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海林:美国“印太战略”的逻辑缺陷与中国的应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6 次 更新时间:2022-11-12 00: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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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海林  

  

   【摘要】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中美关系继续深入调整。美国在战略上加速推进“印太战略”及相关遏华机制的落地,构建以美国为首的多重多边网络以对华进行围堵。中美战略博弈不断激化,中国周边战略环境、区域经济合作态势以及安全格局均呈现复杂化态势。通过对美国“印太战略”意图与策略的分析发现,不但美国能用于“印太战略”的成本与其预期收益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适配,美国现阶段总体实力和可用于“印太战略”的成本支付能力也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将严重限制美国“印太战略”的执行效果。这为中国作为弱势方有效应对并成功对冲美国“印太战略”带来的各项挑战提供了条件。

   【关键词】拜登政府;印太战略;一带一路;周边安全

  

   经过从特朗普到拜登两任政府的多年酝酿,美国逐步形成了以“印太战略”为基础架构、包含外交、经济、安全和文化等多重内容的系统性对华政策体系,目的在于阻止中国崛起,对中国进行时空战略锁闭,从而确保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中美关系继续深入调整。美国在战略上加速推进“印太战略”及相关遏华机制的落地,构建以美国为首的多重多边网络以对华进行围堵;经济上,推出“印太经济框架”(IPEF)威逼利诱参与方对华进行切割;安全上,加紧对台售武,挑动台海局势,以“自由航行”为借口加强美方在南海的军事活动,利用“印太海事支柱”裹挟东盟地区国家选边站队。中国则在战略上保持定力,稳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经济上,顺利完成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与区域伙伴共建全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并积极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安全上,在新冠肺炎疫情、台海、南海、东海、朝核等传统及非传统安全议题上对美采取有理有利、针锋相对的斗争,防止美国搅乱中国国内外环境。中美战略博弈不断激化,中国周边战略环境、区域经济合作态势以及安全格局均呈现复杂化态势。面对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下来势汹汹的“全面竞争”,如何发现其中的战略弱点并妥善加以利用,是处于实力相对较弱一方的中国化解战略压力、纾缓战略困境的关键所在。

   一、战略定力与战略克制:从刘伯承“五行”说谈起

   在中美战略博弈的大背景下,面对美国打着“印太战略”旗号的“全面竞争”态势,中国战略界和外交界的实操人员以及研究人员高度重视并反复强调“保持战略定力”的重要性,但究竟什么是战略定力?如何才算保持了战略定力?人们却往往又会得出差别悬殊甚至针锋相对的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战略定力到底意味着现阶段的战略克制,还是长周期的战略信心?是因为对现阶段的中美力量对比认识清醒而主张克制,还是对未来的中美力量消长趋势判断审慎而要求保持镇定?争论的出现,很多时候并不仅仅因为争论双方的学科背景、分析框架存在巨大差异,也与讨论者对应该构成交流前提的事实性证据在认知和判断方面难以取得共识有关。方兴未艾的交叉学科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弥合不同学科带来的方法论差异,但在促使人们找到共同的事实基础从而展开方法上的融合性思考方面,作用并不显著。考虑到中美两国当下的力量对比,大多数战略界学者都同意,中国在应对美国“印太战略”方面,既要着眼于当前,对中美冲突的烈度进行管控,防止中国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被迫与美国战略摊牌;又要谋划长远,为中国崛起进程在时空两个维度突破美国的战略封锁而累积条件。这种“既”与“又”的表述并非战略研究上常见的空论清谈,而是对刘伯承元帅“五行”说前三个要素进行综合考量的要求。

   所谓“五行”,按照刘伯承元帅的概括,指的是“任务、我情、敌情、时间、地形”,对这五方面的判断,是指挥员下定作战决心的基础。“五行”判断准确,是制定正确作战方案并取得胜利的前提。刘伯承元帅的名言“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强调的正是指挥员做出准确判断的重要性。然而,军事上的战略判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属于指挥艺术范畴,即使在军事信息科技和军事分析方法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也很难对之进行标准化的科学处理,指挥员的主观因素始终是影响军事斗争结果的重要内容。相应地,在更广义的战略博弈语境下,决策者和分析人员对“五行”要素的判断,也往往是见仁见智。多年来研究者们试图对国家间关系特别是大国博弈的战略选择进行科学化处理,但反复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大量误判案例,一刻不停地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判断的主观性,以及这种主观性可能导致的认知风险。

