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民:过化与施教——王阳明的讲学活动与黔中王门的崛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 次 更新时间:2022-11-24 21:08:08

进入专题: 王阳明   黔中王门   儒学入边   心学传承  

​张新民  

  

   摘要: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针对大、小两种传统受众的不同,开展了一系列的讲学活动,既吸引了大量地方普通民众,化导移易了民间社会风俗,也培养了不少科考读书士子,构成了王学地域学派的中坚。贵州既是阳明的“过化”之地,也是他的“施教”之区。而黔中王门学者受阳明心学思想的沾溉,主动践行“知行合一”实践哲学精义,不仅人才群体济济兴盛,即代表人物亦卓荦特出。他们或“得阳明之和”,或“得阳明之正”,遂“承良知之派以开黔学”,形成了全国最早的阳明学地域学派。无论分析或讨论阳明心学的地域分布状况及思想生态结构格局,还是研究或书写有明一代思想学术发展变迁历史进程,黔中王门作为崛起于边地的一大心学学派,都是必须客观正视不能绕过的重要文化现象。

   关键词:王阳明 黔中王门 儒学入边 心学传承

  

   引言:余姚之学成于龙场

  

   王阳明正德三年(1508)“龙场悟道”的思想史意义,自明代以来即不断有学者论及。例如,王阳明门下大弟子钱德洪便曾明白指出:“先师(阳明)始学,求之宋儒,不得入,因学养生,而沉酣于二氏,恍若得所入焉。至龙场,再经忧患,而始豁然大悟‘良知’之旨。自是出与学者言,皆发‘诚意’‘格物’之教。”[1]万历年间曾入黔考察阳明行踪遗迹的贵州巡抚郭子章也认为:“海宇谭圣学,半宗余姚,余姚之学,成于龙场。”[2]具见“龙场悟道”既是阳明一生思想发生转折的关键,也是他创立心学体系的开始。持类似看法者尚有江右王门学者胡直:“阳明先生抱命世之才,挺致身之节,亦可以自树矣,然不肯已,亦其天性向道故也。过岳麓时,谒紫阳祠,赋诗景仰,岂有意于异同?及至龙场处困,动忍刮磨,已乃豁然悟道原本不在外物,而在吾心,始与紫阳传注稍异。”[3]亦可见阳明之学在朱子之外,别开一大学派,形成二水分流之态势,实得益于其困顿中之身心体验,肇端于龙场之大彻大悟,绝非有意与朱子立异。一生狷狂又极为服膺阳明的李贽,更认为阳明在龙场:“颠倒困踣之极,乃得彻见真性。是困而知之圣人也,大非象山先生之比也。其屡屡设法教人先知后行,又复言知行合一,复言静坐,卒以‘致良知’三字为定本。则以时方盛行朱学,虽象山先生亦不免数百年禅学之冤。呜呼!陆子静耳何曾闻一句禅语,目何曾见一句禅书乎?冤之甚矣,况王先生哉!”[4]其说称阳明“教人先知后行,又复言知行合一”,允当与否,姑暂不置论,然“知行合一”之说发端于龙场,当与“彻见真性”有关,历来学者无异言,是说亦决然无疑义。可见“龙场悟道”无论于阳明个人,抑或于整个明代思想史,其中也包括黔中王门的形成和发展,都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性的思想意义与价值。

   阳明在龙场大彻大悟之后,突破性地创立自己极具独特意义的思想学说时,正值官方意识形态化的朱子学说笼罩天下,人人“恪守宋人矩矱”[5]而不敢越雷池半步的沉闷时代。与象山一样,阳明后来尽管屡遭时人讥诋为禅学,但其实仍是以儒家经典《大学》“格物致知”之旨[6],依据龙场“居夷处困”自我身心的真实体验[7],重新做出了与朱子迥然不同的创造诠释,展示了儒家理解人的灵性生命及其与万物关系的另一重要思想进路,倡导自成一家的“知行合一”学说,标志着其心学思想从边缘向中心突围的开始,所谓禅学的批评尽管出于门户之见,但也反映他的思想具有重塑典范的重大时代意义。

