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道咸时期，山西票号业已进入了成熟阶段，中国的金融经营也初步完成了由张家口向祁太平之间的“金融中心的转移”，山西票号在张家口的金融经营基本上趋于平稳发展的阶段——与山西商人在草原和恰克图的年复一年的、周而复始的贸易状况保持同步，也与张家口的“市圈效应”保持同步。整个中国的白银货币区域化格局也基本形成，山西票号在张家口与祁太平之间的金融汇兑更表现出“标期化”特征和倾向，山西票号的利润有机构成固定在了得期、得费、得利的三分结构上，张家口城市的内地化倾向初露端倪。目前现存的山西票号的往来书信清晰地给出了山西票号在张家口的展开金融经营的变迁轨迹。

关 键 词：道咸年间  祁太平—张家口  金融汇兑  票号书信　　Daoguang-Xianfeng period  Qixian-Taigu-Pingyao-Zhangjiakou  financial exchange  banks letters

一、问题提出

明清时期，张家口与山西商人的关系，尤其是张家口的“从武城到商城的发展轨迹”与汾河谷地的山西商人群体之间的关系格外密切。时间则从晚明前清，一直到抗战爆发时期抑或解放初期的公私合营时期。在长达300多年的历史阶段，张家口与晋中商人的关系，即便使用“休戚与共、密不可分”来描述，都丝毫不显过分。然而，这一历史事实却在最近的近百年以来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民间传说”或者“历史的文学故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传统商人不入仕、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影响之外，另外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学术界对保留在山西商人故里的相关资料挖掘还不够深入，仅仅关注清代前期的商业，不太注重研究张家口的金融业[1-4]，以致有关张家口的商业发展历史的研究很难追寻到同治朝以前，目前仅有杨波等对此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目前所知的清代山西票号的“金融经营的六要素”，在整个华夏大地上也唯有张家口具备，张家口孕育了山西票号[5]。虽然一些专著对清代山西票号张家口金融汇兑有所关注，但多为蜻蜓点水，不够深入。这样晚明前清时期张家口的崛起，尤其是清中叶的雍乾时期到咸丰朝的150多年的张家口曾经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历史事实也湮没在了历史尘埃中。

本文旨在借助散落在山西地区的民间文献考察张家口曾经作为金融中心的历史事实的具体细节，并聚焦到道咸时期山西票号在张家口展开金融专门化经营的“汇兑”方面。以日升昌票号张家口分号以及蔚泰厚票号京师分号的几封零星书信中的“汇兑业务”为重点，进行实证考察。

二、张家口分号相关资料

目前所知，有关山西商人在张家口的历史文献非常丰富，主要类别有山西商人书信、账册、合同、票据、规程、实物，等等。这些文献的主要特点是零星、分散、非系统，然而，却是不同时代、不同行业、不同府县籍贯的山西商人展开商贸活动的原始资料。

面对如此形式多样、情形不一的民间性文献，如何科学地加以学术化的整理和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这里谨将笔者收藏的道光二十九年、三十年、咸丰元年的蔚泰厚票号、日升昌票号的几封书信中、涉及张家口—祁太平地区的业务，加以类型化整理，形成系列化的资料，大体如下：

——收会去谷交温淋兄镜宝银四百零五两，与伊立去会票一张，注在谷正月底日升世内见票无利交结，公较去伊备五千（十）两钱砝一付（副），其平每五十两比本合砝大一两一钱二兑。（腊念五日第五次信）

——现收会过平本春标交永兴玉足宝银三百两，以（已）定不立票砝，各依信为凭，其平比咱本合砝每五十两大一钱兑，合净得空期四十天”。（新正月十二日第六次信）

——又收会过祁本春标无利交昌泰和镜宝银二百四十两，合净得空期四十天，连前会去祁春标交伊之项共一万八千二百四十两，今正与伊写去不列次凭信一封，注定在祁复和成内见信无利交伊。（新正月十二日第六次信）

