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正酣，印度虽然身为英国的殖民地，且正进行着争取民族独立的激烈斗争，但却像在一战中那样，站在英国一方，支持宗主国对德国的战争。可是英国人却不怎么领印度人的情。主张强硬殖民政策的温斯顿．丘吉尔，当时就挖苦过印度人企图建立一个统一的印度国家的想法：如果印度果真有什么一致性的话，那也是不能同赤道相比的。这固然显示了这位花花公子兼政治家的西方中心情结，以及他的无知和傲慢（无独有偶，后来筹建联合国时，又是丘吉尔反对中国与其他大国享有同等地位----出任拟议中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也非完全是空穴来风。独立前的印度在文化、经济和政治上享有的整合性和统一性，是不能用通常意义上的民族国之尺度来衡量的。更何况独立以来，连印度知识分子中也流行着这种看法：历史上印度只是一个地理理念，而非一个政治实体，独立时建立起来的那个叫作“印度”的国家，其本身就是一种冒险，或一次风险很大的“赌博”。赌的是什么呢？赌的是“印度理念”（the idea of India）。01这多少印证了丘吉尔的看法。 １９４７年，当英国人被迫结束其殖民统治时，他们中的观察家甚至作过一个酸溜溜的预言：英国人一撤走，英属土邦一旦崩溃，次大陆很快便会坠入“巴尔干化”的深渊。半个世纪过去了，印度经受住了种种考验，现在仍然是一个相对稳定和统一的大国，且显然比独立时更强大了。看来，在这场旷世大赌中，印度是赢家。
那么何谓“印度理念”？何谓“赌”？
所谓“印度理念”，简单说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印度国家的理念或理想。这里不妨问这样一个问题：印度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之时，除了分出去的巴基斯坦，为何未能按语言、民族、宗教、或传统邦国控制区建立一些较小的独立国家？譬如，泰米尔国、古吉拉特国、旁遮普国、西孟加拉国、甚或一个哈利斯坦国（锡克人国家）。为何一定要冒风险建立一个统一的印度，或一定要赌那个“印度理念”？
目前我们熟知的印度，即那个独立、统一的大国印度在１９４７年以前是不存在的。当代印度连像样一点的前身----如满清王朝之于民国和当代中国、罗曼诺夫王朝之于前苏联和当代俄国----也没有。近代以前的印度只是一个理念，但那不是一个国家理念，而只是一个地理－文化概念。作为国家的印度理念只是近代以后才出现。随着英国人的撤离，突然间平地起高楼似的崛起了一个独立、统一的大型现代国家。印度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只是无数或大或小、四分五裂的政治实体：王朝、王国、小邦、或更小的政治单元。它们各自为政，争战不休。一些控制区域较广的王朝，如兴盛期为公元前３２１年－２３１年的孔雀王朝、兴盛期为公元３２０年－４１３年的笈多王朝、兴盛期为１２０６年－１４１３年的德里苏单国，以及兴盛期为１５２６－１７０７年的莫卧尔王朝，其统一程度均远不能与帝制中国和帝制俄国相比，比公元纪年初几个世纪的罗马帝国也更低，而且统一时间也更短。因此，印度知识分子不太习惯于称这些王朝为“帝国”，而倾向于用“在形成帝国政体方面所做的‘尝试’或‘实验’”一类表述。英属印度（１７５７年－１９４７年）的统一程度在某些方面虽高于上述王朝或苏单国，但它只是殖民者统治下的相对松散、相互独立、并享有较大程度自治的无数土邦的集合。
作为历史上邦国林立的原因及结果，印度的民族为数众多，而且不像中国和俄国那样，有一个民族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这对印度的统一显然是不利的。印度斯坦族人口约４．５亿，约占总人口的４５％。该族当然是多数民族，但比之中国汉族和俄国俄罗斯族所占总人口的比例，则少得多。除印度斯坦族以外，人口在５０００万以上的民族还有５个：泰鲁古族（占全国人口的８．２％）、孟加拉族（７．８％）、马拉塔族（７．５％）、泰米尔族（６．８％）、古吉拉特族（５％）。人口在１０００至５０００万之间的民族有卡纳达族（４．１％）、马拉雅拉姆族（３．９％）、奥里雅族（３．５％）、旁遮普族（２．８％）、阿萨姆族（１．６％）。以上各１１个民族的人口均在１５００万以上，加在一起占印度总人口的９６％。02这意味着，除了最大的印度斯坦族，还有另外１０个民族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少数民族，而都应看作主要民族。这又与中国和俄罗斯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那里，非汉族或非俄罗斯族均为少数民族。此外，印度还有诸多社会发展程度较低的原始居民、森林部族、或山区部族。对于这些部族，印度宪法使用了“表列部族”之统称。根据１９５６年公布的一项总统法令，总共有４１４个“表列部族”。根据１９９１年的人口普查，表列部族人口数为６７８０万。03
