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2021）。在十九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进一步指出，“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全体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百年实践的历史性总结和创造性概括，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人类文明形态史上的新形式和新实践，是人类社会历史演进规律的必然结果。本文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梳理人类文明形态的类型与发展脉络，分析西方现代文明的内在张力与困境，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阐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土壤、本土实践与核心特征，进而揭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和历史价值。
文明形态学与现代文明的多样性
（一）斯宾格勒分类与“西方的没落”
文明形态学，又称历史形态学（Morphology of History）或文化形态史观，最早由斯宾格勒创立，标志为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斯宾格勒在书中指出，同达尔文主义的生物进化观类似，文化作为历史研究中的基本单位同样是一个有机体，这个有机体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高度自律性，具有生、长、盛、衰的生命周期，进而具有高度可预测性。斯宾格勒以此立论，构建出了一幅以八种自成一体、自主独立、各具特色的文化系统——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西方文化——为代表的多中心的世界文化图景，有力地反驳了“西方中心论”观点（斯宾格勒，1963）。汤因比继承了斯宾格勒的理论思想，进一步扩充了文化系统的种类至21种，后来又增设了“中国模式”与“犹太模式”；与斯宾格勒不同的是，汤因比对文化生命周期持更为乐观的态度，他认为文明在吸取以往文明历史中的失败教训后就有可能逃脱衰亡的厄运（汤因比，1979）。可以看出，斯宾格勒与汤因比是从世界史观的视角出发，以文化自身的独立性、系统性及其周期性为依据作出的整体性分类，缺乏对人与物的关系、生产方式与制度变革等因素考量的纵向的文明形态分类。
（二）亨廷顿分类与“文明冲突论”
作为文明冲突论最富盛名的学者，亨廷顿将文明定义为“一个文化的实体、是区别于其他物种之外所拥有的最广泛层次的文明认同”（亨廷顿，1993）。根据这一定义，亨廷顿按照各文明内部的认同程度以及文明间的差异将文明形态分成了八种，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非洲文明。在文明冲突论者看来，国际关系史一共经历了四个时期，前三个时期的文明冲突发生在各文明内部，当前则处于世界冲突的第四个时期，主要有两个表现：第一，世界冲突的形式在冷战结束后发生根本性转变，冲突的表现不再以政治冲突、军事冲突、经济冲突为主，文明冲突将跨越国家疆界、宗教边界与文化分野成为未来的主要战场（ 苏国勋，2004）；第二是冲突的范围不再仅限于文明内部，文明冲突论强调的是所谓的“西方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冲突（The West against the rest），西方中心论将受到其他文明的强烈挑战。
（三）马克思分类与“社会主义文明必胜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马克思，2009）。根据这段表述，马克思从人与物的关系出发提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三种形态学说，而社会是人的对象化，人是社会的主体化，社会演进与人的发展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二者共同表达了文明的历史进程，因此，社会和人的历史形态同时也就是文明的历史形态（阮纪正，2004）。基于此，以马克思所言的社会和人的历史形态发展的维度划分人类文明形态，人类文明形态发展史可以视为，经由以简单再生产为特征的传统文明，发展到以工业化扩大再生产为表征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文明，并最终发展到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未来文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文明形态的表现形式是资本主义文明，当代人类文明形态的表现形式是资本主义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共存，而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未来文明时代，社会主义文明必将战胜资本主义文明。
（四）现代文明的多样性与阶段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管是斯宾格勒、汤因比文化分类，还是亨廷顿的文明分类，抑或是马克思的文明形态分类都直接表明，人类文明具有两大特征和规律：一是人类文明是多形态、多类型的，都有其丰富的价值内涵、深层的发展依据及各自的优势和特点；二是人类文明是不断演化、发展的，传统文明会走向现代文明，现代文明也是多元的，可以分为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同时，现代文明本身也在不断迭代发展，由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固有矛盾和危机，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将逐渐迭代升级为社会主义现代文明。
中国式现代化开辟走向现代文明的新路径
尽管国内外学界对现代化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仍有两个重要问题亟待厘清：一是现代化与西方化是什么关系，西方文明是否是现代文明的唯一表现形式，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是否只有西方化一条路可走？二是现代化是一个一劳永逸的状态还是分阶段不断演化的过程？西方国家在人类历史上率先实现了现代化，是否意味着西方国家永远领先，而非西方的后发国家是否永远落后于西方？
实际上，根据过去几百年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实践来看，存在两条现代化道路与五种现代化类型。一方面，根据现代化发展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可以把当今世界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分为资本主义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另一方面，依据现代化主导力量和资源分配方式的不同，进一步将资本主义现代化分为市场主导型现代化、国家引领型现代化及协同型现代化三种类型，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分为中国式现代化和苏联式现代化两种类型。二战后，大多数新独立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其中被选择更多的现代化道路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然而，时至今日进入现代化行列的非西方国家寥寥无几，其他一百多个国家非但没有按西方的“现代化药方”实现现代化，反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严重的政治社会动荡。特别是那些全盘西化的后发国家，在忽略本国自身发展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的情况下，不仅没有实现现代化，走进现代文明，反而丢掉了自身千百年来的文明发展成果，更遑论建立新的文明形态。而苏联、中国等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却走出了体现各自国情的快速现代化道路：苏联1917年建国后，仅仅用了20年时间到1937年就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欧洲第一的工业强国；1957年成功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开创了人类航天的新纪元，震惊了整个世界，成为与美国比肩的世界超级大国。而中国走上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仅仅用七十多年时间，不但建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实现了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更成为“世界工厂”，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把14亿人的人均收入提升到接近1.3万美元的高收入国家水平，创造了空前的人类现代化奇迹。社会主义现代化更适合后发国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有助于弥合资本二重性的张力，既充分发挥资本的文明性，也能有效抑制其野蛮性；二是现代化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以维持秩序、构建市场并实施赶超战略，在各种国家类型中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能力最强，有利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技术办大事，最容易实现现代化的赶超和快速发展（谢立中，2018）。由此笔者认为，现代化是一个由于某些偶然因素而首先在西方国家发生的过程，现代化有多种类型，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现代文明也不止西方文明一种表现形式。中国式现代化不但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也开创了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东方现代文明新形态。
