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健:“稳经济、保增长”——金融业的责任担当与守正创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2 次 更新时间:2022-11-30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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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健  


在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迈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之际,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充分表明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高质量发展是开启新征程、实现新目标的根本路径。坚持高质量发展,就是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构建起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短期来看,高质量发展转型重点在稳经济、保增长;长期来看,其重点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和健康发展。

今年我国经济开局总体良好,但受多种因素影响,“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不期而遇。目前,年初确定的稳增长各项政策效应初步得到释放,缓解了部分突出矛盾,党的二十大召开的政策红利又进一步使市场预期趋于稳定。然而,由于全球政治、经济发生深刻变化及疫情反复的影响,我国经济复苏的力度依然偏弱,具体表现为国际市场外溢风险加大、外需持续收缩,与此相关的制造业供需放缓;房地产销售触底回稳但疲软依旧、房地产企业现金流紧张犹存、部分地方政府财政和基建受此牵连;疫情冲击下的消费还未恢复到位,相关中小微企业压力尚未完全缓解等等。为此,化解企业总体风险、房地产风险、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的任务依然繁重,做好新一轮稳增长任务依然艰巨,“稳增长、宽信用”依然是政策主旋律,金融业对此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担当,更要有守正创新的能力和作为。

一、新发展格局下,金融业必须有责任担当的勇气、精神和信心

面临国际国内各种矛盾和问题叠加,金融业必须坚决扛起“稳经济、稳增长”的责任担当,以直面困难的勇气、履职尽责的意识、敢于担当的精神,乘势而为,迎难而上。客观的讲,金融业扛起“稳经济、保增长”的责任担当,有其内在的逻辑支撑。

1、从理论的逻辑来看,金融的本质特征决定了金融业在服务实体经济、维护经济增长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的本质特征就是价值流通,其宗旨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同样,实体经济是金融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如果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金融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严格来说,“宽货币”不等于“宽信用”,作为宽信用政策的具体实施机构,持续加大信贷投放支持和服务于实体经济、助力经济稳定增长是金融业难以推卸的责任担当,既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求,也是金融企业应格尽职守的职责所在。

2、从历史的逻辑来看,金融进步和发展的历史轨迹证明了金融业在全球的技术创新、产业变革和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的历史作用不容忽视。在纵观全球四次工业革命的历程,无不渗透金融变革和创新的影子。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提出著名的“李约瑟之谜”,即“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此题耐人寻味,尽管后人有许多解释和说法,但都难于完全说服于人,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忽视了金融在产业变革和技术发展中的助推作用。17世纪末,英国依靠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体系提供资本和服务,成功实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金融浪潮助推英国称霸全球,正如英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所说,“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候一场金融革命”。当时的中国,尽管有组织严密的实体经济市场和现代金融思想的萌芽,但现代金融的程度远远低于欧洲,这必然影响中国产业变革和科技创新。

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应对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中,国家充分运用货币、信贷、国债等金融手段拉动基建投资,减缓了因两场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的外资不足、出口萎靡、生产过剩和增长乏力的冲击,化危为机,客观上加快了我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步伐。尽管国有商业银行为此背上了一定的包袱,但国家充分运用体制优势,通过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国有银行重组上市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帮助银行解决了后果之忧。这样,不仅平稳抵制了外部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且实现了我国持续十几年的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也逐步得以优化。如98年通过基建投资拉动,开启了振兴东北、中部崛起、西部开发的征程,推进了区域协调发展;08年通过大规模投资向农村倾斜,加快了新农村的基本建设,着力推进了城乡融合,为后续完成扶贫攻坚奠定了基础。

3、从目前实践的逻辑来看,现阶段采取的多种举措和实施效果为金融业在“稳经济、保增长”中坚持有所担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一系列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陆续出台,合理的增加了流动性供给,保持了货币信贷总量的适度增长,央行发挥了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功能,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商业性金融机构各司其职,为保增长、稳大盘发挥了重要作用。2022年九月末,广义货币(M2)供应量同比增长12.1%,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10.6%;1年期、5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分别下行0.15个、0.35个百分点。相关宏观政策加大了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落实落细了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敢贷、愿贷、能贷、会贷的长效机制,增强了微观主体活力,维护了股市、债市、楼市的健康发展,这为金融业坚持作为树立了信心。