比诸民族构成，印度语言之多样，格局之复繁同样令人眼花嘹乱。根据英国语言学家Ｇ．Ａ．格里尔森在２０年代所作统计，印度有１７９种语言和５４４种方言。在１９６１年人口普查中，登记为母语的语言竟达１６５２种。这些语言分属于印欧、达罗毗荼、南亚和汉藏四大语系。使用印欧语言的人口最多，约占总人口的７２％。使用达罗毗荼语言的人口次之，约为２５％。使用印地语（属于印欧语系的印度语族）的人口虽居第一位，却只占总人口的３０％左右，这不仅远低于汉语人口所占中国总人口的百分比，也低于俄语人口所占前苏联总人口的百分比，同俄语人口在今日俄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相比就更低了。其他使用人口在５％以上的语种还有孟加拉语、泰鲁古语、泰米尔语、乌尔都语等等。各主要语言还有形形色色的方言，更不用说无数使用人口不到一百万的小语种了。鉴于语言种类杂、数量多，又没有任何一种已取得公认的全国通用语的地位，印度政府只得确定印地语为国语，同时承认另外十四种语言为有关邦的官方语言。由于语言情况过于复繁，更由于近代以前从未有过有效的政治统一，印度从未出现过类似中国秦汉时期“书同文”的局面。如果真出现了类似局面，那也只是独立后的事，且更多只宜看作一种愿望或要求。这就导致了一种难以想象的局面：孟加拉语用梵文天城体变体的民族字母来书写，泰米尔语使用格兰塔字母和瓦蒂卢图字母两种书写形式；克什米尔语竟同时有波斯字母、萨拉达字母和梵文天城体字母三种书写形式。04
印度宗教状况也极其复杂。据印度政府１９８１年调查，约９９％的印度人口信奉当今印度七大宗教。这些宗教按教徒数量依次为：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锡克教、佛教、耆那教和帕西教（即从伊朗传来的琐罗亚斯德教，旧译祆教）。还有少数印度人皈依了犹太教，部族民则信原始宗教。据１９９１年的统计，印度教徒约６．７亿，约占总人口的８２．４％。可是印度还有１亿多穆斯林，约占总人口的１２％。05这个比例不小，它赋予的印度宗教构成一个矛盾的景观：印度既是一个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国家，也是世界第三大穆斯林国家。穆斯林散居印度全国各地，印度教徒与他们时时发生冲突，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是武装流血冲突。１９９２年印度教狂热分子捣毁阿约迪亚的巴布里清真寺（Ayodhya's Babri Masjid，兴建于１６世纪），便是震惊世界的宗教暴力事件。此外，锡克教徒约占总人口的２％，基督教徒约占２．３％，佛教徒约占０．８％，耆那教约占０．４％。06印度和巴基斯坦１９９８年相继进行核试验后，与教派冲突纠缠在一起的克什米尔问题，就不再只是民族和宗教冲突，而已是可能导致核战争的大火药桶。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情形是，印度是文明史上唯一一个在一种高级宗教确立之后，其居民又大规模改宗另一种高级宗教的地区。大规模的改宗意味着已有的文化模式被大幅度改变或修正。这一过程当始于８世纪初阿拉伯人的入侵。后来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所建立的德里苏单国对次大陆西北部和北部的控制，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文化改型。讲波斯语、服膺波斯文化的突厥人所建立的莫卧尔王朝更使这一过程不可逆转。同入侵中国的北方游牧民族最终被同化于中国文明相仿，印度的入侵者后来也很大程度地被印度文明所同化，但入侵者了宗教却在原有居民中扎下了根。印度教居民大规模皈依伊斯兰教，势必造成大量的穆斯林人口，这对后来尤其是１９４７年以来南亚次大陆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就不同于中国了。此外，锡克教徒与印度教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相当频繁和激烈。
一切迹象似乎表明，民族、语言、宗教，以及种种历史因素将造成印度国家严重的分裂。这并非是危言耸听。除了人所皆知的宗教矛盾和冲突，缺乏一个公认的的共通语，也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动乱。１９６０年代中期，为抗议印度政府确定印地语为国语，许多非印地语邦发生了大规模骚乱、罢工和暴力性的示威游行。在与警察的冲突中，一百五十多人被打死，五人自焚，数百人受伤，三万五千人被捕，公私财产损失高达数千万卢比。但动乱很快就平息了。
