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首诗，钱注：“此因建（江陵为南）都，分镇之事也。……自‘牵裾恨不死’以下（按这首诗的后半：“牵裾恨不死，漏网辱殊恩。永负汉廷哭，遥怜湘水魂。衣冠空穰穰，关辅久昏昏。愿枉长安日，光辉照北原。”），乃追述移官之事。盖公之移官，以救琯。而琯之得罪，以（议）‘分镇’，故牵连及之也。上元元年（七六〇年）七月，上皇移居西内，九月置南都。革南京为蜀郡（按唐玄宗奔蜀，至德二年，以成都为南京）。肃宗于荆州、蜀都，汲汲然一置一革，其意皆为上皇也。公（杜）心痛之，而不敢讼言。故曰‘虽倚三阶正，终愁万国翻。愿枉长安日，光辉照北原’。定哀之微辞如此。”仇驳钱注说：“当时房琯分建之策与吕建（荆州为南）都之请，前后事势，迥不相同。初安史首乱时，陷中原，破两京，翦宗室，唐室孤危极矣，故分建子弟之议足以使贼子胆寒。其后长安既复，兵势复张。惟河北未平，故须专意北向，以除祸本。若建都荆门，虚张国势，迂疏甚矣。且东南本无事（？）而劳民动众，恐反生意外之虞。此作诗本意。钱笺附会两事（按仇意指分建与建都各为一事），诗意反晦。”

按，分封建议对不对是另一回事，分建和建南都这两件事实际有没有关系也是另一回事。但就《建都十二韵》这首诗说，诗人确实把分建和建都这两件事看作有内在联系，绝不是钱谦益故意把诗人意中的两件事附会为一回事。仇说是不足以驳倒钱注的。第一，“牵裾”四句足够证明是指救房外逐，杜诗屡用“牵裾”指这件事，无一例外。第二，如果承认这一点（仇注是承认的），那么，为什么把这两件事连结在一起呢？有什么必要呢？作诗并不是填履历表，非把平生大事都写进去不可的。如果诗仅论时事，主张当前应该专力向北，不要劳民动众，别建南都，那么，前六韵已经够了。后半（自“牵裾”以下）简直该删。所以，要末就得证明“牵裾”句别有所指，与救房琯事不相干；要末就得承认在诗人意中这两件事有其必然联系。第三，除这两点足以证明钱胜仇说以外，还有一个旁证。那就是《江陵望幸》（仇定为广德元年，七六三年，阆州作）那首诗与《建都十二韵》是矛盾的。“望幸”诗盛称江陵形胜，开头说：“雄都元（原）壮丽，望幸欻威神。”通首都是歌颂。时间才过两年多，为什么江陵就是“雄都”，安排就那么妥善呢（“甲兵分圣旨，居守付宗臣”）？建立分都当然是以备非常，并不能因为李豫（代宗）被吐蕃赶出长安，江陵建都就得当。皇帝没有被赶出来，江陵建都就算失策（建都诗“终愁万国翻”明言失策）。可见前时的反对建立分都，是别有缘故的。这个缘故就是，表面看来，无非是分都的改建，实际是反映出宫廷内部（李隆基和李亨、张良娣、李辅国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在杜甫看来是纲纪的败坏，皇帝（李亨）的被钳制；同时也是朝廷正气不伸、邪气嚣张的征候。这个征候，在杜甫看来，又是从房琯罢相开始的。既然房琯罢相，不是个人的升降问题，而是关系国运，所以这两件事（房罢和改建南都）就是一件事，是一件事的开端和发展。《通鉴》卷二百二十一，肃宗乾元二年，“（张）后与李辅国相表里，横于禁中。干预政事，请托无穷，上颇不悦，而无如之何”。上元元年，“李辅国言于上曰：‘上皇居兴庆宫，日与外人交通，陈玄礼、高力士谋不利于陛下。今六军将士，尽灵武勋臣，皆反仄不安……’”“七月，辅国矫称上语，迎上皇游西内，……辅国将射生五百骑，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兴庆宫湫隘，迎上皇迁居大内。’上皇惊几坠（马）。”这就是移宫案。看玄宗身边的亲信高力士、陈玄礼等在移宫后一一贬逐，可知张后、李辅国是下决心要消灭上皇的任何一种活动的可能性的。成都的因玄宗而改称南京，李辅国也可能十分讨厌，正如他十分讨厌“兴庆宫”一样。所以才急于取消成都的陪都称号，以消灭玄宗政治上的影响。杜甫在《忆昔》的第一首说：“关中小儿（指李辅国）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这和《建都十二韵》的“关辅久昏昏”说的差不多是一回事。在我们看来，李隆基和李亨本质上都是昏君，但在杜甫看来，李隆基是英主，是慈父，李亨是不能克绍箕裘，令人失望的，而且“不孝”。所以《建都十二韵》诗的本意，前六韵抨击罢南京建南都的政治错误，后六韵推源祸端，痛惜房琯罢相，邪气上升，抨击乾元、上元的政治昏暗。前六韵是现象，后六韵才是本质（中心思想）。《江陵望幸》是在吐蕃入侵，代宗跑往陕州的情况下写的。诗意不是评论南都该不该建立，而是说皇帝该跑到江陵，好就南方的军实。所以和《建都》诗并不矛盾。

现在有人说，李隆基父子间的矛盾问题，早已过时，研究杜诗，不值得再拿来说了。这话不对。李隆基父子的矛盾，在整个唐代史上诚然算不了什么。但就了解杜诗说，这件事是重要线索之一。凭借史实，解释当时人的思想活动，这种方法是正确的。对事实的分析可以有深浅，但事实，总是应该凭借的，无所谓过时。封建社会的“五常（伦）”，有三常就在家庭里面（父子、夫妇、兄弟）。这三个关系都是不平等的关系，都和财富分配有关。在夫妇关系中，女性是受压迫剥削的。在兄弟关系中，庶子或弟弟是被剥夺了统治继承权的。在父子关系中，家长是无上权威、宰割一切的。三个关系就是三种矛盾。这三种矛盾都酿自氏族社会。而家庭就是这三种矛盾的统一体，或者说是建立在这种种矛盾关系上面的。封建家庭，表面上笼罩着一层温情的薄纱。这层薄纱，只要实际利益冲突一旦爆发，任一个矛盾一旦激化，它就会被撕毁，而赤裸裸的对抗斗争就开始呈现出来。封建统治阶级的所谓孝、慈、敬、弟，通通是欺人之谈。他们打扮着代表全民的模样，还要用这些高尚“道德”来“教育”人民。“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同样，阶级社会的统治道德，也都是统治阶级的道德。封建皇帝李隆基亲自注解《孝经》，倡“以孝治天下”。实际上父子之间，不慈不孝。这不是什么稀罕的现象。在整个封建时期，从皇帝一直到“士大夫”的家庭，莫不如此。杜甫是笃信封建道德的人，他在这方面的诗句，板滞木强，散发出霉烂的气味（典型例子是《牵牛织女》，又如有名的《洗兵马》中“鸡鸣问寝”两句亦是一例），是杜诗坏的一面。在《建都十二韵》中杜甫也是站在玄宗一方，幸而他还没有（政治环境也不许可）谈什么孝道，所以还没有把这首政治诗弄得太坏。总之，读杜诗时，注意他对玄肃父子间的矛盾的态度，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