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钊:托尔斯泰的“罪责论”——读《天国在你心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93 次 更新时间:2007-04-03 01: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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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钊  

  

  关于制度(社会环境)与个人伦理责任之间的关系问题,最容易为亲身经历暴政、黑暗的时代的敏锐的思想家所注目。沙俄最残暴的时代,19世纪的俄国思想界也曾经关注过这样的问题,果戈里在遗嘱中还强调罪恶在每个人心中,个人要审视自己:“需要思索的不是别人的黑暗,不是天下的黑暗,而是自己心中的黑暗”。1陀思妥耶夫斯基继承果戈里传统,对个人伦理责任问题进一步深入探索的。当时有人认为社会体制的不合理造成人的犯罪,犯罪人是没有责任的,要消灭这样的犯罪,要消除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种观点持不同的观点,他的不少著作,如《罪与罚》、《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都是思考犯罪与个人良知的关系问题的结果。作品中的人物,犯下罪恶的不仅是“罪人”,也有“不幸的人”。托尔斯泰与同时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认真思考个人的罪责问题,与他们都对基督教有着虔诚的信仰不无关系。“他否定世俗化了文化,唤醒所有的人的道德意识,邀请一切人在尘世生活中寻求上帝之国的真理。通过对这一真理的朝圣,他把一切人置于这样的终极选择前:善只能是超越了一切服从和妥协的绝对,否则就不存在”。2这些俄罗斯的先哲都认为社会生活依赖于道德原则,而道德原则不可以离开宗教,最根本的是社会道德要对宗教、个人要对上帝归依。3对于他们来说,基督教乃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的宗教,而不是作为国家或教会控制下的宗教。教会的道德被看作是“颓废道德”,看做只不过是拯救教会或基督教的工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4,对托尔斯泰关于伦理的著述影响最大的也是《福音书》。托尔斯泰晚年曾说他一生受到两个重大有益的影响:一是卢梭的影响,一是《福音书》的影响。托尔斯泰经历了一个对宗教从怀疑到坚信的过程,当他完成《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之后,他陷入了迷惘,失去了方向,正是《福音书》给他指引了他的探索之路,他沉醉于《福音书》的研究、翻译,从此,关注起全体人类的命运,也试图去寻找人类前途的方向。

  《福音书》对很多19世纪基督教人道主义者发生过重大影响。早于这两位俄罗斯先哲,19世纪30年代活跃在美国东部的牧师钱宁(William E. Channining,1780—1842)就从《福音书》的戒律出发,关注个人与国家关系,主张宗教与道德的统一。他主张,人们不能痴迷于激情,要为上帝的意志献身——为最高的善献身,是一种充满活力的道德,也是精神自由。人的精神比国家伟大,更神圣,决不能成为国家的牺牲品。基督徒的个人伦理与政治伦理并无冲突,暴力与战争要受谴责的。他认为良心是道德的基础,出于良心逃避兵役被法律惩罚犹如早期基督徒的殉难,是一种光荣。5然而,钱宁的思想确实对那个时代的欧陆的知识分子产生过影响——比如,马克斯·韦伯青年时期就仔细读过钱宁的著作,并且做出了反应,虽然韦伯拒绝了钱宁的思想,但是“他始终对福音书和真正的宗教虔诚保持着深厚的敬意。耶稣的寓言、登山宝训、保罗的使徒书、特别是《旧约》的各种预言书以及《约伯记》,在他看来都是无与伦比的宗教灵感与沉思的文献”。6不知道托尔斯泰是否读过钱宁的著作,他的思想比钱宁更往前走了一步。除了从伦理、法律方面考虑惩罚与责任关系外,还从宗教、神学角度考虑微妙审慎的良心,从心理、神学方面考虑要深受诅咒和谴责的良心。根据保罗·克里尔(Paul Ricoeur)释义学的对希腊、希伯莱古代文化的交融的欧洲伦理观念的阐释,这也是人类有罪意识的内心体验的三个取向。7而且,因为“宗教要求人们承认自己的软弱无力、有限性、有反错误的可能性和犯罪的能力”。同样,宗教也保留了人的自由的选择,也正是这个自由,允许人们对其广袤的、超越的本质保持忠诚”。8 托尔斯泰提出以良心对抗暴力的理论,在更深层次上认同人类内心深处“良知”,以承担个人伦理责任——良心来抵抗暴力。

