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立群:百年变局下国际能源安全新态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5 次 更新时间:2022-11-03 22: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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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立群  

  

   【内容提要】世纪疫情、大国博弈、乌克兰危机等重大变化与科技进步、经济转型、社会变迁、文化发展等因素相叠加,导致国际能源领域出现一系列新特征和新趋势。过去两年,国际能源价格出现历史性震荡,能源关系出现历史性调整,能源体系陷入紊乱与不适,能源市场波动引发强烈骨牌效应,主要国家应对举措也迭创历史记录。这些变革,将国际能源政治推向新的发展轨道。未来一个时期,能源的政治和安全属性再度凸显,能源转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更加明显,动荡与不确定将成为国际能源政治的新常态,国际能源格局或出现新的二元对立格局,能源安全的内涵和外延也将不断变化。学术界、战略界应深入思考如何辨证看待能源转型与百年变局、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地缘政治与能源政治等方面的关系,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能源共同安全作为运筹能源战略、推进全球能源治理的重要原则。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纪疫情、大国博弈、乌克兰危机等重大变化与科技进步、经济转型、社会变迁、文化发展等因素相互叠加,导致能源领域出现一系列新特征、新趋势,其中不少是历史性变革,给国际安全增添了不确定性。这些现象既是百年变局的结果,也是构成百年变局的一个重要侧面和过程,是理解变局、防范风险的重要参照。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能源生产、消费大国,把握好国际能源政治的新趋势,对于维护能源安全、有效参与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一

   近两年,能源领域出现一系列新变化,既有能源价格的震荡、能源关系的变动,又有主要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的调整,以及能源与其他领域的联动效应,在许多方面都有历史性突破甚至是百年未有。

   能源价格出现历史性震荡。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共经历过3次石油危机,其中1973年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影响最大,国际油价涨幅接近3倍,低油价时代终结,从而对世界经济特别是西方国家经济造成重大冲击,也让国际社会开始关注能源安全问题。过去两年,全球能源市场经历过山车式震荡,涨幅尤其明显,波动程度事实上已经超过了第一次石油危机。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世界经济停摆,能源需求骤减,叠加欧佩克和俄罗斯的能源价格战,油气价格呈断崖式下降,4月下旬布伦特原油价格从年初每桶60美元左右跌至20美元左右,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自交易以来首次出现负油价。2020年下半年开始,全球经济逐步转入复苏,能源需求反弹,叠加欧佩克联盟达成减产协定,能源价格转向上行并不断突破新高。2021年9月,国际油价突破每桶80美元,达到7年来最高水平,年内上涨约53.6%,比2020年低点上涨了8倍。其间,欧洲等地区出现区域性的能源供应短缺,煤炭、天然气、电力价格触及罕见高位。当年荷兰天然气期货价格TTF同比上涨近10倍,德国天然气价格涨幅超过2倍,英国天然气价格涨幅接近3倍,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电价涨幅均超过1倍,部分国家超过5倍。进入2022年,地缘冲突、疫情反复、气候变化等因素给能源市场带来更大不确定因素,能源价格振幅区间进一步扩大。2月16日,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8年来首次突破每桶100美元大关;25日,布伦特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大关;3月2日,突破每桶110美元大关,3月7日盘中价格一度接近140美元,在3个月时间里上涨约90%。国际油价的波动区间明显拉大,大幅涨跌连续出现,油价曲线更加陡峭。至此,国际油价在两年时间里从波谷窜至波峰,谷峰价差最大超过150美元,不仅涨幅超过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涨跌交替之快也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罕见。能源是国际政治博弈的重要议题,而能源价格则是能源市场、能源政治、能源安全的风向标,一旦国际油气价格出现连续、大幅波动,往往预示着重大变化的发生。

