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洪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文明“术语革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 次 更新时间:2022-11-26 23:36:25

进入专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  

杨洪源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文明变革意义得以充分彰显。相应之下,从“术语革命”的角度阐释这一科学的文明观的思想深刻性,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在准确定位批判对象的基础上,诉诸思想论战的方式,有助于全面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实现的文明话语革命。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的普遍交往学说一脉相承,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相互依存、命运与共、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分别用以界定人的类存在、表述所有普遍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把握“个人的特殊利益”和“普遍的共同利益”的关系,依次实现了对“西方中心论”的结构性超越、“文明冲突论”的系统性批判和“国强必霸论”的总体性解构。

  

   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思想的世界文明观,在国际上得到了越来越普遍的认同。由此,从历史高度、思想广度、表达深度等方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进一步的凝练和提升,以适应并促进其更为广泛的传播,进而引领时代发展方向与人类进步潮流,成为一个大势所趋的新课题。诚如恩格斯所言:“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1]作为一种科学的文明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术语革命”意义。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话语表达而言,应当突破只就其基本理念及内在逻辑而“自说自话”的传统解释框架,破除“话语输入”向“话语输出”转换的陈旧思维模式,在找准思想参照系或批判对象的基础上,诉诸思想论战的方式,在比较中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超越性。

   正所谓“真理越辩越明”。当前,“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国强必霸论”等,仍旧影响着文明话语的表达,其主要观点的根深蒂固不容小觑,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直接的对立物和批判对象。为此,本文首先通过追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特别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的普遍交往学说,并结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倡者的理论总结和具体表述,提炼出它的核心理念,即相互依存、命运与共、合作共赢(和平发展),揭示其各自的基本内涵。其次,梳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论战”对手的产生背景与发展过程,剖析它们的内在逻辑、理论实质、当代表现,找出这些论断取得一定的文明话语权的原因及其后果。然后,聚焦相同的时代课题进行比较分析,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核心理念分别对此作出的不同解决方案。最后,论证这些核心理念对“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国强必霸论”等操控文明话语权之后果的扬弃,阐明它们所秉持的基本立场、主要原则,全面呈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实现的文明话语革命。

   一、相互依存理念与“西方中心论”的结构性超越

   “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从作为文明主体的人自身的维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彻底性的明证,亦即它作为文明观的现实意义的明确性,就在于把相互依存作为首要的核心理念,用以界定人的类存在方式,揭示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此处的“相互依存”,与马克思所强调的“交往”是同义语,指现实的个人的生命特性及相互关系。同时,交往又和生产、分工紧密相连,它们之于世界历史的形成及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部世界史就是现实的个人之间的普遍交往的历史。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个人是人类社会的“细胞”,他们彼此之间的交往构成了生产的前提,而生产又反过来决定了交往的形式。单个人交往范围的扩大,不同个人的生产之间的联结,推动着社会的结构及运动的形成。易言之,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的动力在于生产和交往的发展程度。自然形成的而非完全自愿的分工是交往的结果。生产方式与交往形式的逐步完善,不同民族之间的自然分工日益加强,致使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消灭得持续彻底,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趋势不断强化。与此同时,不同的个人之间交往的普遍性也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得以彰显,即交往的范围超越特定的民族和国家而扩及整个世界。

   世界性普遍交往的建立,同资本逻辑的展开与世界市场的开拓之间密不可分。马克思指出,从资本自身的逻辑运动来讲,流通时间受劳动生产率的制约,必要劳动时间的增加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减少意味着剩余价值的降低,从而使流通时间成为资本价值自行增殖的限制。因此,资本在力求打破交往(交换)的一切地域性限制、将整个世界皆变为其市场的同时,又试图“用时间去消灭空间”[3],把商品在不同地域间转移所耗费的时间缩短到最小。资本的人格化即资产阶级,由于开辟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物质生产以及由这类生产决定的交往形式都成为世界性的。例如,19世纪英国的某项机器的发明和使用,结果导致大量印度手工业者的破产,继而引发整个印度社会的生存状态的改变,就是对世界性普遍交往的一种真实写照。精神生产亦是如此。随着世界市场的开辟,各民族国家的片面性与局限性日益趋向不可能,每个民族的精神产品接续成为公共财富,诸多民族性和地域性的文字创作结合为一种世界性“作品”。总而言之,同资本逻辑和世界市场相伴而生的世界性普遍交往,使得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各方面依赖不断强化,直至逐步融合为一个整体。

   究其实,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即为资本逻辑借助世界交往而获得普遍性的过程。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势必引起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资本同劳动的对抗的迅速蔓延,加之贸易掠夺、殖民战争、宗教传播等手段的辅助,最终导致这样一个不平衡、不协调发展的全球性社会结构的形成:“中心”统治、剥削与压迫“边缘”。在这个“中心—边缘”结构中,现实的个人的一切状况,不论是作为其发展基础的全部生活条件,还是制约着他们进一步发展的各种不利因素与片面影响,都简化为资本和劳动这两种基本形式。在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中,私有财产从最初的积累劳动的产物转化为资本,内化于劳动积累的必然性中的私有制同劳动是相对的。换言之,现实的个人之间的普遍交往是在私有制条件下进行的。对于个人来说,交往本身及其诸形式皆成为偶然的东西,他们只是因为屈从于自然分工而结为彼此依赖的关系,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4]的发展阶段。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自然分工的程度和劳动的积累越高,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越强。此时,现实的个人的劳动不仅唯有在与资本的对抗中方可存在,而且表现为同个人的自由自主活动本身的分离,进而昭示出个人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力量与个人本身的分离,最终使个人的现实性完全丧失、彻底沦为由资本逻辑主宰的抽象的个人。