二、新发展格局下,金融业必须有守正创新的理念、能力和作为

围绕“稳经济、保增长”的重任,金融机构除了责任担当的勇气、精神和信心,还必须要有守正创新的理念、能力和作为。金融业的守正创新就是恪守金融的本质和规律,坚守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理念,面对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实体企业的有效需求、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稳妥审慎的开展各层级各种类金融业务的创新。同时,要谨慎处理好稳增长与化风险的关系,不断提高金融企业核心竞争力,强化持续降本增效反哺实体经济的能力,守住不发生系统金融风险的底线,为稳经济大盘、高质量发展转型做贡献。

1、坚持守正创新,把大力支持实体经济作为金融高质量发展着力点。

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客观上需要金融追本溯源,在实体经济服务方面有所突破。金融业要进一步转变思维,加快回归金融本源,为“六稳”“六保”再做贡献。

一是转变战略思维,回归服务实体经济。宽信用不仅取决于央行向商业银行投放更多的基础货币,也取决于金融机构根据市场主体资金需求及信用状况输出宽松的信用规模。金融机构在公司治理架构内拥有自己传统的战略偏好、盈利偏好、风险偏好,落实宽松信用环境势必要挑战这些偏好。面临国内外经济带来的种种风险和疫情的严重冲击,金融机构内生性资本补充和盈利能力也受到极大挑战,输出宽松信用就意味着要提升责任担当,做出更大付出,而解决这些矛盾的根本途径是金融业要转变战略思维、锚定高质量发展。

二是继续推动信贷等社融资金的增长,确保稳定经济大盘。要进一步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着眼实体经济发展所需,确立信贷发动目标所向,加大信贷储备和投放力度,聚焦基础设施、制造业和绿色金融,优化授信审批,加大考核评价等举措增投放、抓服务。正是以上举措的到位,使今年以来“稳增长、宽信用”的效果得以初步释放。截止到2022年9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达27.77万亿元,同比多增3.01万亿元,人民币贷款新增18.08万亿元,同比多增1.36万亿元。上交所、深交所共有265家企业发行IPO,融资4791亿元,科创版、创业板融资金额占同期全市场的一半以上,发行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券2255.1亿元、“三农”专项金融债券214.2亿元。

三是切实为实体经济减负让利,降低实体企业融资成本。要顺应国家降低融资成本的政策导向,强化差异化定价支持,助力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和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金融机构不仅要从金融供给端入手,推出满足各类企业多元化金融需求,与企业共度难关,而且要推动减税让利,引导低价格资金流向中小微贷款领域。今年1—9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24%,比上年同期下降0.29个百分点,处历史较低水平,减负让利效果非常明显,重在持之以恒。

2、坚持守正创新,使金融创新成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的驱动力。

20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实现以上强国目标的关键是坚持树立创新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技术创新引领科技产业化和产业科技化,金融创新助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裂变,两者创新的融合必将成为实体经济迈向现代化的强大推动力。

一是金融的业态创新要大力发展多层级金融市场和多种金融业态,不断培育金融发展新动能、新优势。通过金融创新,促进技术资本的价值实现,促进传统产业的加速裂变和升级换代。要将资本市场打造成为推动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转型的升级的枢纽。支持和鼓励大型或优质企业加快金融脱媒,运用资本市场产品和工具降低其融资成本。特别是通过科创板、北交所转入制等手段和工具,支持科技创新企业、中小微企业提升其直接融资比例。要针对产业生命周期和产业规模情况,促进基础金融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提升银、证、保、基金、信托、租赁、理财、资管、期货等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适配性。与此同时,针对国际环境的风云变化,要不断完善金融的整体生态链,打造离岸人民币生态系统和深入探索人民币数字化,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条件。

二是金融产品创新要突出重点,通过金融的产品创新,实施差别化服务,强化经济转型升级的金融创新支持。引导更多资金投向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更好服务关键核心技术公关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鼓励创新更多的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大普惠金融产品创新。在数字技术的助推下,不断优化和完善“投贷联动”、“供应链金融”等产品,提升中小微企业风险控制的效率,降低其违约率,解决其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三是金融制度创新要围绕央行和监管部门要求,认真梳理公司治理、战略规划、风险管控、激励机制。金融创新既要支持服务实体经济,又要有效控制风险。金融创新无论以何种业态出现都要依法合规,这是创新的前提。要依法依规进一步规范传统金融、科技金融、平台金融创新,并有效纳入严格监管。