   能源贸易关系出现历史性调整。长期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贸易流向,由此建立了相对稳定的能源贸易关系,俄欧能源贸易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俄欧在资源能源领域高度互补,20世纪60年代建成的“友谊”石油管道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油管道工程,冷战后俄罗斯又先后开通7条对欧天然气管道,双方之间形成了庞大而密集的油气运输管网,能源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原定于2022年投产的“北溪2”天然气管道长1200公里,年输气量550亿立方米,是全球最长的海底天然气管道。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前,欧盟30%的石油、45%的天然气和46%的煤炭自俄进口,其中,德国超过50%的天然气从俄罗斯进口,保加利亚77%,波兰和拉脱维亚超过90%,北马其顿、波黑、摩尔多瓦等国100%依赖俄罗斯。俄欧能源贸易2012年达1730亿美元,2021年虽受疫情等因素的影响但仍然高达1080亿美元。2021年,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管道天然气约1500亿立方米,约占全球管道天然气贸易的22%;石油进口约300万桶/日,约占全球石油贸易的7%。能源贸易占欧盟俄欧贸易额的62%,是全球首屈一指的能源贸易关系。2030年前,欧盟如果按计划完全摆脱对俄能源依赖,相当于将总额1500亿美元左右的贸易分拆,将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如按更为激进的计划,在2022年底前实现对俄能源禁运,影响将更加剧烈。以德国为例,若停止俄油气供应,每月需要增加进口约82船液化天然气,这一规模超过全球LNG出口大国卡塔尔2月的总产量。在现有天然气产能中,有很多已经被世界其他买家通过长期合同锁定,临时转向欧洲存在一定困难。俄不仅是欧盟能源的主要来源国,也是全球最大的原油和石油产品出口国,乌克兰危机前每天向全球市场出口780万桶石油,约占世界供应量的8%,西方在乌克兰危机后对其进行严厉制裁,正在推动俄能源贸易转向。俄罗斯能源界分析认为,亚洲可能在5~7年后成为俄气的主要出口市场,大型天然气工厂和管道建设周期5年左右,俄如果现在就着手启动工程建设,未来天然气出口可全部转向亚洲。能源贸易流向是观察国际能源关系的重要指标,贸易流向一旦发生成规模的调整,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国际能源关系的基础,并对国际能源安全产生深远影响。

   能源供应陷入紊乱。对大部分能源进口国而言,能源的国内供应体系与国际能源关系的密切衔接,外部关系的调整很快会反映到国内供应体系上,如果国内调整不到位,很容易导致供应紊乱。欧盟化石能源主要通过管道自东向西、由陆到海,海上能源进口通道居于次要地位。从成本和效率上来说,欧洲大陆国家距俄罗斯越近,就越应该从俄进口能源,对俄能源依赖的程度自西向东、由南至北梯次加强。欧盟如果对俄实施能源禁运,需从其他地区进口能源补缺,欧洲大陆上的能源流向将转而自西向东、由海至陆,这给现有能源基础设施带来巨大压力。比如,东部国家如果舍近求远,能源进口成本大幅增加。并非所有能源管道都具备逆向输送的能力,而是需要进行设备改造。同时,欧洲港口短时间内也不具备接纳大量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能力,尤其是液化天然气港口需要特殊设计建设,投入成本高、建设周期长。欧洲主要炼化设施与港口之间没有管道连接,无法直接接受海上能源输送。以德国为例,其大型炼化厂主要位于东部,通过俄欧“友谊”管道直接接受石油,计划中的“北溪2”管道正是连接俄北部港口城市维堡与德国东北部城市卢布明。石油禁运后,德需要设法将东部的炼化厂与港口连接起来,“北溪2”配套设施也将荒废,这需要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欧盟表面上更容易在煤炭上摆脱对俄依赖,事实上俄在欧盟煤炭消费转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俄动力煤在欧盟动力煤进口中占比接近70%,德国和波兰尤其依赖俄动力煤。欧盟很多发电站以俄产煤炭规格设计运行,要实现替代也并非轻而易举。此外,相比于外部能源供应调整,低碳转型给能源供应带来的影响更加明显,如处理不当将引发更严重问题。2020~2021年,欧洲、美国和中国均出现比较严重的能源供应短缺,甚至形成局部危机,能源价格在短时间内飙升,严重妨碍能源体系的稳定运行,均与相关配套政策设计、设施建设未能与转型衔接有直接关系。