   正是由于适应了资本逻辑所主导的“中心—边缘”结构,“西方中心论”得以从欧洲中心主义中实现蜕变并“大行其道”。自19世纪以降,作为一种文明话语的“西方中心论”,从民族信仰和种族观念、政治立场和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和话语表达这三个递进层面,形成了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不同内涵。其中,种族主义的“西方中心论”认为,从人类的种族划分观念中能够推导出政治的和社会的结论。基于此,它将西方诸民族视为人类之精华,强调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明之间的好坏之分,甚至鼓吹人种高低与民族压迫的合理性。政治主义的“西方中心论”则突破了种族文化优劣的范围,把整个西方界定为现代世界发展和世界文明进步的主创者、引领者,肯定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扩张及掠夺的正当性。相较之下,经过长期的思维定势与文化偏见的积淀而形成的观念主义的“西方中心论”,超越了种族主义和政治主义的限制,将历史发展中的进步与落后绝对化、永恒化,宣扬“西方独特”“东方停滞”等论断,从而更容易渗透到人们的意识中,让人产生等级观念先于人的类存在方式、等级便是人的全部类存在方式的错误观念。

   比之显而易见的“中心”对“边缘”的奴役更甚,诸如发达国家靠牺牲落后国家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强制垄断、文明的冲突与对抗程度在世界范围内的加剧、现代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进一步受阻等,“西方中心论”给人类带来的最大危害在于,通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合理性和永恒性的进一步明确,加剧了这种私有制所导致的世界秩序下,劳动同自由自主活动本身相分离以及生产力同个人本身相分离的后果,使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劳动失去了任何的内容而只是形式上的存在。

   具体而言,各个人及其力量起初在交往的作用下,均摆脱了相对分散和彼此对立的状态,并通过有机融合和相互联系而成为一种真正的力量。但是,表现为个人力量的总和的生产力,一旦以物的形式展现私有制的力量,就不再作为个人自身的力量而存在。此时,个人同生产力和他自身存在之间的唯一联系,只有失去自主活动而空余假象的、仅仅作为手段而非目的而存在的劳动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以前,劳动为不同的个人所承担,并由此产生了它的非自主性,也就是个人的自主活动同其物质生活生产的分离。这种分离以个人的物质生活生产从属于其自主活动为前提。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的非自主性达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致物质生活同其生产之间只表现为目的与手段的单一联系。因此,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扬弃为之确证合理性与永恒性的“西方中心论”,超越后者所表征的“中心—边缘”结构,使每个个人重新占有现代生产力以获得真正的现实性,是推动世界历史深入发展和引领人类文明进步潮流的应有之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相互依存理念,正确地反映出世界性普遍交往下的人的类存在状态,即“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5],摒弃了以“西方中心论”为代表的等级优先的错误观念,实现了对它的结构性超越。

   坚持对话协商,“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6],是践行相互依存理念、实现文明话语革命的必然要求,是改变“中心—边缘”结构、“去中心化”的一个有益尝试。当前,世界性普遍交往的形式多样化和内容深入化,特别是经济多样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生态绿色化等持续推进,不同的民族、地域、国家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之深史无前例,“中心—边缘”的全球性社会结构瓦解的征兆已然显现。相应之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西方中心论”的结构性超越势在必行。与此同时,“西方中心论”所依附的“中心—边缘”结构的严峻困境,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的全球治理秩序的严重失衡发展,不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重重危机,诸如日益扩大的贫富分化、积重难返的金融危机、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持续削减的中产规模、沉渣泛起的保护主义、故障频发的民主程序、效能低下的治理体系等,还是后发展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强势压制下陷入的“中等收入陷阱”“颜色革命”“塔西佗陷阱”等,都充分表明“西方中心论”已经筑起阻碍世界性普遍交往的思想“藩篱”。对此,以相互依存为核心理念之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顺理成章地成为打破上述阻碍的一种可行性参考。

   二、命运与共理念与“文明冲突论”的系统性批判

“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7]将人的类存在方式归结为相互依存,同时意味着要对所有普遍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普遍的共同利益”或“真正的共同利益”),作出明确的界定。由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把命运与共视为与相互依存密切相连的理念,用以反映全人类共同命运已成为所有人的利益关切。当今世界,各国人民之所以命运与共、唇齿相依,就在于时间和空间的领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各种因素的错综复杂程度前所未有。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利益是包括交往在内的全部人类活动及社会关系的动因。所谓“需要”“有用”“目的”“价值”等,都不过是对利益问题的不同表达。作为人类活动本身的文化以及作为人类活动结果的文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国际关系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8431.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