   “五行”中,“我情”来自于对己方战略资源的计算,相对而言比较客观,至少可以进行比较精确的计量,而无须依托估算甚至臆测;“敌情”的认识,既需要借助情报信息的力量,也需要充分发挥指挥员的战略艺术,判断的主观性一般要高于对“我情”的认识。这一点,即使在战场感知能力借助天电网基础设施和技术应用达到空前高度的今天也依然如此。“时间”和“地形”,则是限制战场行为的时空要素,一般是客观的。而任务作为需要完成的目标,建立在对“敌情”、“我情”、“时间”和“地形”要素的综合判断上,虽然具有强烈的预期色彩,但并不全然属于主观认知层面。综上,在指挥员判定“五行”时,主观认知的作用在“敌情”判断上最为明显,判断“敌情”也因此成为进行战略决策时最为困难的一部分。而且,战略博弈过程中,实力较弱的一方必然在“敌情”判断上面临更严苛的要求。毕竟,强势一方可以执行基于实力的全面对抗策略,迫使对手在妥协和受挫之间做出两难选择,至少自认为强势的一方很难拒绝这种简单而直接的战略选项的诱惑。但弱势一方则必须精确判断对手敌对意图的严厉程度、使用力量的可能上限以及对己方反制手段的“容忍”边界,毕竟,在实力不具备的情况下与强大对手进行战略决战,无论如何都不会是得当的策略选项。

   笔者曾在多年前讨论崛起国应对次要战略方向挑战问题时提出,崛起国在应对次要战略方向挑战时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可能出现两种思维误区,“一是战略决心不足,过度夸大风险,导致在次要战略方向上心态消极、行为被动;二是战略期待过高,过度估计可能收益,采取不必要的妥协策略,导致对手获得不应有的博弈优势,反复以讹诈手段侵蚀崛起国的威信和利益”。实际上,对抗决心不足和妥协期待过高是弱势方战略误判的常见样态,并不仅仅适用于崛起国在次要方向的应对,在主要方向上同样如此。差别只在于误判在主要方向出现的形成机理与次要方向有所不同,但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涉及对“敌情”的基本判断。在主要战略方向上,崛起国出现对抗决心不足以及相应的妥协期待过高的误判主要来自于对守成霸主实力优势的忧虑,担心一旦己方过早暴露实力引起守成霸主的警觉,导致守成霸主下定战略决心,对崛起国进行极限打压与全面封杀,从而导致崛起国的崛起进程夭折。这种忧虑有可能导致崛起国进行战略自我克制,避免追求其相对实力已经能够达到的利益上限,或者寄希望于战术妥协对守成霸主的迷惑以及迟滞作用,试图用让渡利益说服守成霸主改变对崛起国的敌对态度,容忍甚至容纳崛起国力量的不断增强,至少是尽可能延长与守成霸主之间“相安无事”的状态。

   这种策略,不论是因为对抗决心不足还是妥协期待过高,在很多情况下被描述为保持战略定力,与之相对的策略则是备受一些研究者批评的战略冒进。2022年2月俄乌冲突发生之初,特别是在3月底俄军从基辅撤离后,相当数量的中国学者对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前景抱消极态度,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俄军的行动导致欧洲反俄情绪空前高涨,促进了西方的团结,强化了北约的作用,巩固了美国在欧洲的霸权,认为这种做法得不偿失、适得其反。这种观点能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现在为时尚早。但显而易见的是,观点所依托的逻辑前提是,实力较弱一方不应失去“战略定力”而甘冒引起霸权体系强烈反弹的风险。这种观点论证了保持战略克制的合理性,却无法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倘若霸权体系以“萨拉米战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切香肠手段打压对手,企图陷对手于妥协导致利益受损以及对抗导致压力加大的两难困境之中,后者该如何应对才算是合理的呢?倘若“敌情”就是如此,战略冒进一定比战略妥协或者说战略克制更加不合理吗?两种战略判断,合理与不合理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呢?