  托尔斯泰的后半生虽过着半隐居式的生活,对民间的苦难十分敏感,少写述虚构的文艺作品,从事政论写作,这些政论文表达了他对现实生活的伦理态度,他的思想对社会影响力也此日益增加,例如,1901年2月24日,俄国最高的教会机关——宗教院公布了开除托尔斯泰教籍的决议。可是、沙皇把托尔斯泰革出教门的迫害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全国各地激起了抗议的浪潮。宗教院决议公布的当天,莫斯科鲁别扬广场就有几千名大学生和工人集会,高呼“尼古拉耶维奇万岁”、“向伟大的人致敬”等口号,并出现了无数讽刺反动当局的匿名诗。人们通过写信、派代表团、发表演说、打电报、献花等办法,向托尔斯泰表示慰问和支持。

  最近,托尔斯泰1890年10月写成的《天国在你的心中》(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孙晓春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中译本问世了。这是在《爱国主义与政府》、《我们时代的奴役》、《不许杀人》等文章之前(1901年之前)的最重要的一部呼吁俄罗斯人民基于基督教教义,不服从、不合作地负起个人的政治责任来反抗沙俄残暴统治的著作。最有影响的托尔斯泰传记的作者艾尔默·莫德也称之为“一部极其卓越的著作”、“对读者产生最强烈影响的著作之一”。9《天国在你的心中》中译本的译者,在写的译序中,注意力集中于托翁的非暴力的主张“基督教乌托邦”思想;莫德也注重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和对战争的谴责。但是,因为笔者平时关注邪恶行为与个人伦理责任问题,所以,注意的是该书最后三章托翁对个人政治责任问题精彩的叙述,其展开基于基督教教义,又不囿于基督教教义,10关注的是现实的世俗生活。我认为这最后部分才是全书的高潮和论点的要害。虽然这本书当年受到俄罗斯审查制度的查禁,但是,仍然以手抄本和石印本的形式在俄罗斯流传着,并在国外被翻译出版(1893年,法文版出版,但是又被法国审查机关查禁)。11这不仅因为托翁的巨大声望,而是因为他那先哲的深邃的思索极其震撼人心的力量。即使在百余年后的今天,这部著作论述的这样一个问题——个人政治责任问题,一个经历过后继的20世纪雅思贝尔斯、阿伦特等大师们深入讨论课题12,依然不失它的历史的光彩。

  

  一,无责任的国家犯罪

  

  某些地方依然存在着民族和群体,但我们这里没有。弟兄们,这里只有国家。国家?国家是什么东西?那好罢,请你们细听着,现在我要对你们说说民族的消亡。国家是所有冷酷的怪物中最冷酷的。它还冷酷地撒谎,这谎言从我的嘴里爬出来:“我,国家,国家即人民。”真是弥天大谎。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论新偶像》(黄明嘉译)

  托尔斯泰在谈到沙俄官员、军人残酷镇压农民反抗地主的巧取豪夺行动的惨状时,提出了与60余年后雅思贝尔斯在《罪责论》关注的类似的、发人深省的关于罪恶责任问题:

  怎样能够这样,不仅这些乘着特别列车准备去杀人或拷打的人们(官员、军官与士兵——引用者),而且那些引发了全部事态的人们:哪个地主、他的管家,法官,在彼得堡发布命令的那个人以及所有对这事件负有责任的人——部长、沙皇,他们也是信仰基督教的好人——既然知道事情的结果是什么,他们又怎么能发明和制定了这样的计划?那些没有参与这一事务的旁观者——那些在个人生活中痛恨各种形式的暴力的人们——怎么允许人们犯如此可怕的罪行?他们怎么能够压下这种愤怒,而不在十字路口大声呼喊:“不,我不允许你们去杀害和鞭笞那些饥饿的人们,而理由却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使自己最后一点财产被别人骗走!”可是,从来没有人这样做,相反,大多数人,甚至是这些事情的始作佣者(管家、地主、法官和那些参与迫使农民屈从的人们——省长、部长和皇帝)却极其安静,甚至没有感受到一点点良心的责备。所有这些乘着特别列车去执行这种任务的人们,都是同样平静。