此外，现代化也是一个分阶段、不断演化发展的历史过程，根据每一时期的科学发展水平、核心主导技术、产业组织方式、城镇化模式等方面的差异，我们可以把现代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波现代化以工业化、城市化等为标志，由工业化的发源地英国引领；第二波现代化以信息化、全球化、金融化为标志，由信息化的主要推手美国引领；第三波现代化以智能化为核心，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为支撑，目前处于中美双巨头激烈竞争阶段。可以说，哪个国家占据了智能化制高点，哪个国家就能引领第三波现代化。
总之，现代化并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静止状态，而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动态过程，英、美等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第一波、第二波处于领先地位，并不意味着它们将永远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完全可能在现代化的第三波、甚至第四波起到全球引领作用。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土壤和实践基础
资本主义文明发展至今，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与物质丰富程度有了极大的提高，以先进生产力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文明带来了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尽管西方现代文明有力地推动了人类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但由于西方文化传统的特性（个人主义、对抗主义以及扩张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当前的西方现代文明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困境，主要表现在：极端民粹主义与政治碎片化，经济金融化与资本无序扩张，个体化、多元化与文化认同危机，以及种族歧视、贫富分化与社会撕裂。
资本主义文明的种种危机，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所谓的个人主权至上、资本至上的博弈对抗理念和逻辑，以个人利益或小群体的利益最大化为中心造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间的割裂与对立，国家权威遭到冲击，社会凝聚力日益下降，社会无法进行有机团结，国家、市场、社会以及个人之间互相博弈并矛盾重重，导致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陷入困境。而中国社会所具有的传统文化基因、所倡导的处世哲学与生存之道、所坚持的开放包容理念，以及社会主义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可以从根本上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危机进行有效补充与改善，在弥合这种紧张与张力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崭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社会主义东方现代文明。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土壤
第一，“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对西方文明中心论和一元论的超越。孔子有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是中国千百年来一直坚持的文化理念，意思是说，自己不想要的，不想做的，不要强加给别人。人与人之间如此，国与国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亦然。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锦上添花，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雪中送炭，更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和平共处，强调各自文化的主体性与独立性。反观建基于极端个人主义与二元对立思想的西方现代文明，总认为西方文明就是最好的文明，西方的现代化就是最好的现代化，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就是最优的制度，并将一切非西方的文明视为“异端”，对其进行打压、排挤，强迫其遵循西方的发展路径。讽刺的是，自诩多元包容的西方文明却实实在在地成为了“西方中心论”和一元论的虔诚信徒，所做的种种暴虐行径严重背离了现代社会多元包容的发展理念。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文化传统，正是现代化发展、文明进步所要求和需要的，也是当今世界处理国际关系、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思想资源和文化依据。
第二，关系主义、和谐主义对西方个人主权至上、极端个人主义的超越。儒家有“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表示的是“仁爱、忠义、礼和、睿智、诚信”。“五常”是为人处事的基本伦理准则，用以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的文化是关系主义的而非个人主义的，以“五常”为基础的中国关系主义与和谐主义传统。可以消解西方现代文明中过于强调个人主义、个人主权至上的矛盾与冲突，重建一种科学、包容的社会整合机制，从而达到一种物质上高度发展、精神上高度充实、文化上高度认同、社会上高度和谐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基础
人类文明新形态建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或者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基础和现实依据。自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大的发展阶段，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才是真正适合中国实际的、能够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正确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共同富裕，并呈现八大特征：（1）人口规模巨大且快速的现代化；（2）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并行；（3）包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内的全方位现代化；（4）轻重结合、内外兼顾的全面工业化模式；（5）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城镇化模式；（6）“大混合”与“小混合”：多元市场主体与混合所有制；（7）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协同作用；（8）和平发展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总之，中国以其迥异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发展理念和制度安排，打破了人类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迷思与路径依赖，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开辟了社会主义东方现代文明新形态。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特征与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遵循历史演变规律，又超越了现有的现代化模式与发展理念，既是走自己的路，也是走人类文明发展之路（孙代尧，2021），其成就具有世界性，经验具有开创性，模式具有引领性（韩喜平、郝婧智，2021），“其结果可能为人类的文明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习近平，2017）。