   龙场乃贵州宣慰司辖下的驿站,“其地尽属夷疆”[8],乃彝、苗、仡佬等族裔人群聚居区,“夷”多“汉”少,即儒家思想资源亦显得相对薄弱。阳明之所以能在“夷疆”悟道,并在朱学之外别树一帜,亦与他在当地感受到的占统治地位的程朱官学压力相对较轻有关,至少他在龙场驿丞任上的讲学活动从未有人攻击为“异端”[9]。因此,不必再过多列举例证,细读前引四家之说,即不难了解阳明一生学问“得力于龙场时居多”,尤其读其百死千难悟道后之诗文尤甚,更可一窥其一派超越之风姿,了解其真有常人罕见的“无入不自得之乐”[10]。

   与一生学问多得力于动心忍性的“龙场悟道”类似,阳明平生最重视的讲学活动,亦即以心学思想的建构与传播为鹄的,积极自觉地开展各种“觉民行道”的教化活动,既吸引了大量地方普通民众,化导移易了民间社会风俗,也培养了不少科考读书士子,遂破天荒地开启与黔地有关的一大早期王门地域学派,以后虽“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11],然如果认真追溯其源头,实亦以其在龙场驿丞任上的人生史迹书写为发端,标志着一个可与朱子理学相媲美的心学时代的到来。而黔中王门作为阳明“龙场悟道”后最早产生的心学地域学派,无论思想史的研究还是学术史的书写,都是决然不可轻易绕过或忽视的重要历史文化现象,即使置于全国范围内观察也有极为重大的历史性意义。

  

   一、悟道与讲学:天下无不可化之人

  

   然而稍感遗憾的是,无论有意无意,或许由于黄宗羲《明儒学案》失载的原因,历来学者重视阳明“龙场悟道”的多,关心黔中王门人物活动的少[12]。但如果缺少了黔中王门产生发展的学术史研究或历史书写,不仅阳明本人思想变化发展轨迹的探讨会受到影响,而且王门后学地缘分布整体形态的分析也会出现缺环。“龙场悟道”与黔中王门的产生乃是明代王学编年叙事完整结构中不可分割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质言之,从时间或空间大跨度范围讨论王学的全国性影响,作为阳明悟道及一系列心学活动之地的龙场既不可忽视,黔中王门作为一个重要的地域学派亦不当在史书叙事中有所遗漏。阳明晚年曾回忆其在龙场讲学的经历说:

   吾始居龙场,乡民言语不通,所可与言者,乃中土亡命之流耳;与之言知行之说,莫不忻忻有入。久之,并夷人亦翕然相向。及出与士夫言,则纷纷同异,反多扞格不入,何也?意见先入也。[13]

   所谓“言语不通”云云,说明阳明生活的龙场,乃是贵州宣慰使司治下的土司辖地,亦即与汉文化区差异很大的“夷区”[14],借用宣慰司使安贵荣的话来说,“历代以来皆止羁縻,即拒命,难以中国臣子叛逆共论”[15]。因而阳明在“夷区”龙场的讲学对象,开始主要为“中土亡命之流”的汉人,内容则为他率先揭出并倡导的“知行合一”学说。然而讲学效果,较诸其离黔后所面对的深受程朱思想影响的汉文化区的知识精英(士夫),反出人意料之外地更胜一筹。而面对当地彝、苗、仡佬多种族裔人群杂居的情况,阳明则“履若中土,居职之暇,训诲诸夷”[16],做了大量与“觉民行道”有关的讲学教化和秩序建构工作,时间稍久即“夷人亦翕然相向”,推动了儒家思想及价值在“夷区”的扩散和传播。

   由于阳明的讲学活动吸引了不少边地不同族裔的聚落人群,龙场实际已成为“夷区”内部儒家价值传播的中心,而儒学本身又有凝聚人心、维系秩序的作用,因而他的讲学活动不仅具有学术史与思想史的意义,同时也具备了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价值。无论“儒学入边”或“儒学下乡”,他都做了积极有效的推动工作。类似的例证可举者尚多,譬如钱德洪便认为:“师昔居龙场,诲扰诸夷。久之,夷人皆式崇尊信。”[17]嘉靖《贵州通志·本传》也称他“时集夷人老幼,亲狎教导之”[18]。清人更每每说他“因俗化导,夷人喜,相率伐木为屋,以栖守仁”[19]。均可见无论身教还是言教,他都做了大量“过化觉民”的工作,并扩大了儒家思想和价值在“夷区”的传播范围。他后来批评门下弟子说:“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20]显然与早年在龙场针对乡村民众进行教化工作取得的经验有关。他与朱子有别的“亲民”思想的产生与形成,当也离不开龙场驿丞任上与“夷人”和谐相处的生活实践体证经验。