  旁观者似乎是无动于衷,他们大部分都是作为旁观者予以同情,而不是反对那些正准备做这种名声狼藉的事情的人们。13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样奇特的现象的回答是:人类为了苟且得到地上的面包,无视真实与真理,放弃自由——天上的面包。托尔斯泰面对回答要解释“为何人类全无例外天真地认为屠杀无辜的权利很光荣”的问题时,也“都拒斥理性主义与自然主义”。14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一样,是真诚地从人的性善论出发,善意地认为这些自然而然做这些事情而感受不到任何痛苦的地主、法官、部长、省长、皇帝以及执行镇压命令的军官、士兵的灵魂深处,也“不赞成此类事情,而且,一旦他们想起这些事情意味着什么,他们就会因为参与而承受心灵上的痛苦”。但是,和其他作品追求“往人类灵魂中推求根本来源”一样15,他还是要进一步追问:“那么,为什么他们还会这样做?为什么他们仍然在这样做?为什么他们允许这样做?”托尔斯泰注意到:除了无论当权者,还是盲从的人们都认为现实秩序是必要的、永恒的,维护这种秩序是每一个人的神圣职责之外,盲从者也有他们将盲从合理化的依据:“某个人拒绝执行自己的职责对于事情并没有任何影响,只不过意味着他的位置将会被其他可能把事情做得更糟糕的人所取代:那就是可能更加残忍,受害者可能会受到更大的伤害”。16 从地位最低的警官到皇帝,或多或少相信现实秩序的永恒性、合理性,因为这种制度对他们有利。最使人不解的是:如果说高级官员乃至部长、皇帝维护这样的体制是因为这体制的秩序会保证他们的优厚的待遇与体面的生活,体制的崩溃会失去既得利益,所以他们从利益出发能做出最残忍、可恶的事情来,而且,他们只是限于教唆、决策和发布命令,大部分人甚至没有见到他们教唆、决定和授权执行的事情是如何可怕,因此会心安理得;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那些农民与士兵(他们处在社会等级阶梯的最底层,现实的政治制度没有给他们任何好处,在这种制度下,他们只是安于极度服从与蒙羞的地位上)相信:现实的秩序是必须存在而且是他们必须维护的秩序,甚至做那些与他们良知相违背的事情?”并且为什么他们会成了奴性工具,相信现实的秩序是不可改变的,是应该维护的?为什么他们不会发现执行残酷的杀人任务与《福音书》里告戒的杀人是最可怕的犯罪是矛盾的?17

  托尔斯泰的结论:是那些包括神职人员在内的博学的、被人们“当作圣贤与有学问的人”长期对农民与下层百姓欺骗与误导的结果。一,从童年就开始,乃至通过义务教育、普及读物和书籍,对他们灌输为了国家,拷打与杀人是允许甚至是必要的;二,向已经沦落为凶手的人灌输执行这样任务是神圣的光荣职责,既不违背道德,也不与基督教教义相矛盾。而且,实施这样教育的却是“那些基督教的和道德的传教士们,青年的导师们,甚至是那些到处可见的善良的、有才智的父母”。他们还给自己“赋予一种特殊的、神奇的重要性和庄严,他们是这样沉醉与自己假想的尊严,以至于再也不知道他们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18

  另一方面,杀人者“使尽可能多的人来承担杀人的责任”,“参与他们所允许的犯罪”,“防止人们发现他们自己对于那些最残酷行为所应负的责任”。比如,最明显的是:挑选公民担任陪审员,当兵,或者作为选民、代表参加立法议会或政府。当有人需要犯罪的时候,国家机器就由第二部分人决定犯什么样的罪行,第三部分人批准犯罪,第四部分人提议执行犯罪,第五部分人报告犯罪,第六部分人做出最终判决,第七部分人执行这一犯罪的判决。于是,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没有人对此负责任。19

  托翁如此描绘这种国家犯罪的人人堕落、无人负责的奇特的现象:

  在社会等级结构的最低层,那些用步枪、手枪和短剑武装起来的士兵,……他们深信,他们的行为的责任应该由指挥他们的长官承担。而社会等级结构的最顶层、决定进行拷打、杀人和征兵的沙皇、总统和部长们,他们也深深地相信,因为他们的权力是上帝赋予的、而他们所统治的社会也需要他们做出这样的决定,他们不应该对此负责。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等级,他们主管着暴力行动、谋杀和征兵。这些人认为,他们没有任何责任,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所接受的命令来自上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种命令也是社会低层大众所希望的。

  处在政府组织两极的命令的权威和执行权威,就像一个链环的两断那样紧密地连结在一起 ——每一方都以另一方为条件,并且支持着另一方和中间全部的中间环节。

  ……政府组织就是这样,无论是哪个等级人都同样的没有责任。……20

  但是,所有的与政府组织相关的那些人不仅把自己的责任推卸给他人——士兵把推给贵族 或者担任军官的商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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