇论文《基于科斯定理的价格理论修正》拓展为本书第十四章；宏观方面，在会计恒等式的基础上，提出两阶段增长模型（本书第十五章）。
第一项工作以“阿尔钦规则”为基础，将竞争分为“供不应求”和“供过于求”两种情形，用“熊彼特竞争”（最优生产者和次优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和“维克瑞竞争”（最优消费者和次优消费者之间的竞争）取代马歇尔的基于“供给—需求均衡”的完全竞争——从而完全抛弃了瓦尔拉斯构建的“一般均衡”体系。
第二项工作则主要是借助会计恒等式重建增长理论。在厦门市规划局工作期间，当时的市委书记按照“四大平衡”（就地平衡、紧张平衡、积极平衡、综合平衡）的原则，通过合理举债、借鸡生蛋、滚动发展，实现了投入产出平衡。
从那时开始，以财政为基础发展出一套城市经济理论的念头，就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中，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会计学是少数几个没有受到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污染”的学术分支之一。从资产负债表到各种会计规则，从资本周期的波动到货币潮汐的涨落，会计报表里隐藏着经济增长的真实逻辑。从真实的财务账簿中，我们可以直观地观察到国家、城市、企业乃至家庭的经济演变。而所有这些演变的合成效果，就是真实的经济增长。通过会计这个“临床”窗口，我们可以观察政策“处方”对经济的“疗效”，从而帮助经济学走出自创的“元宇宙”。
理论的贫困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增长理论，因此有必要对宏观经济学的进展做一个简要的回顾。1982年，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奠基者之一索洛写道：
“我相信有迹象表明（增长理论）正在以一种有计划的方式变得活跃起来，至少是以其熟悉的形式。如今在经济理论领域工作的任何人都从骨子里知道，一个好主意可以改变任何学科，经济增长理论是一个可以改变有抱负的理论家的领域。”
但自那以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却举步维艰。尽管一个又一个经济学家因提出宏观经济理论获得诺贝尔奖，但经济学在解释真实的经济增长方面却乏善可陈。
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罗默在《宏观经济学的困境》一文中，将宏观经济理论比作只有当“巨魔、小鬼和以太（物理学家假想的物质）”存在时才解释得通的物理学。罗默批判道，宏观经济学像一门30年止步不前的科学，其阐释现实的能力非但没有进步，反而退化了。
究其原因，除了是因为经济学理论本身存在巨大的盲区，同时也是由于过去30年，宏观经济增长模式本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两者的叠加，使宏观经济研究出现了罗默所说的“退化”。
宏观经济学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模型和参数，而是重新回到常识。
现代经济学在解释增长方面之所以踟蹰不前，乃是由于其底层假设与真实世界是严重脱节的。自马歇尔开创新古典主义以来，现代经济学就进入了经济学家构造的“完全竞争—一般均衡”的“元宇宙”。在这个世界里，经济学家构造了一组自洽的经济运行规则来玩经济游戏，然后将这个人造的“元宇宙”作为参照系（benchmark）来度量真实世界的经济运行。真实世界与“元宇宙”的差异，被描述为真实经济偏离理想经济的扭曲值。经济政策的目标，就是通过消除真实经济与理想经济之间的“偏差”，实现经济的“潜在”增长。
表面上看，现代经济学很像是现代医学，通过对比“健康人”的各项指标来定义一个真实的人是否“有病”，一旦发现症状，即通过医疗干预使“病人”恢复“健康”。但二者实际上完全不同，一个主要的差别在于，医学对“健康”的定义是根据对真实的健康人的观测归纳出来的，经济学的“元宇宙”则完全是经济学家杜撰出来的。虽然经济学家在自创的游戏里也模拟了真实世界的“将帅兵，车马炮”，但由于规则是自创的，所以一开始这个游戏就注定与现实相距甚远。只有对经济学这个底层隐藏的缺陷（bug）加以修复，并从真实世界里提炼出增长模型，才可能增进我们对经济增长机理的理解。
增长理论面临的困境，使我们有理由怀疑，现代经济学（在大学里被教授们普遍接受和讲授的新古典范式）在其底层出了问题。
我们只有忘掉已经深入现代经济学“骨髓”的“元宇宙”，才能为增长理论找到一个新的原点，重构经济学研究的基准和框架。只有找到这个正确的原点，才能将新古典经济学中那些真正伟大的洞见，从“元宇宙”中平移到真实世界。而这个原点，就是真实的财务账簿。
范式转变
从新古典的“供给—需求”范式转向会计学的“资产—负债”范式，是增长理论的一场革命。
