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志军:新时期红学三十年:1978—2008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3 次 更新时间:2022-11-16 09:3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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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志军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三十年,也是各项学术事业蓬勃发展的三十年。肇始于20世纪初的现代红学[1],也在经历了七十年风风雨雨之后,迈入了繁荣昌盛的新时期。三十年来,包括文献研究、文本研究、红学学术史研究在内的各个红学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积累了值得总结的丰富经验。本文试图从客观的角度,对新时期的三十年红学做一简要的回顾,关注重点在于学术思想的变迁、研究策略的调整、研究方法的变化以及红学学术史的自觉反思,至于具体的红学研究成果和历次红学争鸣的情况,相关的红学史论著及多篇红学专题综述已有了较为全面的评述,本文不再做详细阐述。[2]

  

   一、红学步入快车道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所开启的现代红学,在20世纪上半叶创造了近半个世纪的辉煌。王国维、胡适、俞平伯、顾颉刚、鲁迅等一长串响亮的名字自是现代红学的骄傲,红学也毫无异议地成为现代学术史上具有典范意义的学科。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政治意识形态和文艺批评体系的转型,红学在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政治运动冲击下逐渐陷入低谷。尽管在我们通常所说的“十七年”及“文革”十年期间,红学的文献研究领域仍有可观的创获,但文本阐释的社会政治批判取向则是一以贯之的。如果说1954年的批俞运动还有一定的学术批评成分的话,1973年至1974年的评红运动则使红学完全沦为政治影射的实用工具,成为庸俗社会学的典型样本。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新时期红学以拨乱反正的历史反思开始,并非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被动响应,实则亦是红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使然。现在看来,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刘梦溪《红学三十年》及其由此引发的激烈争鸣为代表的红学反思[3],还带有当时极为“主流”的伤痕心态或特定的时代语境,学术史视角的反思尚显薄弱,但它毕竟敢于直面新中国成立以来极为敏感的红学话题——批俞运动和评红运动,冲击了红学领域的诸多禁区,代表了红学界挣脱“左”的束缚,走向自由、开放、多元的红学新时代的努力。而思想的解放,正是新时期红学发展的必要前提。

  

   与改革开放初的红学反思几乎同时,红学的专业化、学科化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这从《红楼梦》研究的刊物和社团建设便可见一斑。中国艺术研究院于1979年5月创办了专门的红学期刊——《红楼梦学刊》。该刊大32开本,11个印张,截至2008年底,已出版127辑(最初为季刊,2005年起改为双月刊,1997年特为北京《红楼梦》国际研讨会加了一期增刊),总字数达三千五百多万字。三十年来作为红学界的当家期刊,《红楼梦学刊》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红楼梦》研究的核心阵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于1979年5月创办了《红楼梦研究集刊》,总共出刊14辑,至1989年停刊,发表了一大批有分量的红学论文。在学术期刊界拥有广泛影响的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于1978年8月开始以期刊的形式编印专辑复印资料《红楼梦研究》,该专辑出至1993年,之后将专辑内容归入《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专辑中。此外,《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明清小说研究》《社会科学战线》等专业期刊及《北京大学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复旦学报》等各大学学报的文史哲版,也刊发了大量的红学论文,进一步扩大了《红楼梦》研究的影响。

  

   刊物之外便是红学同人的社团建设:1980年夏,在黑龙江哈尔滨举办的第一届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第一个群众性的红学学术团体——中国红楼梦学会宣告成立,学会附设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茅盾、王昆仑为名誉会长,吴组缃、冯其庸、张庆善先后担任会长。中国红学会团结了一大批老中青《红楼梦》研究者,为新时期的红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辽宁、上海、黑龙江、贵州、江苏、山西等省市先后成立了分会,贵州省红学会还创办了《红楼》杂志。在中国红学会的努力下,1980年以来,先后在美国威斯康星州,中国哈尔滨、扬州、北京、大同,马来西亚吉隆坡召开了七届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济南、上海、南京、贵阳、芜湖、莱阳召开了七届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其他如全国中青年学者《红楼梦》研讨会、全国红楼文化艺术研讨会、海峡两岸中青年《红楼梦》学术研讨会、《红楼梦》与翻译学术研讨会、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曹雪芹逝世二百四十周年红学大会等亦多次成功举办,各省红学会的《红楼梦》研讨会为数更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研究生教育的不断发展,与《红楼梦》相关的课题越来越多地成为博士、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有些学位论文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高校教师及研究生日益成为红学领域的主要研究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红楼梦》研究的学术规范性以及学科的传承和创新。

  

   二、文献研究的空前繁荣

  

   文献研究是古代小说研究的基础工程,就《红楼梦》而言,由于作者问题悬案猬集,版本众多,成书过程复杂,加之脂砚斋评点、后四十回续书等,其复杂性、多样性,又远非一般古典小说可比。就其大者而言,红学的文献研究至少包括作者研究(即通常所说的“曹学”)和版本研究两大板块。作者研究又可分为作者生平研究、家世研究以及著作权研究等几个方面。版本研究则涵盖钞本研究和刻本研究两大分支,成书过程研究、佚稿研究(探佚学)、脂砚斋研究(脂学)等研究热点皆可划归钞本研究的范围,而文献资料的整理[4]则是上述两大板块研究得以进行的不可或缺的基础,也是其研究成果及时得以梳理、传播的主要渠道。

  

   胡适发表于20世纪初的《红楼梦考证》对《红楼梦》的“著者”与“本子”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开辟了现代红学文献研究的新时代。近九十年来,红学的文献研究名家辈出,1978年以来更是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作者研究、版本研究、文献资料整理三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

  

   (一)作者生平家世研究

  