   过度简化的战略分析对于实力弱势方在面对强势方的打压时应该采取何种策略是没有帮助的。首先,从战略任务看,弱势方的战略任务是获得安全,固然在实力上超越强势方并不是获得安全的唯一途径,但对于强势方而言,确保弱势方至少是长期处于弱势状态却是保证安全的最有效手段。因此,强势方存在着天然的企图限制弱势方实力增长速度的冲动。不论弱势方多么真诚地强调自己对现存体系及力量格局的认同甚至服从,对于强势方来说,弱势方在力量上无法构成威胁,总比弱势方在意图上不希望成为威胁要令人放心得多。这就注定了弱势方的妥协期待难以实现。

   其次,从“敌情”与“我情”对比看,倘若只进行双方实力存量的对比而不对存量的使用方式特别是使用边际进行计算,就很难对“敌情”和“我情”做出准确的判断。大国竞争从来不是简单的二元博弈,环境约束是普遍存在的。绝大多数博弈案例中,行为体不可能针对一个对象使用全部资源,行为体的策略选择总是会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弱势者对强势对手“敌情”的分析,必须包括对手所受内外约束的上述内容,否则,就会沦为简单而机械的数字计算,对制定正确的策略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一个简单的案例,如果新中国在1950年决定出兵抗美援朝时的“敌情”和“我情”计量中,对“敌情”的计算是整个美国的军事实力,那么得出的战略结论显然与只计量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存在巨大差别。

   最后,从战略效果看,被判定为战略对手的弱势方,实际上很少能通过妥协和克制而避免受到强势方的打击。在大国竞争的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强势方在二元博弈过程中主动放弃实力优势以寻求与弱势方的战略妥协,强势方的妥协几乎总是来自环境约束,比如强势方在其他战略方向上遇到了更加致命的挑战,或者内部出现巨大问题导致实力优势难以维持。而这两种可能性,固然与弱势方在与强势方的二元博弈中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存在一定关系,比如克制战略理论上可能导致对手的威胁感知程度下降,以及战略忍耐如果坚持的时间足够长,或许能够等到对手出现自毁。不过,这两种可能的前提都是弱势方必须保持比强势方更强劲的实力增长态势,至少不能在与强势方的实力存量对比中差距越来越大,否则,战略上自毁大概率不会是强势方,而是弱势方自己。

   概言之,弱势方在对“敌情”进行战略判断时,如果采取过于简化的战略分析模型,仅仅对双方的实力存量对比进行计量,则很容易会陷入对战略冒进的忧虑,从而选择打着战略克制旗号的风险厌恶策略。由此,尽管可能避免了强势方与弱势方进行战略摊牌,但可能导致包括进一步激励对手的打压政策,丧失对主动作为时机的把握,甚至妥协的空间成本大于忍耐的时间收益等风险,最终造成弱势方与强势方实力差距上的进一步扩大。当然,这并不是支持弱势方的战略冒险行为,只不过需要认识到,对于弱势方来说,战略冒进是一种相对较为容易判断并且采取措施防止的风险,但另一个极端的风险同样是客观存在的。而要避免这种风险,则必须要对“敌情”进行慎重而冷静的分析,准确判断对手在支付博弈成本时受到的各项约束,用对手在约束条件下实际的“敌情”取代数字上的理论“敌情”。

   通过对美国“印太战略”意图及策略的分析发现,不但美国能用于“印太战略”的成本与其预期收益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适配,美国现阶段总体实力和可用于“印太战略”的成本支付能力也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将严重限制美国“印太战略”的执行效果。这为中国作为弱势方有效应对并成功对冲美国“印太战略”带来的各项挑战提供了条件。

   二、拜登时期美国对“印太战略”的调整及其痼疾

随着2022年5月拜登亚太之行的结束,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26”讲话为标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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