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五千年的深厚土壤，在充分吸纳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以及其他世界文明的同时，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法有力克服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新模式与新形态，这一崭新的文明创造，丰富了人类对文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充实了人类文明的时代内涵，拓宽了人类文明迈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促进世界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第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全过程民主为核心的政治文明。我们党领导人民在追求民主、发展民主、实现民主的历史进程当中，通过持续不断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探索形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民主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中宣布，“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习近平，2022）。全过程民主符合我国国情与中国实际，是人类政治制度发展史上的伟大创造，它既是我国民主政治事业上的里程碑式标志，也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最新形态，极大拓展和丰富了现代民主政治的政治内涵、理论内涵、实践内涵及文化内涵。
第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有效驾驭资本为制度优势的经济文明。从马克思的现代史观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驾驭资本，即运用国家、社会等各种力量使资本运行服从社会主义和人的全面发展，包括利用和引导资本以及防范和规制资本两个维度。资本之所以需要驾驭，是因为其自身具有二重性，即以技术进步、财富积累为表征的文明性和摧残个体、不顾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野蛮性（谢立中，2018）。驾驭资本就是要充分发挥资本的文明性，而规避或尽可能降低资本所带来的野蛮性。通过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确保整个经济运行以人民福祉为中心、而不是以资本利益最大化为中心。
第三，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再造为主要任务的精神文明。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再造是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内容，社会的现代化离不开文化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更离不开文化的现代化，我们的价值观念、文化心态和思维模式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文化的樊篱，我们正在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代化之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用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但继承和发扬并不是照抄照搬、全盘吸收，而是要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现代化改造，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化，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
第四，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清洁化、低碳化、智能化为发展目标的生态文明。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危机与挑战，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既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挑战，也是实现绿色工业化、城镇化、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机遇（胡鞍钢，2021），清洁化、低碳化、智能化的发展模式是全球气候变化最科学的应对模式。为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生态文明新形态，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力争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从相对减排到绝对减排，进而零排放，打造敢于担当的“中国方案”与“中国路线”，携手各国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
第五，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要使命的国际关系文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遵循的是“霸权逻辑”，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则超越了“国强必霸”逻辑，遵循的是“和平主义”的文明逻辑，这是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由古至今，中国文明一直遵循的是“以和为贵”、“天下大同”、“和平共处”、“互相尊重”，其本质是非扩张性的、非对抗性的、互相尊重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下的国际关系坚持的是多边主义、和平共治、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与“和文化”理念，秉持的是共建“一带一路”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路径，扮演的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世界角色，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历史性贡献。
中国走向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在人类发展史上，还从未有过一个人口规模如此庞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的位置发生过这样大的变动，这无论是对现有的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体系，还是对既有的现代化理论，都是一个新事物（李培林，2021）。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实质内容和世界意义，就在于它不是西方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走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了文明新形态（孙正聿，2022）。人类文明是不断演化的，伴随着国家与社会的更替，人类文明也在不断改变，可以说，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人类文明史。中国式现代化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打破了西方中心论所标榜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魔咒，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自身逻辑与演变规律，提振了中国人民的志气、骨气和底气，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在世界文明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为超越西方现代文明一元论、为世界众多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具有关乎人类未来的世界意义和历史价值。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项目编号：2019ZDGH01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2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