尽管有种种不利因素，印度并没有像英国人撤离时所预言的那样，变成一个巴尔干半岛，而仍然是统一的。它毕竟已度过了国家陷入分裂的最危险时期。五十多年来，印度成功地实现了国家统一和政治稳定的目标。这一目标是在一个巨型民族国的规模上实现的。国家统一和政治稳定使印度象能中国那样，以一个多民族的巨型国家的身份加入民族国林立、以民族国为核心理念的世界政治体系。一些印度知识分子对此颇感自豪，也以欧洲尚未建立起类似今日印度的“欧洲联邦”或“欧洲合众国”，而认为印度比欧洲更先进。那么，印度为什么能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成功地避免分裂，能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保持国家统一和政治稳定？
首先可以从文化方面找原因。印度虽然在民族、宗教、语言、社会方面存在诸多分裂因素，但它在历史上却一直享有一种深刻的文化统一性，而这种文化统一性又主要体现在主要的宗教印度教上。不说印度教人口占总人口７０％以上，耆那教和佛教也是与印度教亲缘性极强的印度型宗教。当然，宗教信仰虽有助于社会整合，但在一个宗教多元化的社会中，也是可能造成社会分裂的因素。因此，独立后大多届政府明智地坚持了政教分离和世俗主义的立国原则。并非不重要的是，历史悠久的梵语文学和经过现代改造的吠檀多哲学，对形成统一的民族意识同样起了重要作用。其本身亦为宗教文献的梵语典籍对于印度文化心理的统一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08从经济方面看，前殖民时期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便已很频繁，一个松散的经济共同体已大致形成，英国殖民统治又较大程度地在政治上加强了这一共同体。
英国殖民当局对印度进行了长期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没有疑问的。英国殖民者最初进入印度时，英国市场对印度手工制成品如丝绸、棉织品、平纹细布的需求量很大，可是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东印度公司的经营发生了变化。英国人出于自身私利，开始将印度变为一个原料供应地，一个推销其工业产品的巨大市场。英国殖民当局从政策制定上入手，迫使印度人对大量英国工业品实行“自由贸易”，但又拒绝让印度人向英国或其他国家出口印度人自己的工业品。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印度农村手工业凋敝，而农村手工业几个世纪以来已成为印度经济的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没有殖民时期形成的初具规模的现代工业体系，没有那时修建的大量铁路、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将“印度理念”付诸实现，难度可能也会更大。09换句话说，现代物质生产状况的改善可以弥补其他方面的不足。殖民时期遗产在其他方面也有助于统一印度国家的形成。英国人留下的一个议会制政府的雏形、一支由中央直接指挥，只效忠国家而非政党的军队、一支全国统一管理，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起联结作用的有效率的文官队伍，也成了现代印度国家的制度资源。独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这些制度对于保障一个统一印度的政治稳定，保证国家政制、政体和政府的合法延续，将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纳入合法政治活动的框架中，在中央与地方具有张力的权力关系中保持适度的权力集中和权力平衡，以维系国家的统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10