——现收会过祁交郝治国兄镜宝银三百二十五两，与伊立去会票一张，注在祁五月二十五日复和成内见票无利交还，公封去伊备五十两钱砝一付（副）其平每百两比咱本合砝大二钱六兑，在口现收过足宝银，合得路期外，净得费银一两二钱。（五月初六日第吉次信）

——至口代复和成收交票项，照其信折亦已收交清楚，除交外净剩银一千六百七十三两九钱四分，其平每百两比本合砝大一两五钱二，至日将此银京号如数交结注口之帐为是，又统去伊祁立来会票二张外，捎去伊汉较来钱砝一付（副），又口呈伊收交花名一折。（五月初六日第吉次信）

——现收会过谷交万盛隆镜宝银三百零六两，与伊立去会票一张，注在谷七月底在广成德内见票无利交还（给），公封去伊备五十两钱砝一付（副），其平每百两比本合砝大一两二钱一兑，合净得空期八十五天，无贴费。（五月初九日第二次信）

——现收会过祁交万盛隆镜宝银一百五十三两，与伊立去会票一张，注在祁六月初十日在复和成内见票无利交还（给），公封去伊备五十两钱砝一付（副），其平每百两比本合砝大一两二钱一兑，合净得空期三十五天，无贴费。刻下月息二厘八，钱价二千一百四五。（五月初九日第二次信）

——现收过谷交义合兴镜宝银五千两正，当与伊立去会票一张，注在谷六月初一日至初五日在广德成内见票无利交还（给），公封去伊备五十两钱砝一付（副），其平每百两比咱本合砝大一两八钱四兑，合得空期二十六天外，每千两贴咱费银二两。此项之银本不合算，皆因咱有成会来五月底交豫盛丰足银九千两，与伊言定现交，共扣过伊纹利银一十八两，报兄知之，至祈速达平知为是。（五月初十日第三次信）。

——今收会过李光峻先生无色宝银三千五百两，当与伊立去会票一张，注在平七月十一日见票无利交还（给），公封去伊备五十两去纸皮兑锡砝一块，其平每百两比咱本合砝大一两四钱六兑，在口现收过足宝银五百两，余下三千两按三月十一日以月一厘三口规与咱行息，七月标美玉公还咱，合得空期六十天外，共贴咱费银八两。（五月十三日第四次信）——收会过祁交乾裕魁镜宝银七千两正，已定不立会票，各依信为凭，注在祁秋标无利交伊，咱在口现收过足宝银，其平暂为（未）较砝，俟已较妥再信详报为是，合得空期九十余天，两无贴费。（五月十三日第四次信）

再叙咱口号所存之银七千余两，暂为（因）口地利息不大，（又）闰月不算，刻亦不合算。至于七、十年标收交之项，尚有余光（剩），以弟之料，想不日将银发京，亦尚可也。目下月息，年标月二厘五，十月标月二厘，七月标月一厘五，无用主。随统去平信一封，复和成等信二封。余无别叙，专此奉上。

——收会过谷交孟若琮兄镜宝银一百五十五两，当与伊立去会票一张，注在谷七月底在广成德内见票无利交还（给），公封去伊备五十两去纸皮兑钱砝一付（副），其平每百两比咱本合砝大二钱兑，在口现收过足宝银，合净得空期七十天，无贴费。”（五月十六日第五次信）

——收会过祁交银三百二十五两，在口现收足宝银，合得期外，得会费银一两二钱。又收会过谷交镜宝银三百零六两，合净得空期八十五天，在口现收过足宝银。又收会过祁交镜宝银一百五十三两，合净得空期三十五天，在口现收过足宝银。（五月初九日致汉口分号第九次信）

三、资料整理与分析

针对以上原始资料所载信息进行整理，见表1。

针对表1，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

1.张家口汇兑的服务对象

有必要强调指出，山西票号是从商业经营中诞生[7]——金融从商业中分离出来；服务于商业活动——金融与商业分享利润。也即“商业与金融犹如鱼水关系”，所有这些是山西票号学术研究的基础。往来于张家口—祁太平之间的山西票号的“汇兑”，离开了服务对象以及一系列的辅助环节，诸如标期、银炉、账局等，也是难以成立的。

