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张鸣的坏脾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78 次 更新时间:2010-11-05 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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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 (进入专栏)  

  

张鸣本来是个农村的孩子,人民培养了他,让他进了京城,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最后有出息了,当上了人民大学的教授、博导和系主任。一面教书上课,一面做学问写文章。据说声誉很不错,想必待遇也不会差。这是多少教师梦寐以求的“滋润”日子。照理说,张鸣应该(照时下流行的说法)心怀“感恩”地安分守己才是。可他放着这么“滋润”的日子不好好过,却要和顶头上司闹意见,而且在媒体上公开,最终闹出个“张鸣事件”。这不是有点让人不可思议吗?

看起来,张鸣虽然身为教授,却在某个方面非常无知——对于如何在今天的大学“为人处世”缺乏基本的常识。因此,似乎有必要在这里给张鸣教授补补课。

首先,大学里的“知识分子”个个都有自己的主见,但大家都明白,不可轻易“畅所欲言”。尤其在表达批评见解时,“察言观色”才是更要紧的“潜规则”。所以我们都懂得控制自己的意见,特别不要在与自己(比如职称、房子和奖金等)利益无关的问题上轻率发言。况且,学校不仅没有亏待你,而且十分重用你。那么,你犯得着为了别人的事情大动干戈吗?一个同事的职称问题、一群学生的“答辩费”问题跟你张鸣的利益有关吗?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大家都明白不能和领导闹意见,特别是自己部门的领导。你常听到领导说自己是“公仆”,是为老师和同学“做服务工作的”,但就算真有这样的领导你也不能信以为真,否则你就太幼稚了。你必须懂得,领导当然可以随时打断你的发言,但你永远不能打断领导的发言。以平等而尊重的态度对待领导是远远不够的,你应当对领导抱有“敬畏之心”。你开始不明白这个“潜规则”只是不够成熟,但领导已经明确向你提出了“敬畏”的要求,你仍然无所畏惧,那就显得狂妄了。

第三,最为重要的是,大家都明白单位的问题要在“内部”解决。如果你的意见与部门领导相左,而沟通交流之后仍然无法解决矛盾,那么你的第一选择就是放弃己见,服从领导。如果你要坚持己见,就必须通过各种关系和方法说服更高层的领导(足以使本部门领导“敬畏”的领导)来解决矛盾。无论如何,你不能将矛盾对外公开,在媒体上引发争论,这会严重影响学校的“形象”。你张鸣认为这是原则之争,但对许多领导来说,“形象”问题就是原则问题,因为事关“政绩”,可能还是最高的原则。因此,你所有的原则都要服从“形象原则”。由于你破坏了“形象第一”这个“潜规则”,本来或许支持你的同事也会感到你“走得太远”。于是,你可能成为众矢之的,要独自承担“严重的后果”。

说话切记察言观色,绝对不要冒犯领导,矛盾问题内部掌握。诸如此类的原则当然不会写入任何一所大学的“教师守则”,但以张鸣的聪明好学竟然悟不透这些为人处世的“潜规则”吗?显然,“张鸣事件”的发生并非出于他的“无知”,而是他根本就不买这些“潜规则”的仗。大概是长期钻研历史的缘故,张鸣也染上了他所谓的“历史的坏脾气”。

公允地说,“张鸣事件”中所涉及到的许多具体问题,公众都还不了解全部事实,张鸣教授与李景治院长或许都在说自己的“一面之词”。但是,我们已经可以从中发现两人对于大学理念的观念冲突。比如,张鸣批评的是评审职称过程中的“行政主导”问题,而李院长“郑重”答复的是“学院评职称的工作完全是按照学校的有关规定来进行的”。李院长作为领导“照章办事”当然不错,但这完全没有答复张鸣的质疑。张鸣反对的恰恰是“连学术委员会也是院长办公会决定的”这类行政主导的规定。

至于大学的“内部问题”是否可以接受公共讨论的问题,双方也存在严重的分歧。李景治院长在公开信中指出,“张鸣教授在国内开了个先例”,因为他把“单位内部的问题拿到媒体上大事炒作”,而李院长本人“坚决反对在媒体上‘打乱仗’的做法,因为这有损国际关系学院的形象”。似乎在李院长眼里,中国的媒体既不是“人民的喉舌”,也不是可以理性争论的“公共领域”,而只是“炒作”和“打乱仗”的地方。这让人想起两年前,美国哈佛大学时任校长萨默斯在一次经济学会议上的发言,他声称性别之间的先天差别妨碍了女性在数学方面获得杰出的成就,结果在美国各大报纸引起激烈争论,最终以萨默斯发表道歉声明告终。哈佛大学是私立学校,而中国人民大学是国立大学。我们大学中所发生的争论,如果不涉及国家机密,为什么就不可以向纳税人公开,接受公众的讨论?

从3月12日张鸣在博客上透露“也许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的消息,至今不过三个星期,国际关系学院已经撤销了张鸣政治系主任的职务,并且“考虑到张鸣的言行,目前学校和学院正在研究与其解聘”。这体现出极为高效率的行政能力。“张鸣事件”或许还有一些公众不知道的细节。但就李院长目前发表的四封公开信而言,我们还看不出张鸣除了“坏脾气”之外还有其它什么严重的问题。“没脾气”当然会比“坏脾气”更易于“管理”,也更有利于工作“照常运转”。

但是,如果“团结”与“和谐”的真正价值不只是照章办事、正常运转,而且意味着凝聚与自己有意见分歧的同事,如果大学的成就不只是体现在一堆“业绩指标”,而是致力于养育“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那么,我们今天的大学是不是容得下一个“坏脾气”的教授,就不是一个“单位内部”的问题。这在我看来是衡量一个大学究竟有多“大”的尺度之一。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7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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