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复兴与中国作家的历史使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20 次 更新时间:2003-11-10 22: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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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红  

  

  湖南两个作家退出湖南作家协会,成了新闻,一时闹得沸沸扬扬,许多论者认为这是官办民间组织的尴尬,作家协会的官方性质弊大于利,借题发挥无限上纲者有之,不明就里乱打棍子、耳光者有之,幸灾乐祸者亦有之……评论甚多,莫衷一是——让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些好看的标题《作家比明星“干净”多少?》(何东,《青年时讯》)、《作家退出作协是给谁的响亮耳光》(徐迅雷,《中国青年报》)、《作家退会与“群众性组织”异化》(江山,《中国经济时报》)、《余开伟:用退会来维护尊严 向作协“开炮”》(《江南时报》)、《作家退出作协 很正常的进步》(李方,《新浪时评》)等等,够生猛吧?

  

  我作为一个作协会员,虽然作品不多,但我想以此问题为契机,以更高的角度,来谈一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中国作家的历史使命这个大问题,也算是在这个“世纪大讨论”中投出的神圣一票。我认为,中国作家应该与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创作出能够反映历史巨变、发出时代强音和振奋民族精神的伟大作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这是既是每一个中国作家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也是每一位作家成就自己伟大人格和艺术魅力的必由之路。除此之外的一切蝇营狗苟,均是小人和跳梁小丑所为,决不是大家的追求,即便是用哗众取宠的方式博得一些喝彩,但那也是暂时的,最终还是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唾弃。中华五千文明史无数次证明,谁不把老百姓的冷暖放在心上,他最终将被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所埋葬。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真理,但我不明白的是,现在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作家、那么多的官员不明白呢?是被眼前的蝇头小利蒙住了双眼,还是让阿堵阻塞了心智?

  

  一、湖南作协的困境意味着什么?

  

  湖南作协的困境意味着,作协是无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因为,她的会员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处于劣势,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很难产生较大的经济价值,即便是作家出版了作品,作协也没有权利分享版税,整个一个为他人做嫁衣裳。所以,作协是生是死,其官方性质是加强还是退出,政府部门应该早下决断,免得让一帮人守着“作协”这个空架子干耗,搞窝里反,浪费感情,还让局外人说风凉话。

  

  会员退会暴露了湖南作协的困境,这其实是全国各地作协的缩影,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正是由于这些年作协“官方性质”的退出、各级财政的“断奶”,作协市场开发能力(直白的讲就是作协自己挣不来钱养活自己)的缺乏,才导致了现在的这种局面。这与有些论者不明就里的想当然恰好相反。

  

  湖南作协不换届,也不是因为主席人选问题这么简单,最根本的是连筹备和开会的钱都没有着落。把《湖南文学》改成《母语》,这分明是想借鉴海外经验,引进市场机制把刊物做活做大,没想到水土不服。真是遗憾。市场经济是一种以成败论英雄的发展模式,他的本质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按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蚂虾,蚂虾啃泥巴——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现代企业发展的生物链。在这种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刊物转型如果成功,主持此项工作的负责人就会成为非常时髦的“文化英雄”,就象搞互联网这种“虚拟经济”而成功的张朝阳先生成为“数字英雄”一样。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安波舜先生,就因为策划“布老虎丛书”成功而成了名“出版家”,官至社长总编辑,自然是名利双收,不在话下。可惜的是,《湖南文学》或者《母语》没有这个好运,刊物转型失败,不但没有赚到钱,没有赚到作协的活动经费,反而还把刊物也弄没了(实质应该是因某种原因刊号被吊销),负责此事的人自然就成了“狗熊”(中性词汇,绝无贬义)。残酷吗?现实情况就是这样“世态炎凉”,你不服不行。

  

