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典 孙子涵:文明形态学、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6 次 更新时间:2022-10-22 20: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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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典   孙子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2021)。在十九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进一步指出,“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全体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百年实践的历史性总结和创造性概括,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人类文明形态史上的新形式和新实践,是人类社会历史演进规律的必然结果。本文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梳理人类文明形态的类型与发展脉络,分析西方现代文明的内在张力与困境,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阐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土壤、本土实践与核心特征,进而揭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和历史价值。

   文明形态学与现代文明的多样性

   (一)斯宾格勒分类与“西方的没落”

   文明形态学,又称历史形态学(Morphology of History)或文化形态史观,最早由斯宾格勒创立,标志为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斯宾格勒在书中指出,同达尔文主义的生物进化观类似,文化作为历史研究中的基本单位同样是一个有机体,这个有机体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高度自律性,具有生、长、盛、衰的生命周期,进而具有高度可预测性。斯宾格勒以此立论,构建出了一幅以八种自成一体、自主独立、各具特色的文化系统——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西方文化——为代表的多中心的世界文化图景,有力地反驳了“西方中心论”观点(斯宾格勒,1963)。汤因比继承了斯宾格勒的理论思想,进一步扩充了文化系统的种类至21种,后来又增设了“中国模式”与“犹太模式”;与斯宾格勒不同的是,汤因比对文化生命周期持更为乐观的态度,他认为文明在吸取以往文明历史中的失败教训后就有可能逃脱衰亡的厄运(汤因比,1979)。可以看出,斯宾格勒与汤因比是从世界史观的视角出发,以文化自身的独立性、系统性及其周期性为依据作出的整体性分类,缺乏对人与物的关系、生产方式与制度变革等因素考量的纵向的文明形态分类。

   (二)亨廷顿分类与“文明冲突论”

   作为文明冲突论最富盛名的学者,亨廷顿将文明定义为“一个文化的实体、是区别于其他物种之外所拥有的最广泛层次的文明认同”(亨廷顿,1993)。根据这一定义,亨廷顿按照各文明内部的认同程度以及文明间的差异将文明形态分成了八种,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非洲文明。在文明冲突论者看来,国际关系史一共经历了四个时期,前三个时期的文明冲突发生在各文明内部,当前则处于世界冲突的第四个时期,主要有两个表现:第一,世界冲突的形式在冷战结束后发生根本性转变,冲突的表现不再以政治冲突、军事冲突、经济冲突为主,文明冲突将跨越国家疆界、宗教边界与文化分野成为未来的主要战场( 苏国勋,2004);第二是冲突的范围不再仅限于文明内部,文明冲突论强调的是所谓的“西方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冲突(The West against the rest),西方中心论将受到其他文明的强烈挑战。

   (三)马克思分类与“社会主义文明必胜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马克思,2009)。根据这段表述,马克思从人与物的关系出发提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三种形态学说,而社会是人的对象化,人是社会的主体化,社会演进与人的发展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二者共同表达了文明的历史进程,因此,社会和人的历史形态同时也就是文明的历史形态(阮纪正,2004)。基于此,以马克思所言的社会和人的历史形态发展的维度划分人类文明形态,人类文明形态发展史可以视为,经由以简单再生产为特征的传统文明,发展到以工业化扩大再生产为表征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文明,并最终发展到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未来文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文明形态的表现形式是资本主义文明,当代人类文明形态的表现形式是资本主义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共存,而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未来文明时代,社会主义文明必将战胜资本主义文明。

   (四)现代文明的多样性与阶段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管是斯宾格勒、汤因比文化分类,还是亨廷顿的文明分类,抑或是马克思的文明形态分类都直接表明,人类文明具有两大特征和规律:一是人类文明是多形态、多类型的,都有其丰富的价值内涵、深层的发展依据及各自的优势和特点;二是人类文明是不断演化、发展的,传统文明会走向现代文明,现代文明也是多元的,可以分为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同时,现代文明本身也在不断迭代发展,由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固有矛盾和危机,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将逐渐迭代升级为社会主义现代文明。

   中国式现代化开辟走向现代文明的新路径

   尽管国内外学界对现代化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仍有两个重要问题亟待厘清:一是现代化与西方化是什么关系,西方文明是否是现代文明的唯一表现形式,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是否只有西方化一条路可走?二是现代化是一个一劳永逸的状态还是分阶段不断演化的过程?西方国家在人类历史上率先实现了现代化,是否意味着西方国家永远领先,而非西方的后发国家是否永远落后于西方?

