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硕:胡入中华:“中华”一词的产生及开放性特点

——东晋南北朝至隋唐胡汉融合与“中华”词义嬗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0 次 更新时间:2022-11-28 00:27:41

进入专题: 中华   胡族   中华士人   衣冠之士   胡汉融合  

石硕  

  

   摘要:东晋南北朝至隋唐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的民族融合时期,正是这一时期,产生了一个浓缩中国文化特质且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词语——“中华”。“中华”一词始见于西晋末,是“胡人”大举入据背景下,中原士人为把中原的政治与文化同“胡人”相区分而产生的自我称谓,故“中华”乃胡汉互动的产物。但入唐以后,“中华”一词被广泛使用,不仅成为唐朝的别称,也成为中国名号。这意味着当初为与“胡人”相区分而产生的“中华”称谓及概念已发生根本变化——成为胡汉融合体的一个统称。“中华”始于胡汉区分,却终于胡汉的融合,胡汉融合正是认识“中华”概念的起点。“中华”是较宽泛的文化概念,“中华”之“华”具有以“衣冠礼乐”喻指文化的象征意义,这使“中华”概念具有极大的包容度和开放性。这是后来“中华”所指称的共同体得以不断扩大的原因。

   关键词:中华;胡族;中华士人;衣冠之士;胡汉融合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两个大规模、长时段的民族融合过程。一个是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一个是宋、辽、金至元明。这两个民族融合过程均以分裂与统一交替的模式进行。导致分裂的原因是民族之间的剧烈冲突与对抗,经过长期冲突、对抗,各民族之间逐渐磨合、适应并相互吸纳,联系日趋紧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这又为统一奠定了基础。所以,经过长期分裂又逐渐走向统一。在统一时期,各民族及其文化以和平方式进一步交融、整合,并最终在心理和意识上熔铸为一个整体,民族融合的成果通过比较安定的统一时期而日臻成熟、巩固。这大致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主要特点和一般规律。过去,我们多习惯于把历史上的分裂时期看作民族融合阶段,把统一时期看作民族融合的结束,这一认识显然存在偏差。事实上,从分裂到统一才是民族融合的完整历史过程。从此观点看,东晋南北朝至隋唐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一个完整过程。正是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一个浓缩中国文化特质且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词语——“中华”。从当时社会背景看,“中华”一词既是民族冲突、对抗的产物,也是体现民族融合的重要标识。尤值得注意的是,从东晋南北朝到隋唐400余年中,“中华”含义有一个明显嬗变,这就是从区分胡汉,到包容胡汉,到唐代开始成为唐朝的别称乃至中国名号。那么,“中华”词义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嬗变?它与该时期民族融合之间存在怎样的对应关系?这些问题对深入认识“中华”的内涵、特点及其在后世的传承、发展并在近代最终成为中国民族与国家的一个名号均至为关键。胡汉融合是认识“中华”概念的一个起点,从源头上厘清“中华”一词的产生背景、文化意涵及其同民族融合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对认识“中华民族”概念的历史脉络和我国古代的民族融合特点无疑大有裨益。为此,本文拟对上述问题作一讨论。

   一、 从“中华”一词的使用看其性质与背景

   王树民在《中华名号溯源》中依据《晋书·天文志》所录魏晋太史令陈卓《天文经星·中宫》的记载,提出“中华”一词的使用首先是在天文方面。但同时指出:“‘中华’名号通行以后,因言者的出发点不同,所表达之意或有出入。”本文要讨论是其“通行以后”在社会领域及人们之日常话语中“中华”一词的含义。有一个事实甚明显,“中华”一词始见于记载两晋南北朝史实的史籍中。这些史籍有《晋书》《十六国春秋》《宋书》《南齐书》《周书》《魏书》《昭明文选》《北史》《南史》等,它们或是两晋南北朝时期成书的史籍,或为记载两晋南北朝史实但却成书于唐初的史籍。而在此之前史籍中,目前尚未发现“中华”一词。据此基本可以断定,“中华”一词是产生在两晋南北朝时期。