   阳明一生之思想理论或学问,以“龙场悟道”为起点,集事功、道德、学术三者为一体,“上欲以其学辅君,下以其学淑吾民,倦倦欲人同归于善,欲以仁覆天下苍生”[21]。无论“诲扰诸夷”还是“因俗化导”,都是一种自觉主动的生命实践行为,都继承和发扬了孔子“有教无类”的精神文化传统。他在龙场大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22],显然也是可以推己及人,不分高低贵贱,无论族群类别,能够遍及一切人的生命存在的。因而不仅“天下无不可化之人”[23],同时更应落实为以“有教无类”为出发点的讲学实践,二者作为一种最基本的教化原则,当然也应该是普遍或普世的。正是本此“有教无类”的教化原则,阳明才始终不忘以德化俗,以“亲民”的方式开展各种教化工作[24],主要立足于民风习俗的改善,重视人伦社会秩序的建构,尽量以浅近平易的方式,讲解普通民众都能接受的内容,遂使风规习俗差异很大的“夷人亦日来亲狎”[25]。阳明曾有《寓贵诗》云:“村村兴社学,处处有书声。”[26]可见儒家价值在当地已有广泛深入的传播,当亦离不开阳明直接面对“夷人”讲学化导的历史性功绩。

   阳明千里投荒初至龙场时,面对各种人生难以忍受的苦难,亦尝“为歌诗,调越曲,杂诙笑,以相解慰”[27],固然不排除有个人解忧纾困的目的,但实际也是乐教或诗教的一种方法。事隔三十六年后的嘉靖十三年(1544),王杏入黔任贵州巡按史,“每行部闻歌声蔼蔼如越音,予问之士民,对曰:‘龙场王夫子遗化也’”[28]。从中即不难看到,阳明教化活动植入人心之深。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如果“以黔为文成过化地”,或视为“过化居夷地”[29],当也是颇为允当或妥适的。

  

   二、因材施教:大、小两种传统受众的区分

  

   然而,除了面对“夷民”做了大量“过化”工作外,更重要的是,阳明还面对地方知识精英或科考读书士子,以讲学论道的义学说理方式,倡导与传播了他的“知行合一”等多方面的心学新鲜思想。作为民间性的龙冈书院,由他亲手订立的《教条示龙场诸生》个人传道授业学规,主要以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四事黾勉规约,要求受业者不可谓不严。其中特别强调“立志”的重要,以为:“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30]显然出发点是激发来学者坚定人生志向,从而最大化地透过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来实现内在人性的“至善”价值,开显本真生存应有的自由意志与精神品性,最终迈入成贤成圣的终极理想境域。我们今天固然已无法将阳明讲学的语境还原为当时的场景,但如比观对照前面提到的针对一般民众即所谓“愚夫愚妇”说话的语气态度,则不难发现无论其施教的方式或言说的内容,相互之间明显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前者立论要求之严及希望寄托之高,显然只能是针对准备举业的读书士子而言的。

阳明龙场驿丞任上规模较大的讲学,固然以书院杏坛为主要场地(详后),但阳明平时随时随地施教,则无论人数多少,不拘形式内容,均针对具体的个人身世处境及当下问题而展开,颇有时机化的生动活泼理趣与妙义,遂多有与学生切磋交流对话讨论之语[31],诚乃真正因材施教、平易高明的教化者。今观阳明《龙场生问答》一文,后人以为乃“贵州诸生从之游”[32],始有此精妙问答之作。文中“龙场生”与“阳明子”一问一答,虽“龙场生”未必为实指,不过自己设问自己回答而已,然仍可见其传道授业时的活泼机趣,反映了师生间相得无间的真实场景。其中阳明所言:“役者以力,仕者以道;力可屈也,道不可屈也”[33],颇能反映其当时的人生际遇和守道心境,只能是针对来学“诸生”而非―般民众才会有此言说。而仅仅取上引课勉诸生“四条”及问答语录两事比观分析,延至清初仍有人抒发感想,以为阳明一系列的讲学活动,乃是“俾尼山之铎施及罗施鬼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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