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国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历史回溯和进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8 次 更新时间:2022-11-03 00: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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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国明  

  

   摘要:法治文化是在法治建设中形成的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中国有着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但是,与现代法治要求并不完全契合。为使法治在本土生根发展,需要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扬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改良和完善与法治相适应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基础,这是法治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经过长期的努力探索和具体实践,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目标和路径日益清晰。在法治文化建设的同时,法治文化建设主体也应当实现自身的改造和提升。

   关键词: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传统文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开启了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法治建设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对法治中国建设具有基础性作用和持久性功效。这是新时代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法治文化建设新的起点。处在社会转型期,新时代法治文化建设具有艰巨性。为了中国法治建设的顺利进行,一方面,要探寻和总结中国法治建设迅速发展的原因;另一方面,要认清并把握中华法律文化的传承性和历史延续性,通过实践,加以丰富和更新。在对法治文化的研究中,已有较多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有机构成要素出发展开研究的成果。本文拟根据法治中国建设的实践,主要从时间维度对传统文化进行分析,以期通过认识中华法律文化,进而认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进路,助推确立法治信仰、价值观和行为方式。

   一、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历史渊源及流变

   “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也是如此,与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由中华法律文化传承和发展而来。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还应当根据时代的要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不断实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

   文化这个术语具有多义性和模糊性。“人类学家在19世纪末首次提出现代的文化(culture)概念”,主要指社会成员共享的价值、信仰和对世界的认识,他们用文化解释经验、发起的行为,并且文化也反映在他们的行为之中。

   第一次十分明确和全面的文化定义是爱德华·伯内特·泰勒的定义。泰勒在1871年撰文,把文化定义为“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才能和习性的复合体”。自泰勒以来,文化定义层出不穷,以至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北美人类学家A. L.克罗伯和克莱德·克拉克洪能从文献中搜集到一百来个文化定义。现在的文化定义倾向于更明确地区分现实的行为和构成行为原因的抽象的价值、信念以及世界观。换一种说法,文化不是可观察的行为,而是共享的理想、价值和信念,人们用它们来解释经验,生成行为,而且文化也反映在人们的行为之中。

   戈登认为:“如果把人类的生活比喻为一枚硬币的话,那么一面是‘社会结构’,另一面就是‘文化’。”在中国古籍中,文化的一般涵义是文治与教化。费孝通认为:“文化本来就是传统。”在当代社会,对“文化”的定义很多,其中最广义的定义是指人们所创造的不同于自在自然和自身生物本能的东西,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实际上是把文化视作人类的创造力和才智在历史上达到一定水平,体现在人类组织生活和活动的各种形态和形式中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包括道德准则与法律规范。

   而法律文化,一般认为,美国学者劳伦斯·弗里德曼在《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 》一文中最先提出了这个概念。他认为,法律文化是指与法律体系密切关联的价值与态度,这种价值与态度决定法律体系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地位 。法律文化既具有文化的一般特征,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在长期的共同生活过程中所认同的、相对稳定的传统,又是与法和法律现象相关的制度、意识以及学说的总和。法律文化在结构上兼具道、器两种形态,即制度法律文化和精神法律文化两个层面。《易·系辞上》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法律文化的“道”,是指无形的规律、原理、准则,倾向于内心的约束,包括法律心理、法律观念、法律思想、法律理论等要素。法律文化的“器”,指有形的事物或制度,包括法律及其实践,法律常被称为国家之“重器”。从具体构成要素上看,制度法律文化还包括法律规范、法律组织、法律器物设施、法律标志、法律行为等。在众多相关文献中,法律文化与法制文化是等值的概念。

   所谓法治文化,是近年来常用的概念,指在法治建设中形成的一种形态和社会生活方式,其核心是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模式,还有法治运行机制和法治软硬件条件,以及法治实践活动。从形式意义上讲,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没有太大的差别,两者都有观念文化形态也包括制度的文化形态。其中,包含法律调整理论、观念和有关法的制定、法的适用等方面的法律技术等,涉及法和有关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法治文化传承了历史传统文化、接受了一般道德准则和社会信念,法律文化中的观念形态文化,回应和解释法律规则与习惯、传统和社会心理等因素之间的冲突,并对正确适用法律加以解释,以减少制度运行成本,提高法律有效性,进而形成文化形态和社会生活方式,确立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模式。不难发现,法治文化的构成因素是复杂的。与法律文化概念相比,更具有时代性。

   中华法律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社会的进步,产生了对法律规则的需求,法律的数量增加到一定程度,便形成了社会生活准则与世界观相融合的法律文化。“在那些同类的比较简单的文化里,集体的习惯或习俗就够了,完全没有必要去发展什么形式上的法律权威。”而中国古代经济社会都很发达,“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中,没有一个国家比古代中国更强大”,“直到18世纪末期,中国的经济规模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古代中国的强大与文明的发达,使其与其他文明相比,法律制度具有较严谨的逻辑,以及契约精神和科学理性精神,并逐步形成国家内在的核心文化,以及民族的精神意识。在制度层面,形成了中华法系这样一个多样、丰富、复杂的文化综合体,有着独特的传统。在精神法律文化层面,很早就产生了各种旨在控制社会、实现社会稳定、建立社会秩序的治国学说,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历史中,经由积累、传承与再生产,以及不断孕育、提炼和更新,最终形成了丰富的治国思想学说。