  弄到如此严峻的局面,有会员起来造反炒“老板”的鱿鱼,似在情理之中。但这两个会员作家如此这般,我感觉有些“张扬”,想退会把退会信交给秘书长就可以了,实在没必要再把复印件捅到小报记者那里。捅到小报那里,也就有了作秀和炒作的嫌疑,自己再怎么为自己辩解都没有用。这就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好处,他只要结果不看过程。报社不是法院,他不能解决具体问题,只会把你们痛苦、无奈还有愤懑当成花边新闻,和卖淫嫖娼、偷盗杀人、野猫野狗等“社会新闻”弄在一起——到了互联网上那就和更“黄”的所谓“社会新闻”弄在一起,看了让人很不舒服。而且,新闻的放大效应,还会把你的初衷给搞的面目全非。现在就有论者对退会上纲上线,煞有介事地说这是解除了会员和作协之间的“人生依附关系”。明明是自由加入、自由退出,现在居然变成了“人生依附关系”——够耸人听闻的吧。我估计后还会有更惊人的“研究”和“发现”出来,那就拭目以待吧。因此,如果这两位作家真象他们自己所表白的那样(现在的歌星连自己的“绯闻”都敢炒作,严肃作家千万别学),不是在搞新闻炒作,那他们就是心直口快的性情中人,中了小报记者的炒作圈套。要知道,如今的记者已经今非昔比,基本上已经完全市场化了,惟恐天下不乱的大有人在,假新闻都敢编造,何况还真有那么一点事儿,再加上“作协”又有那么一点点敏感的“官方性质”,所以,报社、互联网进行大炒特炒,也似在情理之中——给这类记者一个“敬业”的机会嘛。可是倒霉的是那个“负责人”,他可能想默默地运气发功,假以时日,一举翻本,没想到半路杀出了程咬金(而且还是两个!),还把这正常的、自由的“退会”捅到报社,闹得不那么“正常”,闹得满城风雨——不,在互联网时代,闹得可是满世界风雨,坏了大事,把人都丢到爪洼国里去了。

  

  关于加入作家协会的条件和人数,湖南两位退会作家的意见是要少而精,现在有些滥。我认为他们的意见值得商榷。作协是各民族作家自愿结合的专业性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作家、文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繁荣文学事业、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社会力量。既然如此,只要符合入会条件,作协就应该广开大门把他们全都吸收进来,交流经验,切磋技艺,促进成长,多出作品。如果搞成“少而精”,那就变成所谓的精英俱乐部,与“人民团体”的要求就背道而驰。虽然有些会员入会以后,没有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但这不能成为拒绝更多青年作家、作者入会的理由。因为一个伟大作家的成长和成熟,是一个长期的艰苦过程,既需要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不理解和支持也无所谓),更需要他自己艰苦卓绝的努力,有时甚至是整个一代作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所谓站在巨人的肩上、集大成者)。在这里,放马后炮是没有意义的,只能证明自己的短视和功利。

  

  关于作协主席、副主席人选问题,湖南两位退会作家的意见更是少见多怪。我认为,湖南作协应该更大胆一些,只要有企业家愿意赞助活动资金,完全可以授以适当的荣誉称号。因为这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国际惯例。欧美的世界名牌大学不管是规模还是学术水准,可都比作协牛气多了,人家如何就可以放下架子拉赞助?有时间的读者可以去查一查他们授以的“名誉博士”有多少了。当然,有些不干不净的人伸着脖子想赞助,人家宁守清贫也敢不要。况且,有企业家或有钱人附庸风雅向作家靠拢,这是他们向善的表现,总比把钱扔在赌博场或嫖妓纳妾(时髦说法是包小秘、包二奶)强吧,不应该老从消极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把他们追求高雅情趣的努力和支持文学事业的好意拒之门外。虽然,他们的文化水平可能有限,但作家应该有包容一切的海量,自命清高的结果是与世隔绝,这对作家理解和研究社会也不利。

  

  二、中国的作家协会和专业作家制度的历史作用

  

  作家协会(还有文联)的官方性质是中国在经济不发达情况下扶植文学艺术创作的必要手段,在振兴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各种数字省略),这是毋庸质疑的。中国的专业作家制度,对中国作家的成长和成熟发挥了重要作用。只要你不戴有有色眼镜,不怀有政治偏见,只有你稍稍熟悉新中国五十多年的文艺发展之路,你就会认同这个共识。

  