   那么,在当时的社会领域和人们日常话语中,“中华”一词的最初语义是什么?它是在怎样的社会背景下被使用?对此,首先需要了解当时人们是怎样使用“中华”一词的。《晋书·桓温传》记有东晋大将桓温的一段话:“自强胡陵暴,中华荡覆,狼狈失据,权幸扬越。”桓温为东晋时率军北伐的著名将领,从“中华荡覆……权幸扬越”的语境看,“扬越”尚不在“中华”范围。故桓温所言“中华”,乃指长江、淮河以北的广大中原地区。桓温在《荐谯元彦表》中亦云:“中华有顾瞻之哀,幽谷无乔迁之望。”亦言胡人占据中原地区,故称“中华有顾瞻之哀”。东晋时朝臣刘弘上表云:“今边陲无备豫之储,中华有杼轴之困。”《晋书·陈

   传》记东晋朝臣陈云:“中华所以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这里,陈

   所言“中华”倾弊,指因胡人大举入据所致中原地区的丢失,并非指晋室王统的终结。《宋书》记晋室南渡后,史臣言及东汉张衡所造浑天仪时曾慨叹道:“(张)衡所造浑仪,传至魏、晋,中华覆败,沉没戎虏,绩、蕃旧器,亦不复存。”“中华覆败,沉没戎虏”一语,清楚表明“中华”是指时已“沉没戎虏”中原地区。刘宋清河人李辽上表曰:“自中华湮没,阙里荒毁,先王之泽寝,圣贤之风绝,自此迄今,将及百年。”这里的“中华”,同样指中原地域。

   以上话语均出自永嘉之乱后南迁的东晋、南朝朝臣及士人之口,可见在当时东晋、南朝朝臣及士人中,“中华湮没”“中华覆败”“中华有顾瞻之哀”“中华荡覆”是一个很普遍的说法。他们所言的“中华”,大致包含两个语义:其一,“中华”指晋室南渡以前的广大中原地域;其二,“中华”是相对于“强胡”“戎虏”而言。其实,当时中原地域仍然存在,只因被胡族占据,故有“中华湮没”“中华覆败”“中华荡覆”之慨叹。从此语境看,“中华”与“强胡”“戎虏”的界线乃泾渭分明。

   类似含义的“中华”表述,在当时未南迁的中原士人中也同样存在。《十六国春秋》记十六国时原西晋旧臣贾坚仕于前燕,士人荀羡劝说贾坚说:“‘君父、祖世为晋臣,奈何背本不降?’坚曰:‘晋自弃中华,非吾叛也。民既无主,强则附之(一作强则托命)。’”贾坚把永嘉南渡称作“晋自弃中华”,从语义看,所言“中华”同样指中原地域。这说明把中原地域称作“中华”不单是当时东晋、南朝士人的话语,滞留中原、未南迁的原西晋朝臣,同样用“中华”指称原晋朝治下的中原地域,把晋室南迁、中原士人的南渡称作“晋自弃中华”。

   永嘉南渡后,“中华”还出现了另一个语义,这就是将原晋朝统治下中原地域的朝臣、士人统称作“中华人士”“中华之士”“中华朝士”。《晋书·陶侃传》:“孙秀以亡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这里的“中华人士”系指中原士人。“中华士人”称谓在北方也同样存在。永嘉南渡后滞留中原并参与北方政权的原西晋朝臣、士人,同样被称作“中华之士”。后燕鲜卑将领慕容镇因不满慕容超未听从其建议,忿然对中原士人韩

   言:“主上既不能芟苗守险,又不肯徙人逃寇,酷似刘璋矣,今年国灭,吾必死之,卿等中华之士,复为文身矣。”刘宋时中原士人杜骥因为系晚渡北人不受重用,对宋太祖刘裕道:“臣本中华高族,亡曾祖晋氏丧乱,播迁凉土,世叶相承,不殒其旧。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伧赐隔。”《北史·高昂传》:“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昂。神武每申令三军,常为鲜卑语,昂若在列时,则为华言。”

   综上,从当时对“中华”一词的使用来看,可以发现如下事实:第一,“中华”用以指原晋朝统治下的中原地域;第二,“中华”一词用以称谓原晋朝的朝臣和中原士人。第三,使用“中华”一词的人主要是南迁或未南迁的原晋室的朝臣和中原士人。从上述三点看,当时“中华”一词的含义主要同西晋王朝相关。西晋丢失的中原地域和原西晋朝臣、中原士人均被冠以“中华”称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使用“中华”一词的人也多是南迁或未曾南迁的西晋朝臣及中原士人。如果说,“朝臣”是代表政治,“中原士人”更多代表文化,那么,“中华”的基本含义则是指称原西晋王朝的地域、政治与文化。王树民亦云:“‘中华’名号不仅表示一定的地域,更表示一定的文化和具有这种文化的人。这一点为其他各名号所不及。”从这一基本涵义,可大体明了“中华”一词的性质及产生背景。很显然“中华”一词的使用与流行主要应在永嘉之乱导致的西晋灭亡和晋室南迁之际。否则西晋朝臣及中原士人中不太可能出现以“中华”来指称中原地域即“中华湮没”“中华荡覆”这样的话语。事实上,很多事物是在逝去或即将逝去之际,才唤起人们的无限感叹、眷念与伤感。以此判断,产生“中华”一词的社会背景,应当正是晋室南迁这一政治、文化大变局。换言之,“中华”一词的出现与使用,从根本上说应是“胡人”大规模进入中原地域的一个结果。