首先，将经济定义为商业模式的集合。其次，用第十五章所提出的生产函数（R-C=S）作为所有商业模式的基本结构。再次，借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公式将成本区分为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的洞见，将收益和剩余两项也分别展开为资本型收益—运营型收益、资本型剩余—运营型剩余。前者对应的是固定成本，后者对应的是可变成本。最后,将“收益、成本和剩余”（R-C=S）分为两个独立的公式，用来表示每一个商业模式的两个阶段：资本型增长（R0-C0=S0）和运营型增长（Ri-Ci=Si）。相较于索洛的增长模型，两阶段增长模型打开了增长机制的黑箱，使得所谓的“技术进步”从解释变量变为被解释变量。
由于两阶段增长模型中的两个等式与会计学里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完全对应，抽象的增长问题就可以转变为直观的财务问题。把增长理论建立在会计理论的基础上，我们不仅可以直观地理解经济的增长，还可以提前预判经济的衰退。两阶段增长模型以及财务报表，同样可以用来解释并分析城市的增长或收缩。
按照两阶段增长模型，增长可以被简单区分为传统增长和现代增长——前者是依赖过去的剩余实现资本积累；后者则是依赖未来收益的贴现完成资本积累。资本贴现公式R0=kSi就是现代增长的基石。这个公式将“资本—信用”置于现代增长的核心，解释了资本市场为什么既是现代增长的原动力，同时也是引发现代经济问题（危机、周期、贫富、失业……）的根源。
在传统的增长理论中，货币是无关紧要的。在第十五章，货币被视为资本贴现和劳动分工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货币数量也因此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变量。为了解决货币供给不足的难题，人类创造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货币，货币也因此被分为传统货币和现代货币——前者建立在实物基础之上；后者则建立在信用基础之上。两者在本质上的区别，决定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新的货币解释为宏观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微观基础，将价格、竞争、制度、增长这些看似独立的经济学分支统一到一个互为支撑的框架内。
为了将政府纳入增长分析，还必须给政府“分配”一个确定的经济角色。本书第一章原来是我在地方政府部门工作期间，根据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直接观察所写的一篇文章。在这一章里，我将城市定义为公共产品的集合，政府则是提供公共产品的“企业”。将政府还原为“企业”后，所有分析企业的模型，包括资产负债表，也就可用于分析政府；将城市还原为“公共产品”后，就知道地方政府是一个“平台企业”——通过提供每一项经济活动必不可少的重资产（水电、道桥、学校等），使其他市场主体（企业和居民）得以轻资产运行，公共产品因此成为增长的核心要素。
政府与其他市场主体（企业和居民）的关系如同“棋盘”和“棋子”的关系，两者共同构成了我们称之为“市场”的制度。在给定规则的条件下，可以假定“棋盘”和“棋子”是无关的，我们也因此习惯于离开“棋盘”来研究“棋子”；而一旦规则是可以改变的，“棋子”的表现就会与“棋盘”的改变密不可分。对城市和政府市场角色本质的发现，否定了传统经济学认为政府是由于“市场失灵”而不得已保留下来的“制度阑尾”的谬误，将政府的市场角色重新置于整个经济增长的核心。
结构与阅读
本书原打算按照理论在先，从微观到宏观的次序编排各个章节，但后来还是决定按照思想形成的真实脉络，从“置身事内”的观察开始，到“置身事外”的一般化结束。主要是因为这个次序更符合本书的形成过程。如果把本书的内容视作一棵“树”，第一篇就是“叶”，从对与城市关系最密切的“土地财政”的讨论开始，本书直接指向最前沿的实际问题。“前沿”本身就意味着仍处于摸索状态。第二篇、第三篇则相当于两个“枝”，前一“枝”分析中国经济何以面临转型，后一“枝”则把转型问题拓展到全球化。第四篇则是本书的“干”，应用新的“坐标系”重新解释中国在增长过程中遇到的财富分配问题。第五篇则是本书的“根”，扎入经济分析的底层土壤，将中国伟大的增长一般化为可以解释所有增长的理论。
增长理论是经济学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学术分支。但本书没有对所有的增长理论进行系统性综述，这并不意味着本书无视那些伟大先驱在这一领域的贡献，而是预设本书的读者都已熟悉他们的理论，从而使本书能在有限的篇幅里专注于原创思想的阐述。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围绕增长问题的讨论不可避免地会涉及经济学的理论架构和研究范式，但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修订现有的经济学教科书，更不是要颠覆整个经济学，而是要将经济学改造为能解释中国增长的工具。若能因此为增长理论增添一两个新的注脚，那将是本书意外之得。
转自赵燕菁《大崛起：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