有关在张家口的山西商人字号到底有多少家，不同的历史阶段情形不一，虽然有关这一方面的历史资料非常零星，没有较为详实的记载，但是只要科学地整理山西商人的原始资料，也能够获得大概的情况。

结合本文资料，道咸时期零星的票号书信中有三类字号以及人名：

（1）在张家口的山西商号（包括个人）——温淋兄、孟若琮、李光峻、郝治国、乾裕魁、义合兴、万盛隆、昌泰和、永兴玉。

（2）在祁太平的山西商号——复和成、广成德、美玉公、日升世。

（3）其他字号情况——京师、苏州、汉口、恰克图等地字号略。

2.张家口与祁太平之间的白银汇兑

众所周知，山西票号是专门从事“白银货币符号化经营”的民间性组织和机构，因此也被称之为“汇兑庄”，或者“票庄”①。换言之，山西票号面对明清以来的白银货币，不仅仅涉及“实体的金属的白银”，更将这些“实体货币”予以了“符号化处理”，或者转换为“书信”—信汇，或者转化成“会票”—“票汇”等，在巧妙地完成空间地理的“白银货币的运动”和“货币使用的流通”的过程中，实现最大化的利润。有人按照近代银行的发展演变轨迹，称之为“中国近代银行的鼻祖”，甚至“乡下老祖父”，等等②。但是，从山西票号的金融经营的实际来看，山西票号所面对的白银——张家口与祁太平之间的白银，实际上有诸多范畴、形态等的属性之不同。大体如下：

（1）山西票号的经营对象

犹如买布的称之为“布庄”，买茶的称之为“茶庄”一样，山西票号的经营对象就是明清时期的“白银”；而明清时期的“白银”天然地存在“色平兑”问题，甚至还存在不同地区城市、码头和商埠的“称谓”“形态”之差异。而这些称谓和形态以及“色平兑”还呈现历史阶段的变迁，我们称之为“白银货币的区域化”，道咸时期各地白银的称谓不太一致：如张家口白银称为足宝银，平遥白银的称为无色宝银，祁县白银的称为镜宝银，太谷白银的称为镜宝银，北京白银的称为十足银，汉口白银的称为苏它银，天津白银的称为白宝银，苏州白银的称为关批银（或者“关封银”）等。但无论各地白银的称谓怎样不同，都是针对“实体的金属的白银货币”的民间社会的习惯性称谓，这是“白银货币”最直观之表象。

（2）山西票号的经营工具和手段

山西票号之所以被称之为“票号”“汇兑庄”“汇号”“票庄”等，是立足于“信汇和票汇”的白银金融经营的“工具性”而给出的习惯性说法和认识。白银无论是“采用信汇”，还是“使用会票”，都是“专门化工具”的表现。然而，其中则蕴含着“货币形态”的本身与本质问题——白银货币的符号化。山西票号的“书信和会票”既是白银货币本身，也是经营活动的“工具”及其方式方法。进而与传统意义上的“商业字号”“商业性商铺”有着明显的区别。所谓山西票号的“一纸之信符遥传、百万之巨款立集”之金融经济学意义，尽在其中。山西票号的“书信汇兑”，堪称是清代中国白银金融经营的特殊工具。

（3）山西票号的经营目的和追求

依据目前现存的资料可知，至道咸年间，在张家口与祁太平之间，至少有1000余家山西字号出现，其中专门或者兼营白银汇兑的不少于20余家，参与其中的专业化人员至少上百人，其活动之目的就在于“赚钱”，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所谓的钱，也就是当时的“白银”——这些字号的“账册中的记账单位”均是以“白银货币”为“记账货币”。此时，白银本身又成为“山西票号追求的目标”——实现利润的表现形态。

