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谋:警惕新科技的治理滥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89 次 更新时间:2022-11-06 01: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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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谋 (进入专栏)  

  

   近年来,在治理活动中,滥用新科技的现象不少,影响很大,备受社会关注。

   2020年5月,北京市部分城区居家办公,有公司被曝出要求员工居家办公期间每5分钟抓拍一次人脸,以免员工居家不办公,因涉嫌侵犯员工隐私,导致舆论哗然。2022年6月,河南发生“赋红码事件”,更是闹得沸沸扬扬。一些因“取款难”而找郑州几家村镇银行维权的储户健康码被赋红码,有些被赋红码的储户人都不在郑州,一律按照防疫政策要被隔离,哪儿也去不了。

   如何看待类似现象?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又应该如何应对?我们可以从技术治理的角度展开分析。

   1.“技治社会”与“治技社会”

   我所谓的技术治理,指的是在社会运行尤其是政治、经济领域当中,以提高社会运行效率为目标,系统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治理活动。

   支持技术治理的技治主义思想滥觞于19世纪中叶,诞生不久便在西方社会遭到各种各样的批评,比如人文主义者指责它把人视为机器,自由主义者指责它侵害人的自由。但是,在各种批评声中,技治主义却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引发许多技治运动,并逐渐向全世界传播。进入21世纪,技术治理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治理领域的基本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以为,当代社会可以简称为“技治社会”。

   技治社会是科学运行和专家治理的技术决定论社会。所谓技术决定论社会,指的并不是技术已经决定当代社会的发展,而是乐观的技术决定论已经成为技治社会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此时,人们普遍或多或少地赞同技术决定论,并相信技术将把整个社会推向更美好的未来。因此,当代社会必然会坚持我所谓的“技治二原则”,即科学运行社会和专家治理国家,而这正是技治社会笃信技术决定论的重要表现。

   在技术决定论的指导下,鉴于新科技成为技治社会最重要的动力,控制技术也成为技治国家的基础性任务。为什么呢?

   首先,各种科技知识生产部门如大学、科研院所和高新科技企业的研发部门,日益膨胀成为当代社会的核心机构。大量的人财物力投入其中,国家不得不对它们进行必要的控制,以促进整体科研效率,维持正常的科研秩序。至于国家是否真的能“规划”科技,或者国家被专家所“规划”,以及国家与科技的“靠拢”会是何种结果,则会不断困扰技治社会的治理者、科研部门和社会公众。

   其次,海量的新科技知识被生产出来,并被迅速地运用于包括治理领域在内的社会各个角落,极大地改变着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然而,新科技应用的社会效果难以预计,正面效应总是伴随着意想不到的负面结果。因此,为了真正提升社会福祉,当代社会不得不对新科技的应用进行控制,尤其要设法规避新科技风险。

   最后,在技治社会中,专家以新科技的名义享有前所未有的权力。当代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很多治理问题都与新科技发展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比如近来热议的气候政策问题、碳中和问题、科技伦理治理问题等。由于专业原因,普通公众很难对专家的建议和决策发表意见,专家的权力存在失控的可能,必须用制度化的方法对专家权力进行约束。

   综上所述,技治社会同时意味着治理技术社会,简称为“治技社会”。

   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VR)、人工智能(AI)以及区块链等智能技术的兴起,将技术治理推向智能化的新阶段。而新冠疫情的爆发,又极大地刺激运用智能技术的智能治理的全速推进,使得技治社会向着智能治理社会演化。同时,智能治理社会意味着治理智能技术的社会,即当代社会需要花费巨大精力治理智能技术。最近被热议的大数据治理、算法治理和区块链治理,均属于智能治理的具体形式,上述案例也属于智能治理领域,均涉及如何治理智能技术,使之有益于公众利益的问题。

   2.科技之名,伪治理之实

   具体到技术治理系统的运行,当代社会大量存在的技术治理活动,同样存在着对它们进行控制的问题。换言之,技术治理同时意味着“治理技术”。为什么呢?

   历史经验表明:技术治理并不只有“机器乌托邦”一种模式,还有许多其他的不同实施模式,都能与具体的社会现实很好地结合起来。为了使得技术治理与中国国情相适应,技术治理理论要研究如何去理解和选择、调整、控制技术治理。对技术治理活动进行控制,被我称为“技术治理的再治理”,必须要对技术治理中采用的技术——我称之为技治术——进行调控,因而涉及治理技术的问题。当然,这里被治理的不是所有技术,而是已被用于治理活动中的技术,目标是减少甚至消除技治技术的负面效应,以提高技治系统运行效率,更要让技治系统造福社会。

   理解技治系统,容易出现2个观念误区:1)高效技术用于治理同样高效。有时候,改造自然的高效技术用于与人相关的治理活动却变得非常低效。2)高效的技治系统必定造福社会。有时候,高效的技治系统被用于伤害人类福祉的行动中。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很好地完成提高社会运行效率的目标:前者本身就很低效,浪费整个社会有限的治理资源;后者本身的高效,结果却是社会运行的总体效率低下。过度的员工监控就属于后一种情况:智能技术用于监控员工似乎很有效,但明显有损于社会福祉,引发各种争议、诉讼和仲裁等也有损于总体效率。

   更严重的问题是,伴随着技术治理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伪技术治理现象出现了。伪技术治理打着科技之名,号称用新科技进行治理,但实际贯彻的却是其他目标,尤其是攫取利益和权力,而非技术治理追求的提高社会运行效率。河南赋红码事件名义是用大数据技术治理疫情,实际却是防止储户维权,显然属于伪技术治理现象。