   在“胡人”大举进入中原地域的背景下,中原方面客观上需要有一个简约、明晰的自我称谓,来把原晋朝统治下的中原地域及以该地域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及社会传统同胡人及其文化相区分,其道理即《庄子》所说的“非彼无我”。也就是说,“胡人”作为“他者”的大规模进入,进一步激发了“我者”即中原士人的自我意识,这样,中原方面客观上即需要有一个既包含自我意识与文化认同又能高度概括自身特质的名号,来作为与“胡人”相区别的标识。这是“中华”一词应时而生的文化机制。从前面所引中原朝臣、士人所言“自强胡陵暴,中华荡覆”“中华覆败,沉没戎虏”等话语中,“中华”与“强胡”“戎虏”相对应,可充分说明这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发出“中华湮没”“中华覆败”“中华荡覆”这一激愤悲切之慨叹者,主要是晋室南迁的朝臣、中原士人,他们是原晋朝江山社稷的代表,是“中华覆败”“中华荡覆”后果的直接承受者,也是晋室南迁之政治、文化大变局中最感痛苦的阶层。从这一特点看,“中华”一词的产生,最初很可能是出自晋室南渡之大变局中的官员朝臣、中原士人与世家豪族,即所谓“衣冠人士”。在永嘉之乱中,西晋王室、朝臣以及大量中原衣冠盛族被迫仓皇南迁。对他们而言,与南迁路途的颠沛流离与劳顿相比,更为复杂和难以言说的是南迁带来的文化痛苦、挫败感和离开故土的深切伤感。胡族大举入据中原地域所导致的晋室南渡和中原的沦丧,让他们痛彻心扉并无限伤感,这是他们发出“中华湮没”“中华覆败”“中华荡覆”这一悲愤慨叹的原因。从此背景看,南迁并代表着晋朝政治与文化的朝臣、士人与世家豪族不但可能是“中华”一词的发明者,而且这个词汇也饱含他们对胡族大举入据而“湮没”和“荡覆”的中原政治及文化传统的无限感伤与眷念。

   所以,从根本上说,“中华”一词出现于西晋末年并非偶然,它是胡族大举入据中原所导致的晋室南迁这一政治、文化大变局的产物,是原中原地区的朝臣、士人为将中原地区的政治、文化与社会传统同胡族及其文化相区分而产生的一个自我称谓。所以,促成“中华”这一概念产生、使用与流行的真正背景应是华夷之间的互动与区分。从东晋南朝的朝臣和中华士人将胡族入据中原称作“中华湮没”“中华覆败”“中华荡覆”来看,“中华”一词对胡族这一“他者”的排斥不但显而易见,而且颇为刚性。前燕出使东晋的使臣刘翔云:“刘、石构乱,长江以北,翦为戎薮,未闻中华公卿之胄,有一人能攘臂挥戈,摧破凶逆者也。”以“戎薮”与“中华公卿”相对应,可见,当时“中华”一词的重要功能和涵义正是用于区分华夷界线。

   二、唐代“中华”作为唐朝别称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经历东晋南北朝近400年分裂局面,南北重归于统一之后,“中华”涵义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尤其在入唐以后,“中华”一词开始广为流行,不但成为唐朝的别称,很大程度也成为中国的名号。西晋丢失的中原地域和原西晋朝臣、中原士人均被冠以“中华”称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使用“中华”一词的人也多是南迁或未曾南迁的西晋朝臣及中原士人。

首先,在唐人的话语中,开始普遍以“中华”来指称唐朝。如唐中叶僧人澄观(738—839)所撰《华严大疏钞》:“谓葱岭之东,地方数千里,曰赤县神州,即有唐中华之国也。”这清楚表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中华   胡族   中华士人   衣冠之士   胡汉融合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民族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8466.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