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林东: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3 次 更新时间:2022-11-22 11: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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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林东  

   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包含两大部分,一个部分是人们关于对客观历史的理论性认识,这就是本文所说的历史理论;还有一个部分是人们关于对历史学的理论性认识,我们称之为史学理论。由于这两个部分所要考察的对象不同,故有必要分别加以研究,以推进对它们的认识。同时,由于史学活动也是一种历史活动,所以在讨论关于认识历史时,也必然会涉及史学;而史学家是史学活动的主体,所以在讨论史学家时,也一定不能避开史学家的历史认识,可见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又是有密切联系的。[1]本文就是在这个认识的前提下,试就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做一个初步的探讨。

  

   中国古代史学有没有历史理论?这是一个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困扰着许多史学工作者的问题。有不少同行认为,中国古代史学长于记述而理论贫乏。对中国古代史学产生这种看法,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许多史学工作者研究的领域是客观历史的某些方面,一般不甚关注作为一个学科的史学本身的问题,因而不熟悉史学自身的发展情况。第二,史学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而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因历史条件和自身的原因,长期以来也未曾对中国史学上的理论遗产做深入的和有系统的历史考察与理论说明。第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的一些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著作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来,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有些同行甚至以此为标准去反观中国古代史学,于是“理论贫乏”之感油然而生。第四,对于东西方史学在表现其理论的内容和形式上,未能充分考察到各自的特点;换言之,在“理论”的探讨上,尚未能着眼于从本民族的遗产出发。总之,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历史上的原因,也部分是专业工作者在研究上存在的不足所致。需要说明的是,此种情况,近年逐渐有所改变,前景是令人鼓舞的。

  

   笔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步,开始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做探索性的研究,于1992年发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2]一文;1994年出版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1998年出版了《史学志》(《中华文化通志》之一),其中有“历史观念”和“史学理论”的专章。当然,这些研究所得都是极初步的,它们只是表明:这方面的研究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继续研究下去的。

  

   一、多种存在形式

  

   中国古代史学拥有厚重的历史理论遗产,它主要表现为三种存在形式。第一种形式,是作为史书之构成的一个部分的“史论”;第二种形式,是独立的历史评论专篇;第三种形式,是历史评论专书。多种存在形式,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一个特点。

  

   首先说第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最早见于《左传》中的“君子曰”。《左传》叙事,间有议论,或以“君子曰”表示,或以“孔子曰”“仲尼曰”表示,或引古书加以发挥。其中,“君子曰”更具有“史论”的特点,对后世影响也最大。“君子曰”所论,大多借史事以论人物,而又多强调以伦理为基本的评论准则。例如,《左传·成公二年》记:“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许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于诸侯。况其下乎!’《诗》曰:‘不解(懈)于位,民之攸’,其是之谓矣。”这是说的蔡侯、许侯因不自重而“不得列于诸侯”,进而引申到只有居高位者不懈怠,人民才能得以休息、安定。这里讲到权位的重要以及国君同民众的关系。

  

   又如《左传·隐公四年》记:“君子曰:‘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石)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这是针对下述史事发表的评论:卫国人州吁杀卫国国君而自立,卫大夫石碏之子石厚与州吁交往甚密,石碏乃用计杀死州吁,同时派人杀死本人之子石厚,故《左传》作者称石碏为“纯臣”,表彰“大义灭亲”之举。《左传》的历史评论多类此。因《左传》记春秋历史,而孔子为春秋末年人,故《左传》也引用孔子言论来评论史事;从孔子来说,这带有批评时事的性质,而对《左传》作者和后人来说,自也是评论历史的一部分。

  

   《左传》的“君子曰”这种历史评论形式,在秦汉以后的中国史学上获得长足的发展。《史记》的纪、表、书、世家、列传中的“太史公曰”堪为佳作,反映了司马迁的历史见解,其中多有理论上的建树。在《汉书》等历代正史中,其纪、表、志、传中的史论亦有许多佳作,不乏理论上的创见。以《汉纪》《后汉纪》《资治通鉴》等为代表的编年体史书,在形式上可以说是直接继承、发展了《左传》的“君子曰”的风格,所不同的是它们更着意于兴亡治乱之故的评论。以《通典》为代表的典制体史书,其历史评论涉及国家职能的各个方面,包含经济、官制、法制、地方建置、民族等。这种形式的历史评论,在中国古代其他体裁的史书中,也不同程度地有所反映。

  

   其次说第二种形式。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独立的历史评论专篇占有重要的分量。它们多存在于各种文集、总集、文选、奏议、书信之中,有些也散见于各种史书的征引之中。就历代文集来说,历史评论的文章在在多有,且不乏千古名篇,如柳宗元的《封建论》、欧阳修的《正统论》等,皆见于文集之中。又如总集《文苑英华》,专立“史论”一目,所收历史评论专篇,以论历代兴亡为主,其中有的原文已佚,赖此得以流传。有的历史评论专篇,久已遗佚,只是由于史书的引用才得以保存下来,如《国语·周语下》载太子晋谏周灵王语、《国语·郑语》载史伯论周王室行将衰落语、《国语·楚语下》载观射父对楚昭王所问语等,都是涉及历史进程问题的重要篇章。《国语》以记言著称,所载时人问对,多含有评论历史的内容。秦汉以下,如《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秦始皇本纪》载贾谊《过秦论》,《后汉书·班彪列传》载班彪《王命论》,《三国志·蜀书》载诸葛亮《隆中对》,《旧唐书·马周传》载马周答唐太宗问治国之方略语等,都是有名的史论和政论。此种专篇,史书中保存很多,是一份极其重要的思想遗产。以上所举种种史论专篇,或指陈历史形势,或纵论兴亡成败,或阐说历史环境与政治体制之关系,或论述某个皇朝存在之根据,都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