  虽然,有些作家当上专业作家后作品很少,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因噎废食决的理由。仅仅因为有一些专业作家的不努力,就对整个专业作家制度和专业作家队伍的历史功绩一概抹杀,显然是以偏概全,一叶障目。因为作家的劳动,虽然从本质上讲与其他人的劳动一样,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他的劳动成果——即作品,却与普通劳动产品有本质的区别,普通产品是物质的,而文艺作品却是特殊的精神产品,用简单的字数的多少根本无法衡量出她的真实价值。文艺作品——特别是那些优秀作品,对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凝聚和动员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是其他物质产品所无法替代的,所发挥的巨大、恒久的艺术魅力也不能被低估。

  

  作家退出作协为何成了新闻?我认为,这恰恰说明了作协官方性质的重要性。在记者的潜意识里,作协不是“群众团体”,而是“政府机关”或职能部门。就象“民告官”一样,有新闻价值。如果作协是群众团体,比如象香港的某些“全球华文作家协会”之类,只有交钱就可以入会(其本质是把手伸进大陆捞文学青年的钱),入会或退会,即便是意见相左大打出手,记者们也是不会关注的。

  

  作家退出作协,恰好说明了作协“官方性质”的弱化和经济地位的薄弱。听说过足球运动员退出足协的事情吗?没有,因为足协不但“官方性质”更强,而且还有认定球员资格的特权,如果球员退会或被开除,那就意味着球员足球生涯的结束,就意味着不能在绿茵场上跑跑就能大把地挣钱。还有律师协会、注册会计师协会等等,也都一样,都比作家协会厉害和财大气粗。相比较而言,作协是最自由的官方性质协会,当然也是最没用的协会。如果按照有些论者开出的药方,官方性质全部从作家协会退出的话,我估计至少有90%以上的作家协会要关门大吉,因为作协的“官员”均是搞文出生,根本没有市场开发经验,他很难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找到出路(搞色情文学或肉体写作,不在讨论之列),协会的专业作家也将全部下岗,“作家”一词将成历史,成“自由撰稿人”,很时髦嘛。

  

  立即打破专业作家制度,完全把作家推向市场,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这样做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因为作家是一种特殊的职业,进行作品创作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精神劳作,说呕心沥血一点也不过分——路遥同志历时6年完成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后,“满脸皱纹,颜色憔悴,形容枯槁,40岁不到看上去全然象一个老人”,3年半后不幸去世,这就说明了问题。真正优秀的作品,往往需要作家全身心的投入,需要长的时间精雕细琢,才能最后完成,如果这期间没有工资,作家的基本生活如何维持?这是其一;其二,即使作品发表出版了,他付出的劳动与他的货币收入往往不成正比(通俗文学不在讨论之列),有时还要贴钱才能出版,如果没有基本工资收入,这会挫伤作家的创作积极性。有些名作家经不住金钱的诱惑沦为“伪气功”的吹鼓手就是明证,这样的作家写这样的书其实就是在制造精神鸦片。于光远老先生就对中国作协容忍鼓吹“伪气功”而名声大噪的柯云路为会员而耿耿于怀,拒绝入会。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一路高歌,令世界侧目、称奇。但在教育、医疗和文化等方面却欠账较多。非典疫情肆虐神州大地,就敲响了警钟。有些地方官员虽然说起当地的经济快速增长头头是道,但就是养不活几个专业作家,令人忍俊不禁,值得玩味。这说明,许多地方官员还缺乏长远观念和文化战略意识,还认识不到伟大的文艺作品对民族精神的提升和鼓舞。但是,反过来,一些歌功颂德的肤浅作品却充斥报刊荧屏,并能得到一些官员傻呵呵的笑容和肉麻的赞许。这又说明什么?这说明,作家、艺术家中也不乏奸商,干起了投机取巧的勾当;一些官员有好大喜功的弱点,置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于不顾,欲把作家、艺术家当成吹鼓手。殊不知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的人,他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这是老诗人臧克家同志写于5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起来依然惊心动魄。为什么?这值得我们思考。

  

  虽然,中国作家目前还没有人获得被认为是世界顶级文学大奖的诺贝尔文学奖,但这里的主要原因是该评奖委员会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怀有深刻的政治偏见,评奖委员会委员除了所谓汉学家马悦然先生对中文略知一二之外,其余全是汉语文盲!就这样一帮专家,他们如何能理解拥有五千文明史的汉语文学?前中国人高行健先生(已经跟咱们不是同志了)入了法国籍后,就得了一回诺贝尔文学奖(2000年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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