   为什么伪技术治理要冒充技术治理?因此如此能获得好处。尤其是在中国,大家普遍信任科技和专家,国家和社会对技术治理给予许多实际的支持,冒称技术治理就能分享信任和支持。显然,一个社会技术治理越是受重视,伪技术治理就越是层出不穷。这就像假茅台酒很多,恰恰说明它的受欢迎程度。当伪技术治理治理盛行,导致大量负面的效应和问题,人们往往将它们怪罪于新科技和技术治理,这不利于科技的发展和技治系统的运行。因此,要警惕和抵制伪技术治理现象。

   从真伪专家的角度看,存在两种伪技术治理现象。在伪科学活动中,有很多伪专家,讲着伪科学,骗取信任,迷惑公众。这类伪专家一般都是为了骗财,一旦跑到政治和治理领域兴风作浪,就与伪技术治理现象相关,属于我所称的“伪科学的治理术”。还有一种情况是:专家是真专家,但在治理活动中并未真正坚持科学运行社会原则。也就是说,专家执政并不一定等于科学执政,这种情况我称之为“非科学的专家政治”。

   在当代社会治理活动中,“非科学的专家政治”并不少见。一类是:某个专家起初因为专业能力被提升至高位,之后却没有实践技术治理,而是利用科技玩弄权术,为某些人谋求私利。按照布鲁诺.拉图尔的观点,今天的科学(Science)已经转向研究(Research),与各种社会利益因素纠缠不清,早已不是以纯粹求真为最高旨趣的实践活动。在此情形下,专家掌权后因私利故意偏离技术治理的情况,就很容易出现。另一类是:在执行科学运行社会原则时,专家并非故意为之,而是无意地造成偏差,从科学技术中“导出”非理性、非科学的治理方式。其中的原因在于治理转译的复杂性:治理转译可能变成治理误译,最终使得技术治理成为伪技术治理。

   当然,仔细追究起来,有意的“非科学的专家政治”也与治理误译有关:因为它同样要用治理误译将非科学的治理术“装扮”成“科学”的形象,所以有意者必须故意进行治理误译。最近,在汉语世界的一个流行词“话术”,可以很生动地讽刺此类处心积虑的治理误译。总之,“非科学的专家政治”与治理误译关系紧密,其中的区别只在于有意与无意。

   3.非故意的治理误译问题

   我们以进化论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转译,来说明无意的“非科学的专家政治”中的治理误译问题。在《物种起源》中,生物进化是无目的、无方向的,不过是不断的生物突变和自然选择过程。也就是说,进化并不意味着进步。到了20世纪之交,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中,进化与进步被等同起来,生物进化也被解释为生物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过程。在《社会静力学》中,斯宾塞断言:

   进步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必然。文明并不是人为的,而是天性的一部分;它和一个胎儿的成长或一朵鲜花的开放是完全一样的。人类曾经经历的和仍在经历的各种改变,都起源于作为整个有机的天地万物之基础的一项规律。……可以肯定地说,人类的各种机能都必然会训练成完全适合于社会性的状态;可以肯定说,邪恶和不道德必然要消失;可以肯定地说,人必然要变得完美无缺。

   在达尔文的著作中,并没有此类结论或假定。从外部环境来说,斯宾塞的观点与当时即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盛行的乐观主义不无关系。社会达尔文主义将生物之间的生存斗争的自然法则运用于人类社会,得出诸多人类社会运行的治理原则,比如淘汰社会中的不适应者是社会进步必不可少的步骤,所以应当放任社会淘汰甚至主动人工淘汰。因此,如白芝浩所言:

   这种逻辑下的经济社会政策,背后潜藏了如下价值判断、道德立场和伦理态度: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弱肉强食是“自然”而合理的现象;这显然属于有利于既得利益者的强权逻辑。从此强权逻辑出发,可以进一步引申出更为激进的主张,即我们所熟知的纳粹主义者的主张:社会中那些不能适应的失败者,无论是种族、民族还是阶层或个人,都是比较低劣的人,他们不值得同情,活该承受“自然”淘汰的命运。

   20世纪之交,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全球流行,影响甚巨。在中国,严复将赫胥黎的《进步与伦理》翻译为《天演论》,加入大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并由此得出大量关于社会运行的治理命题,比如“优胜劣汰”等观点带有明显的道德意涵,而在《物种起源》中生物进化是没有任何道德意涵。在“互争”篇章,严复强调“与天争胜”,与各国各民族斗争,并认为这是赫胥黎不同于斯宾塞之处,实际完全是严复自己的转译,并非赫胥黎的原意。可以说,刺激各国竞争和民族争胜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无关系。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社会达尔文主义已经成为贬义词。越来越多人反对进化等于进步的观点:如果生物进化是低级向高级进化,阿米巴虫的适应能力比人更强,那阿米巴虫比人就更高级,所以“从低级到高级”是人站在主体立场上的价值评价。若如此,evolution也不应该翻译成“进化”,而应该翻译为“演化”。只有消除进化论中的“价值增生”,才能避免从它开始的治理误译。但是,这无疑是非常困难和复杂的。

   4.技术治理并非技术统治

   归根结底,伪技术治理产生的原因是对科技的误读和滥用。“伪科学的治理术”以伪科学为根据,完全不是科学,却假充最新科技。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非科学的专家政治”对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的理解都是错误的、片面的。它们均将科学视为一种有力的操控术,而不是探索和造福社会的真理术。

最近30年来,治理理论很流行,“治理”(governance)在很多场合中都取代了“统治”(government)一词。虽然各家对治理的定义差别不小,但均认为治理根本上意味着社会运行中支配原则的转变,不同于统治依赖于国家强制力,而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相互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总的来说,理解“治理”的要点在于:1)治理主体是多元的,而不仅局限于政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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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主与科学》杂志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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