   其间,中国的社会无论是制度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一直都在发生变革,有的甚至很激烈,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等。这些制度层面的变革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各自所处时代的社会关系,调整了利益格局,对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乃至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于精神层面发生的变革则更频繁,先秦子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等都经历兴衰,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法律文化。

   在西方经典中,法治是“一个无比重要的、但未被定义、也不是随便就能定义的概念,它意指所有的权威机构、立法、行政、司法及其它机构都要服从于某些原则。这些原则一般被看作是表达了法律的各种特性,如正义的基本原则、道德原则、公平和合理诉讼程序的观念”。而中国历史上的人治与礼治、德治、人治之争,与上述对法治的解释不同,实际上是法学从原点出发对自我的思考。

   法家主张的法治,将法律作为维持秩序、治理民众的工具,他们主张严刑峻法,不赞成儒家强调的德治。其实,无论法家还是儒家,实质上要实施的都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人治。搭建法治框架的同样是“刑不上大夫”“三纲五常”等礼教和理念,支撑的是封建统治和等级秩序的神圣性和合理性,发挥着规范、禁锢人们思想、行为的作用。瞿同祖认为:“礼治法治只是儒法两家为了达到不同的理想社会秩序所用的不同工具。”费孝通认为,历史上“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 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两位先贤对儒法之争的性质以及法律存在的意义有非常明晰的表达。

   礼治与法治两者关系是有个演变过程的。起先,儒家将礼治与法治两者区分为:“‘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大戴礼记》卷二,《礼察》),一为事前的预防,一为事后的补救,二者之价值自不可同日而语。”汉以后“儒者虽仍以德治为口号,但已不再排斥法治,和以前的儒家不同,儒法两家思想上的冲突已非绝对的,在礼治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原则之下,礼治、德治与法治的思想且趋于折中调和。”对儒法两家关于人治与法治争辩的结局,瞿同祖先生认为:“儒法二家对抗的时代是在战国及秦的时代,春秋、战国时代原是儒道、杨墨、名法各家思想学说草创形成,竞争的时代。法家后起,想和儒家争一日之短长,竞争激烈,互不相让。”秦汉以后“国家需要法律已成为客观的事实,不容怀疑,不容辩论,法律的需要与价值的问题自不存在。”“ 西汉以后,这种思潮的争辩渐趋于沉寂,儒法之争,也就无形消失。”瞿同祖先生的结论是建立在大量考据的基础之上的,与至今为止的史学研究基本共识相近,也就是说,儒法思想在秦汉时期得到统一,构建了大一统的专制国家以及颇为有效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这个文明样本延续千年,为中华法律文化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中华法律文化通过一系列文化观念的表达,广泛存在于社会制度、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伦理道德、文化艺术、行为规范、社会习俗之中,成为具有民族特色的价值体系的基础,也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中华法律文化对“公平正义”“良法之治”等理念都有所体现,各个朝代通过礼治和礼法结合,都能实现对国家的统治。但是,纵观历史,法治不彰的问题从未得到过解决。

   从空间范围来说,以国家权力维持的法律规则到达的空间有限。乡土社会就是“无法”的礼治社会,当然,这并不影响乡土社会建立秩序。很多人以为“礼治”很阴柔,建立不起秩序。其实,“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像《镜花缘》里所描写的君子国一般的社会。礼并不带有‘文明’、或是‘慈善’、或是‘见了人点个头’、不穷凶极恶的意思。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礼治以非国家强制手段建立和维持乡村的秩序,这种方式对现当代部分地方的农村治理仍具有一定影响,《白鹿原》《秋菊打官司》等文学艺术作品中,均表现了乡规民约在中国近代农村的规范作用。

   从时间维度考察,在传统社会,血缘身份制和特权身份制在起作用,不具备实行现代意义法治的条件和基础。只有发展到实行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的现代社会,才具有实施法治的各种社会条件和文化氛围。社会发展程度越高,接受法律文化的基础才越好,不同法律文化的相容程度也越高。具体到中国古代各个朝代,在新建朝代初始或中期,掌权者一般都吸取农民起义推翻前朝的教训,比较收敛,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以安抚民众,实现“治平”。这会形成一种法律制度能够产生作用的社会氛围和文化。而到后期,则往往权力失控,横征暴敛,导致民怨沸腾,严刑峻法也压不住民众的反抗,官府弃法律而自行其是,民众则视法律为敝屣,最终导致政权被推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历史上,文化建设有运用激烈革命手段的,但成效有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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