   能源消费发生强烈连锁反应。石油、天然气、煤炭是重要工业原材料,几乎所有工业部门都与之相关,其价格变动通过生产链依次向下游传递,很快就会表现在终端市场,直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这种影响成指数般扩大,涉及每个国家和每个经济部门。天然气既是生产氮肥等化肥的重要原材料,也为生产过程提供热能和电能,通常占制造成本的80%左右,天然气价格暴涨将大幅增加全球化肥工业生产成本。2022年3月,世界银行化肥价格指数涨至237.6,同比增长了1.3倍,创下2008年以来新高。化肥价格上涨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打击巨大。据国际肥料发展中心(IFDC)统计,2021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化肥使用量减少约30%,可能导致其2022年粮食减产3000万吨。能源危机间接导致罕见的化肥短缺,进而引发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同时,能源价格快速上涨直接推高通胀水平。国际油价在2020年12月到2021年12月间上涨大约77%,同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列为先进经济体的34个国家中有15国年通胀率超过5%,109个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中,有78个年通胀率超过5%。2022年4月,美出现40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胀率高达8%,能源价格上涨是重要推手。2022年3月美汽油价格突破每加仑4美元,创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5月初,美联储议息会议指出,能源价格上涨使得通胀更加难以控制。此外,能源价格的持续上涨在很多地区加剧了能源贫困。2021年冬季的能源短缺曾导致欧洲能源贫困加剧,大约有8000万户家庭无力负担取暖费用。世界银行粮食安全评估报告显示,2022年4月至7月几乎所有中低收入国家都出现了高通胀,92.9%的低收入国家、92.7%的中低收入国家和89%的中高收入国家的通胀水平都在5%以上,其中许多国家的通胀率达到了两位数,均与能源、食品价格上涨直接相关。

   主要国家应对举措打破常规。面对空前严峻的能源安全形势,从消费国到产油国均强力应对,其中很多举措从市场规模和政策力度上看都是空前的。从2021年11月至2022年4月,美国在不到半年时间内连续3次宣布释放战略石油储备(SPR),总量超过2.6亿桶。其中,美国总统拜登2022年3月31日宣布在6个月内每天释放100万桶,合计释放1.8亿桶储备,是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战略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截至5月12日,美战略石油储备库存连续35周减少。如果1.8亿桶储备抛售计划得以执行,其战略石油储备将降至198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欧盟能源安全战略在过去两年出现重大转折,或全面改写其能源市场格局。面对2020~2021年能源短缺,欧盟希望俄对欧加大能源出口特别是管道天然气出口,同时要求成员国加快能源转型进度,并采取了部分非市场补贴举措。部分西方政治家和媒体指责俄:输气力度不够,趁火打劫,谋取地缘政治利益。2022年初乌克兰危机发生后,欧洲舆论风向突变,欧委会连续推出对俄能源制裁举措,从多进口转向不进口,计划在2022年底前全面禁止进口俄石油,2030年底前全面摆脱对俄能源依赖,实现欧俄能源脱钩。同时,欧盟地区将适当重启化石能源发电,将核电归为绿色能源,延长现有核电站退出时间,2030年前还将新建十几个核反应堆。主要产油国的应对举措同样创下历史纪录。2020年4月,欧佩克和非欧佩克联盟(OPEC+)达成为期两年减产协定,首期减产规模高达970万桶/日,约占全球日供应量的10%,是该机制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减产协议。之后,美国、加拿大、巴西、墨西哥等国也加入减产行动,全球合计减产规模一度超过2000万桶/日,相当于全球供应量的20%,是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减产规模的4倍多。过去两年,“欧佩克+”显示的超强减产执行力是其成立以来罕见的,有力提升了产油国的国际话语权。

   二

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之前,国际能源形势的发展相对稳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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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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