可见，山西票号的特殊性就在“白银”的专门化经营上。从经营对象，到工具使用，再到目的追求，无不以“白银货币”表现从来。因此，有关张家口与祁太平之间的“白银”问题愈来愈复杂，除了张家口城市的一般性商贸之外，还存在围绕张家口的“商品—货币—流通速度及其方式—商品价格—货币总量—货币供给”等，加之山西票号、山西账局、钱庄、镖局等组织机构的分工与合作，更为重要的还有“白银货币符号化情形”及其转换等等许多有关白银货币的理论问题，都成为“张家口—祁太平之间的白银”需要考察的具体问题，对此，《张家口：清代前期中国的金融中心》《清代张家口标期考论》《清代张家口商贸圈散论》等③有较为详细的论述。

3.会式与会规

广义而言，“会式与会规”在整体的山西票号发展史上通常是一致的，甚至有时是“合二为一”的，两者并没有绝对严格的界限。然而在具有特殊性金融形态的张家口则情形有所不同。所谓的“会式”主要是指山西票号与顾客所商议的“一对一”的具体的方式方法，也可以称之为山西票号白银经营的业务类型。而“会规”则是有前提的，也并不是所有的城市、商埠和码头经营白银的山西票号都具有的，仅仅在类似张家口这一特殊性的城市和码头才表现出来的独特的“地方性规则”——民间性习惯法，具有鲜明的白银区域特征，因此习惯上也称之为“口规”。

诸如“收会去、收会过——祁太平交——□□□两，与伊立去会票一张，注在祁太平□月□日、某□□字号内，见票无利交给，公较去伊备五千（十）两钱砝一付（副），其平每五十两比本合砝大□两□钱二□兑”；或者，“现收会过、祁太平本春标交□□□两，不立票砝，各依信为凭，其平比咱本合砝每五十两大□钱兑，合净得空期四十天”，等等，就是最通常的“山西票号会式”。

而“今收会过□□□两，当与伊立去会票一张……在□现收过足宝银□□两，余下□□两按□日以月一厘三口规与咱行息，七月标□□□还咱，合得空期□□天外，共贴咱费银□□两”；“目下月息，年标月二厘五，十月标月二厘，七月标月一厘五”，等等，则显然具有“张家口金融市场的行业规范”的会规特征。

张家口的“会规”，除了一些约定俗成的行业规则之外，还有“张家口标期的基本情形”——带有动态的“利率变化”之约定。

标期是与山西票号诞生、发展与消亡形影相随的“六要素”之一，它实质上就是与山西票号的金融经营保持对应关系的“白银金融市场”，作为金融组织与机构的山西票号离开了“场域”是无法想象的。犹如当今社会的“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的关系一样，山西票号的白银“汇票”也应当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金融场域”，而这个场域，可以使用“张家口—祁太平标期”这一特定的词语和概念对应表述。

中国最早的“标期”出现在张家口，大体时间在康乾年间，最迟在乾隆时期业已成熟。就在这一时期，迅速蔓延、延伸发展到祁太平地区，并且在这一地区深深扎根，成为支撑山西票号急速发展的强有力后盾。稍后还波及西口、营口、京师、天津、汉口、开封、兰州等地，但其具体情形则略有变化，与祁太平金融中心保持遥相呼应的关系。这里就本文资料中的“标期”专列如下：