3、坚持守正创新,着力提升金融高质量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衡量金融服务的客观标准之一,就是其能否实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而金融有效配置的关键取决于金融服务的方式和水平。过去,金融机构习惯于用资产负债扩表掩饰其服务单一和同质化,缺乏金融服务的多样性和个性化;习惯于服务高大上企业和强势群体,缺乏金融的技术含量和普惠服务意识;习惯于服务单一企业客户,缺乏对产业链、生态集群的整体服务意识。

一是要努力为实体企业提供高效便捷服务。要针对不同的客户对象,对客户金融服务潜在需求进行精准营销,提升主动获客能力;为客户提供低成本、有特色、高收益、便捷式的金融服务方案,以个性化金融产品、贴心的金融服务、快捷的金融渠道满足客户需求,包括提供“一站式服务”、“前置预审”、“一事一议”等多种金融品种选择的服务举措。

二是要不断将金融服务对象下沉,增强普惠服务意识,合力破解资金要素资源瓶颈。要引导小微企业向技术含量高、能耗低、效益好的行业转型,延伸产业链,促进龙头企业与小微企业配套发展。同时,要引导推动小微企业的聚集性发展,促进块状经济向产业集群提升,便于通过产业链金融、生态链金融来满足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要积极搭建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平台,探索小微企业新的抵押形式和可抵质押资产范围、加快IPO开闸和新三板扩容、支持建立全国小型企业发展基基金等为创新企业服务;要建立统一的小微企业信用体系,通过整合银行、工商、税务、股权交易以以及电子商务领域的小微企业基础数据、财务数据以及商业行为数据,搭建开放、共享、透明的小微企业信用平台,引导小微企业健全财务制度,重视诚信建设,扩大信用贷款覆盖面。

三是要主动参与到客户价值链的过程,变过去为单一客户服务为供应链、产业链集群客户服务,全程参与不断创新的企业价值链。针对产业链集群特点,充分运用金融科技手段,通过供应链金融、产业链资本、生态链基金等产融结合的创新,有效整合传统与非传统业务资源,实现传统的生态融资中介向提供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全能中介转变,推动产业变革的递进和破局,提升国内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地位。

4、坚持守正创新,挖掘金融机构持续降本增效反哺实体经济的潜力。

长期以来,国内金融机构习惯于追求数量和规模发展,相互之间对标攀比成为常态。随着金融机构息差缩窄、手续费收入下降、减负让利成为趋势,外加金融风险诱因和形态的日益复杂、各种不确定不稳定不安全因素明显增多,金融机构的管理创新对于持续降本增效具有现实意义。

一是要推进盈利方式的转变,逐步改变追求规模粗放增长,减少资本消耗、负债成本和风险占用。截止到今年三季度,上市银行的收入增速回落。其中,利息收入同比增长4.1%(上半年为增长4.5%)、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同比下降0.7%(上半年为增长0.7%)、投资收入同比下降0.8%,揭示了当季银行减负让利和市场波动的实况,也增加了金融机构精细化管理的紧迫感。要充分运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聚焦普惠、绿色低碳、科技创新精准发力,实现以量补价,共谋发展;金融机构要加强同业合作,构建互通互融资金平台。其中,商业银行要借助于渠道、客户和信息优势,通过与其他金融机构合作,由资金提供者的向资金组织者转变,在为企业提供信贷支持的同时,通过资管计划、理财产品、债券资产证券化、投贷联动等方式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机会,既降低了银行资本消耗,也帮助企业优化负债结构,降低了融资成本,实现了合作多方共赢。

二是要建立全面和完整的风控体系,通过精细有效的手段,引领和实现风控创造价值。当前,金融风险的诱因复杂多变,防范金融风险是管理的重中之重。今年三季度,上市银行加权平均不良率为1.31%,资产质量总体趋势稳健,但各家银行表现不一,少数银行的不良率和关注率都有不同程度增长。此外,信用风险往往反映滞后,管控风险任重道远。特别是在息差收窄、营业收入放缓情况下,有效的风险管控可降低风险成本,直接创造价值。借鉴以往经济下行期的历史经验,随着金融为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的加大,必然带来诸多的不确定性,外溢性风险、金融转型风险、交叉性风险、系统性风险交织叠加,也将提升金融机构的风险成本。为此,金融机构一定要不断评估自身风控体系的完备性、适应性和敏捷性。特别要提升风险计量的精准性和压力测试的有效性,要充分利用金融科技手段,提升数字化风控体系的有效性,降低风险成本,在确保自身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基础上,以更大的利润空间反哺实体经济。


作者: 光大银行原副行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武健  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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