   本时期作者研究方面最引人注意的是曹雪芹的生卒年研究。关于曹雪芹的卒年,自胡适和周汝昌分别于20世纪20年代和40年代提出“壬午说”“癸未说”之后,壬午、癸未之争就一直难分高下,1962年至1964年,关于曹雪芹卒年的大讨论就有吴恩裕、吴世昌、周汝昌、周绍良、陈毓罴等多位专家参与论战。本期因为80年代末“曹雪芹书箧”的发现而引发了“壬午说”“癸未说”的新一轮讨论,冯其庸、潘重规等或主“癸未”或倡“壬午”,都发表了有影响的论文,梅节、徐恭时则在前两说之外,重申胡适1922年提出的“甲申说”,一时间出现了三说鼎立的局面。[5]90年代初,朱淡文、季稚跃、崔川荣等人又就曹雪芹卒年问题展开争鸣。[6]而最新的争论则是蔡义江、沈治钧2004年至2006年关于生卒年问题的商榷。[7]冯其庸在2006年第4辑《红楼梦学刊》又发表《初读〈四松堂集〉付刻底本——重论曹雪芹卒于“壬午除夕”》一文。这三次讨论都有力地推动了曹雪芹卒年研究。与此同时,曹雪芹之生年研究在本期也得到了一定的关注,有影响的论文有张锦池《曹雪芹生年考论》、张书才《曹雪芹生父新考》、沈治钧《曹雪芹年寿辨》等。但同时也出现了周汝昌、崔川荣、霍国玲等将贾宝玉生日等同于曹雪芹生日的观点,这一建立在“曹、贾互证”基础上的论证方式显然值得商榷。

  

   与曹雪芹生平研究相关的文物研究也是本期作者研究的一个热点。诸如陆厚信所绘曹雪芹画像的真伪问题[8]、曹雪芹佚著《废艺斋集稿》的真伪问题[9]、周汝昌所续“曹雪芹佚诗”问题[10]、北京香山“曹雪芹故居”真伪问题[11]、明刊《书史纪原》之“雪芹校字”问题[12]、清人陈坦园钞本《榕荫堂丛书》之“曹雪芹诗词”的真伪问题[13]、曹雪芹墓石的真伪问题[14]等,都引起过广泛的讨论,并成为当时的媒体焦点。另外,1999年,张书才撰文指出北京崇文门外蒜市口十七间半旧宅(今蒜市口16号院,即今广渠门内大街207号)系曹雪芹回京后的第一处住宅[15],这一曹雪芹旧居的新发现得到红学家的广泛认同,并在社会上引起相当的反响。

  

   曹雪芹家世研究在曹雪芹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本时期的家世研究堪称整个红学论争中最为激烈的领域。

  

   曾被称为红学“三大死结”之一的曹雪芹生父问题仍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争论焦点仍然是曹雪芹究竟是曹之子还是曹颙之遗腹子,也有学者试图以脂批证明曹雪芹并非遗腹子,另有人指出曹雪芹父亲就是周汝昌推证出的曹寅之弟曹宣。近几年更为学界关注的是曹寅第二子曹颜,他是否是曹寅《闻珍儿殇》诗中的“珍儿”,是否就是曹雪芹生父,此问题似有越辩越明的趋势,读者期待着该问题的解决有利于雪芹生父之谜的破解。[16]

  

   与上述问题相比,本时期家世研究的焦点显然是曹雪芹的祖籍问题。发端于民国时期,绵延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丰润说”“辽阳说”之争,70年代末至90年代渐趋白热化,成为红学史上规模空前的大论战。冯其庸发表于1978年的重要论文《曹雪芹家世新考——〈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考析(一)》是新一轮祖籍研究的开始,随后出版的《曹雪芹家世新考》则是本时期全面研究曹雪芹家世问题的代表著作。冯其庸等力主“辽阳说”,周汝昌、王畅、刘润为、杨向奎等则主张“丰润说”,双方论战的文字恐不下百万字。90年代末,李奉佐又提出了“铁岭说”。此说遭到了邱华东、邹玉义、王洪胜等人的辩驳,而《重修大同镇城碑记》则是辽阳而非铁岭的“权威性证据”。客观地说,就目前而言,“辽阳说”得到了更多直接材料的支持,是祖籍三说中可信度最高的。祖籍之争引起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有的学者指出曹雪芹祖籍追溯至曹雪芹的祖辈(曹寅或其兄弟)的籍贯“即已完成任务”,而70年代末以来的“曹雪芹祖籍”之争,显然已扩大化为“曹锡远祖籍之争”。

  

   曹雪芹“江南家世考”在新时期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吴新雷、黄进德合著的《曹雪芹江南家世考》《曹雪芹江南家世丛考》,皮述民的《苏州李家与红楼梦》《李鼎与石头记》,周汝昌、严中合著的《江宁织造与曹家》,以及冯其庸、赵冈、徐恭时等人的论文都在红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曹雪芹生平、家世研究异常热闹的同时,曹雪芹的著作权在本期也三次面临严峻的挑战。70年代末,戴不凡《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等系列论文引发了《红楼梦》作者问题的大讨论。1990年赵国栋发表《〈红楼梦〉作者新考》,认为《红楼梦》作者是曹寅之子脂砚斋而不是曹雪芹,此文再次引起激烈的论辩。1994年,刘润为在“丰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论“惟有这个曹渊可能具备创作《红楼梦》原始本的充足条件”[17]。但就目前而言,作者非曹雪芹的假说显然都缺乏坚实的文献材料支持。

  

   (二)版本研究

  

生平家世研究旨在知人论世,版本研究则是文本研究的基础。《红楼梦》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为了准确地把握它,就必须通过版本研究“把后人增添、填补或改窜的文字与它的原作区分开来”[18],(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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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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