——现收会过平本春标交永兴玉足宝银三百两。（新正月十二日第六次信）

——又收会过祁本春标无利交昌泰和镜宝银二百四十两，连前会去祁春标交伊之项共一万八千二百四十两。（新正月十二日第六次信）

——收会过祁交乾裕魁镜宝银七千两正，各依信为凭，注在祁秋标无利交伊。（五月十三日第四次信）

——至于七、十年标收交之项，尚有余光（剩），以弟之料，想不日将银发京，亦尚可也。（五月十六日第五次信）

——目下月息，年标月二厘五，十月标月二厘，七月标月一厘五，无用主。

由此可见，“张家口—祁太平标期”之于山西票号的“专门化汇兑”，不仅具有“预期约定”之意蕴，更具有“白银金融市场”的制度和机制属性。

5.票号的收益

山西票号还在孕育的时候——山西商人从事商贸活动的过程中，就天然地决定了它的本质属性：千方百计地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即便到了道咸年间在张家口的山西票号也照例如此，但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还必然地受到当时张家口的商贸、文化，以及整个国家区域性发展的大势等各方面的制约。至道咸年间，张家口的山西票号以及白银金融市场业已到了成熟阶段，张家口市场的白银货币的供给常常是“供大于求”——张家口的标期利率在当时是很低的。因此，在这一时期，张家口的山西票号表现出了如下情形：第一，愈来愈成熟的山西票号（主要是平遥商人）开始撤离张家口；第二，留守在张家口的山西票号基本属于太谷、祁县商人；第三，张家口的票号“汇兑”有“汇兑与借贷”合流的倾向性，账局兼营汇兑的情况较为普遍，由此推动了镖局的发展，沉淀在张家口的现银，需要发标祁太平和京师的情形非常普遍；第四，张家口票号的利润结构大体为得期、得利、得费三分结构；第五，张家口的“商贸情况”——围绕恰克图和蒙古草原的贸易活动，呈现出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的稳定状态，即便有所增长，也是有限度的。

总之，道咸年间的张家口商贸，与乾嘉时期相比处于平稳时期。与之相对应，张家口山西票号的白银收益也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一定程度上，张家口的“城市化道路拉开了内地化的序幕”——草原地区的城市化向北推进的“市圈效应”在多伦、库伦、西口、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等地开始显现。

如果将张家口道咸年间之前的情况与晚清时期的情况稍加比较，不难发现：到了清中叶，张家口的金融中心地位业已被祁太平所取代，山西票号的大本营南移到了祁太平地区。目前学术界对张家口金融地位的认识，多数局限于晚清民国时期。其原因有二：一是前清到清中叶时期反映张家口历史实际的原始文献较为缺乏；二是山西票号的“金融经营的六要素”理论框架还不太明确。

张家口标期是孕育山西票号以及张家口金融中心的摇篮[5]。从晚明开始发展的张家口标期是真正意义上的具有近代中国金融属性的“金融市场”：张家口“春夏秋冬标期”—祁太平春夏秋冬标期—天津、上海“每日公布利率”—近现代金融中心（市场），张家口成为链条中“承上启下”最核心的一环。近代中国金融中心的“移动”的脉络和轨迹，在此一目了然。

张家口的金融机制与山西票号的诞生及其早期的金融经营相对应，张家口“口规”—会式与会规，充分地表现了张家口标期以及张家口金融市场是白银货币的“终极市场”这一特殊性，大量的实体的金属货币到了张家口便形成“聚集”，因此采用发标的形式是调节其“供给”的主要手段。进而极大地推动了“镖局的诞生与发展”——用押镖的方式，将闲置在张家口的白银，转输到祁太平或者京师。张家口的借贷利率，从前清一直到清中叶，都是全国最低的地区。

山西票号在张家口的收益，伴随着恰克图和蒙古草原市场的兴衰而变化，尤其是“南茶北运”以及蒙古草原和恰克图的货物汇集张家口的季节，是山西票号最忙碌的时候，虽然其单纯的货币汇兑利润率并不很高，但在借贷方面却异常活跃——表现出了强烈的“异地借贷”特征。换言之，“汇兑与借贷的有机结合”是山西票号真正的来源，张家口账局的金融作用和功能也由此日益突出。

①陈其田先生所撰为《山西票庄考略》（商务印书馆1936年），史若民先生所撰为《山西票庄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这两部专著的题目本身就使用的是“山西票庄”，而不是“山西票号”。

②有关“山西票号是中国近代银行的鼻祖”“乡下老祖父”等，多半是文化学者所使用的“词语”，然而却流传很广，目前似乎已经成为常识性的“代名词”。

③《张家口：清代前期中国金融中心》《清代张家口标期考论》等均属最近两三年来本文作者孟伟教授承担的河北省社科、文化等各类项目的阶段性成果，论著尚未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