  

   最后说第三种形式。毫无疑问,历史评论专书更集中地反映了历史理论的面貌及其发展趋势。在这方面,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是备受关注的。宋人范祖禹的《唐鉴》、孙甫的《唐史论断》亦不失为名作。这几部书,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理论。那么,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是否还有更多的著作应当进入历史理论的视野呢?在这个问题上,从研究工作来看,一是要深入发掘,二是要转换视角,改变一些早已形成的观念。譬如《周易》这部书,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释它。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也。”他还用设问的口气,着意回答了《易》“与史同科”的问题。[3]从前人解释《易》之三义来看,所谓“易简”“变易”“不易”所包含的内容,涉及天地自然、社会人事、伦理原则等[4],其关于历史哲学之内容则居多。又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历来认为是子书,但唐人刘知幾说它们“多以叙事为宗,举而论之,抑亦史之杂也”[5]。其中说理部分与历史理论颇相关联。再如《盐铁论》之论国家财政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人物志》之论人物品评的原则与标准,《帝王略论》之评价历代帝王优劣及其根据,《贞观政要》《通鉴直解》之论历史鉴戒与为政之道,《明夷待访录》之批判专制制度,等等,都是各有特色的关于历史理论之书。

  

   以上所举三种形式,只是就历史理论在古代文献中的主要存在形式来说的,这里并不排除还有其他的存在形式。

  

   二、深入探索的连续性

   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又一个特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遗产的厚重,自然有自成体系的著作传世,显示出理论上的分量。然而,它的厚重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即人们对重大历史问题的关注和探索的累代相传,历时既久而探讨愈深,从而形成了一些理论的“重心”。以往我们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在发展上的这一特点未曾十分关注,以为中国古代史学在历史理论方面谈不上有什么理论体系,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用连贯的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领域。现在,我们改变一下视角,就不难发现,前人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理论探究是带有连贯性的;而这种连贯性的生成和发展,把历史理论不断推向深入。

  

   这里,我们可以举兴亡论、君主论、封建论等一般理论层面上的几个问题来做简略的说明。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和史学家很早就有关于君主的评论。东汉末年,荀悦提出“六主”[6],即六种类型的君主的见解,可以认为是比较系统的关于君主的认识。唐初,虞世南著《帝王略论》,多用比较之法,纵论君主优劣,对唐朝以前的历代君主进行全面的评价,这是中国史学上较早的“君主论”专书。其后司马光撰《稽古录》,提出人君的“道”“德”“才”三者应有的准则[7],是从正面阐述了关于君主的理论。北宋王钦若等人编纂的《册府元龟》,其“帝王部”含81卷,分128门记君主事,是揭示君主和君主现象的综合性撰述。明末清初,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其《原君》篇对君主的产生及其作用进行分析、批判,把古代的君主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显示出早期启蒙思想的光焰。

  

   朝代兴亡,社会治乱,是历史上人们最关注的问题之一。西周初年,周公是十分注重总结历史经验的政治家。从西周到春秋战国,历史的变动,王室的衰微,诸侯的兴灭,促使史学家和思想家做深入的思考,《左传》《国语》及诸子之书,多有这方面的讨论。汉初,面对秦亡汉兴的巨大变动,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都在探究其中的原因。陆贾、贾谊、晁错的史论和政论,多有关于兴亡得失的名作。史学家司马迁更是明确提出了“稽其成败兴坏之理”[8]的历史撰述任务。此后,关于兴亡成败的讨论,不绝于世。如唐初史家用比较方法探讨秦、隋兴亡的原因[9],朱敬则的《十代兴亡论》纵论南北朝的得失成败;宋代司马光强调,一部《资治通鉴》的主旨即在于“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10]之事,而范祖禹《唐鉴》一书则是把揭示唐朝何以兴、何以亡、后人何以为鉴作为撰述的目的;南宋史家为时势所激,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他们的撰述主旨都以兴亡盛衰为核心;明清之际,朝代更迭,社会动荡,史学家的兴亡之论继续深化,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是在这方面影响力最大的著作。总之,关于治乱兴衰的著作,举不胜举。这是因为,从社会运行的实际轨迹来看,不论是统治集团,还是下层民众,都希望社会得以长治久安,但客观形势却并非如此,朝代更迭有之,天下大乱有之,人们不得不思考朝代何以兴、社会何以治的问题,此其一。其二,从思想传统来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修齐治平”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准则,是中国古代尤其是两汉以降士人的思想中不可动摇的信念。正是这种信念对历代史学家的撰述旨趣有极大的影响,重视关于兴亡成败的探讨就成为他们的天职和本分。

  

封建,即封土建国,即通常所称分封,是西周实行的政治体制。战国中期,商鞅在秦国变法,始行郡县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关于推行郡县制还是实行封建制,经过激烈的廷争后,采纳了廷尉李斯的意见,在全国推行郡县制。[11]西汉初年,分封、郡县两制并行,始有异姓王的谋反,继有同姓王的叛乱,一度造成政局混乱。后朝廷采用贾谊、主父偃等人之策略,使分封名存而实亡,西汉皇权乃得以稳定。但在朝代的更迭之后,人们往往追慕封建之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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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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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从过去到现在和未来的传承/瞿林东著.—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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