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个河南省南阳的打工妹对我说，这两年俺村里变化可大哩，好多家都盖起了二层小楼。我学着她的口气问，为啥哩？她掰着指头回答，农业税不交啦，种粮食还“直补”，一来二去乡亲们得了不少钱哩……听话听音，这让人对“共享改革成果”这句话颇为感慨。几年前，为写好中国内地“三农”这篇大文章，我曾专门到安徽、江西、湖北调研。听到今天这番消息，当然高兴。

“共享改革成果”是近年来中国传媒使用率颇多的词语，特别是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应当“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笔者认为，在我们为政府的务实亲民政策表示赞许的同时，应该特别注意分清：“共享与共建”意味着什么与不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就是，按照以人为本，实现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精神，我们应该把“共享改革成果”的着力点放在哪里。

从理论上说，“共享改革成果”其实质就是对社会财富实行所谓的第二次分配。这意味着在今天的中国，工业要反哺农业、城市要反哺农村、发达的东部地区要对中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予以支持，国家与各级政府要救助弱势群体。这是总体宏观地“共享”。具体微观地“共享”就是国家要对现有的财政支出结构进行适当而必要的调整。在保证国家安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包括科技与教育）下，加大加速对公益事业、社会保障体系和文化事业的财政支出，加大加速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财力支出，真正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苍生。同时为了减少因收入差距过大而引发的社会成员的心态失衡，减少社会的非直接的矛盾冲突，增加社会的稳定系数，国家的税收政策也应该有效地输入累进税（甚至高额累进税）的思路与观念，降低现在的基尼系数，调节收入差距，消灭绝对贫困，缩小相对贫困。

“共享改革成果”对改变我国二元化的社会结构更应有所作为。这就是说，要利用公共财政的力量和国家公共权力的力量，解决失业半失业问题，扩大劳动就业渠道，降低城镇人口自然增长，促进城镇人口的合理增长，加快中国城镇化的步伐。很明显，凡此种种都表明：在这样一个“共享”的过程中，受益最多见效最快的当属弱势群体、广大农村和不发达地区。正如温总理在会见中外记者时所言：“如果我们改善了困难群体的生活状况，也就改善了整个社会的生活状况。”这就是本文要说的第一层意思，即“共享改革成果”意味着什么？当然要真正达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至少要解决两大难题。第一是如何压缩庞大的国家行政开支，如何刹住在国家和公务名义掩饰下的奢靡挥霍浪费之风。第二就是国家财力怎样才能退出那些有市场竞争力的国有企业，特别是要坚决终止对具有垄断性质的利益集团的资金扶持。

那么“共享改革成果”不意味着什么？我们说要让更多的人、让天下苍生都能共享成果，这其实不仅包括了弱势群体而且也涵盖了所有的纳税人。共享成果理应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让全体公众在不断加强的公共事业不断改善的公共设施和不断扩大的公民权益中受惠；二是使弱势群体和“弱势”地区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财富的创造离不开劳动、资本和像土地这样的生产资料，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生产三大要素。既然财富的创造离不开三要素，那么，财富的分配当然也就要考虑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率。早在5年前党的十六大就明确地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作为转型期中国的基本分配原则。这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执政党在分配原则上的重大调整，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突破。这种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格局不仅摆脱了以往的政治羁绊，而且也是对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现状的必然回应。无疑，这种分配原则也必然会影响和改变着中国人的道德导向和价值观。今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的物权法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新时期的财富分配原则以及它所体现的道德导向和价值观已经获得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可。

因此，我们的决策者们不仅要考虑“共享”，更要考虑“共建”，不但首先要有济困意识，同时还要有普世意识。必须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共享”绝非“大锅饭”；更不是要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去人为地拉平差距，退回到绝对平均主义的时代！大锅饭与平均主义并不是公平与平等，而是在公平与平等的掩饰下牺牲效益、效率最终导致物质极度匮乏的假社会主义，是落后的自然经济和小生产意识在社会分配原则上的顽强表现。抽肥补瘦、杀富济贫，看似痛快，实则贻害无穷。

历史上，类似大锅饭伤及生产力的行为和意识，虽然经常萌生于劳苦大众，萌生于对困苦生存状态的合理愤懑，萌生于对不合理社会现象的痛恨，但最终危害的仍然是劳苦大众自身。王光美女士在回忆刘少奇时，曾经记录了一段鲜为人知却又耐人寻味的往事。刘少奇、李立三都曾是著名的工运领袖，是率领工人向着剥削制度英勇战斗的旗手。但是，他们在领导安源、武汉工人运动时却曾陷入过极为困惑委屈和矛盾的心态。原因是工会提出的各种要求不切实际难以达到。这些要求包括“工资加到骇人程度”工人自己“组建法庭监狱”“没收工厂、店铺”等。当他们把反对意见告诉工人时，工人们就骂他们是“叛徒”还要打他们。刘少奇为此说自己当时“苦闷欲死”，李立三则“痛哭流涕离开矿山”。这种情况虽然与今天完全不同，但在“共享改革成果”中如果不注意实事求是与量力而行，把共享理解为平均主义，那么我们所共享的就将是苦果。一生致力于消灭“三大差别”的毛泽东曾说过没有差别就没有政策。这句话说得十分经典，也充分显示出作为一个执政党领袖的他在管理国家、组织和调动社会力量方面所具有的辩证思维。把这种具有创造性的辩证思维运用到今日之中国，就是要用“适度差别”使社会具有永不衰竭的活力。

总之，探求“共享改革成果”的内涵是为了公众当前的需求；分清“共享改革成果”的限界是为了公众长远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