   实际上,根据过去几百年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实践来看,存在两条现代化道路与五种现代化类型。一方面,根据现代化发展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可以把当今世界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分为资本主义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另一方面,依据现代化主导力量和资源分配方式的不同,进一步将资本主义现代化分为市场主导型现代化、国家引领型现代化及协同型现代化三种类型,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分为中国式现代化和苏联式现代化两种类型。二战后,大多数新独立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其中被选择更多的现代化道路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然而,时至今日进入现代化行列的非西方国家寥寥无几,其他一百多个国家非但没有按西方的“现代化药方”实现现代化,反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严重的政治社会动荡。特别是那些全盘西化的后发国家,在忽略本国自身发展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的情况下,不仅没有实现现代化,走进现代文明,反而丢掉了自身千百年来的文明发展成果,更遑论建立新的文明形态。而苏联、中国等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却走出了体现各自国情的快速现代化道路:苏联1917年建国后,仅仅用了20年时间到1937年就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欧洲第一的工业强国;1957年成功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开创了人类航天的新纪元,震惊了整个世界,成为与美国比肩的世界超级大国。而中国走上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仅仅用七十多年时间,不但建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实现了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更成为“世界工厂”,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把14亿人的人均收入提升到接近1.3万美元的高收入国家水平,创造了空前的人类现代化奇迹。社会主义现代化更适合后发国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有助于弥合资本二重性的张力,既充分发挥资本的文明性,也能有效抑制其野蛮性;二是现代化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以维持秩序、构建市场并实施赶超战略,在各种国家类型中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能力最强,有利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技术办大事,最容易实现现代化的赶超和快速发展(谢立中,2018)。由此笔者认为,现代化是一个由于某些偶然因素而首先在西方国家发生的过程,现代化有多种类型,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现代文明也不止西方文明一种表现形式。中国式现代化不但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也开创了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东方现代文明新形态。

   此外,现代化也是一个分阶段、不断演化发展的历史过程,根据每一时期的科学发展水平、核心主导技术、产业组织方式、城镇化模式等方面的差异,我们可以把现代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波现代化以工业化、城市化等为标志,由工业化的发源地英国引领;第二波现代化以信息化、全球化、金融化为标志,由信息化的主要推手美国引领;第三波现代化以智能化为核心,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为支撑,目前处于中美双巨头激烈竞争阶段。可以说,哪个国家占据了智能化制高点,哪个国家就能引领第三波现代化。

   总之,现代化并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静止状态,而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动态过程,英、美等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第一波、第二波处于领先地位,并不意味着它们将永远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完全可能在现代化的第三波、甚至第四波起到全球引领作用。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土壤和实践基础

   资本主义文明发展至今,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与物质丰富程度有了极大的提高,以先进生产力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文明带来了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尽管西方现代文明有力地推动了人类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但由于西方文化传统的特性(个人主义、对抗主义以及扩张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当前的西方现代文明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困境,主要表现在:极端民粹主义与政治碎片化,经济金融化与资本无序扩张,个体化、多元化与文化认同危机,以及种族歧视、贫富分化与社会撕裂。

   资本主义文明的种种危机,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所谓的个人主权至上、资本至上的博弈对抗理念和逻辑,以个人利益或小群体的利益最大化为中心造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间的割裂与对立,国家权威遭到冲击,社会凝聚力日益下降,社会无法进行有机团结,国家、市场、社会以及个人之间互相博弈并矛盾重重,导致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陷入困境。而中国社会所具有的传统文化基因、所倡导的处世哲学与生存之道、所坚持的开放包容理念,以及社会主义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可以从根本上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危机进行有效补充与改善,在弥合这种紧张与张力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崭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社会主义东方现代文明。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土壤

第一,“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对西方文明中心论和一元论的超越。孔子有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是中国千百年来一直坚持的文化理念,意思是说,自己不想要的,不想做的,不要强加给别人。人与人之间如此,国与国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亦然。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锦上添花,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雪中送炭,更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和平共处,强调各自文化的主体性与独立性。反观建基于极端个人主义与二元对立思想的西方现代文明,总认为西方文明就是最好的文明,西方的现代化就是最好的现代化,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就是最优的制度,并将一切非西方的文明视为“异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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