此外，独立后各种印度语言虽成为官方语言，取代英语在媒体、教育和政治方面广为使用，但英语作为全国通用语的“辅助语”却被保留下来，仍在精英阶层使用，在印地语尚未被非印地语民族完全接受的情况下，起到了避免更大社会分裂起的作用。英语所起的另一个作用，是在思想观念和科技知识的交流方面充当印度和西方的桥梁。然而，英国殖民者对现代印度的崛起所作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其殖民统治本身。正如“印度教”和“印度人”等称呼最初是由入侵的穆斯林开始使用的，在历史上曾有助于形成印度民族的文化认同意识，促进了印度的“印度性”之建构，英国殖民者从反面促成了现代印度民族身份的确立。正是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共同斗争，把民族、语言、种姓和阶级状况千差万别的印度人团结了起来。这就大大加速了印度民族意识的形成。独立以来逐渐形成且规模越来越大的印度中产阶级，也十分有助于民族意识的形成和巩固，这对于国家统一的作用更是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这个阶级深切地认识到，国家的统一乃是其根本利益之所在。
如此看来，无论文化、地域、经济还是国家意义上的“印度”都并非没有历史渊源。近代以来，种种机缘更使印度迅速产生或巩固了经济、观念、政治方面有利于统一国家形成的种种条件。但为了更充分地领略“印度”及这一理念的实现所可能具有的内涵，有必要对近代以来的宏观态势作一番考察，尤其应当将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和其他文明对其扩张的抵制纳入视野。用汤因比的挑战－应战理论来看，对这种扩张的抵制就是后者对前者挑战的应战，而这一挑战－应战过程本身，又不可能不意味着文明间力量对比格局中的此消彼长和分化组合。
在积极应战的国家中，日本取得成功的速度无疑是最快的。明治维新后仅一二十年，日本的国力便大大增强，不到三十年便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从前根本没有把它放在眼里的中国，十来年后又在对马海战中战胜了俄罗斯（在当时许多非西方民族看来，这不啻是打破了“西方”或白种人不可战胜的神话，尽管俄罗斯并非一个“西方”国家）舰队，１９５０年代和１９６０年代以来，更是以二战中的战败国身份，在一片废墟中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由于地理、语言和文化上的亲缘性，俄罗斯向西方学习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可谓十分顺利。１８世纪上半叶，因着彼得大帝的雄才大略，俄罗斯正式登上了欧洲政治舞台，开始以其相对大量的人口、似无边际的广袤国土和无比丰富的自然资源所带来的较强国力，在欧洲的民族君主国和现代民族国之间的政治军事角逐中扮演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二战后，苏联更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超级大国。即便在后苏联时期，俄罗斯在世界政治军事格局中也仍葆有举足轻重的大国地位。
伊斯兰国家对西方挑战的应战相对说来也是成功的。它们不仅维护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而且在当今世界经济和政治生活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较少为人注意的，是上世纪以来从阿富汗尼到纳塞尔等思想家和实践家所领导的泛伊斯兰主义运动和泛阿拉伯主义运动。这些以共同的伊斯兰宗教或阿拉伯文化认同为号召的运动虽均以失败告终，但作为对西方挑战的积极应战，却对伊斯兰教民族在西方压力下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文化身份、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的努力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的表现同样十分出色。１９世纪中叶以降它虽曾经历了屈辱和失败，但一百年后，它终于进入了一个民族复兴的新时期。甚至在内战不息的１９２０年代末，清朝与列强签订的一些不平等条约便已被废除。至１９４９年，所有外国租界均被收回。更重要的是，作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的非基督教国家，中国在二战后以大国姿态出现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１９７９年以来经济实力的迅速提高，就更是如此了。
然而，从这种全球性的挑战－应战格局中形成多民族－多文化的巨型民族国的现实和产生未来世界性大国的前景来看，最大的赢家既不是日本、既不是伊斯兰世界，甚至也不是中国，而是印度，尽管在印度人看来，他们的成功也有美中不足之处，即，巴基斯坦从所谓“大印度”中分离出去，并与印度冲突不断。
何以见得？相比之下，印度的崛起纵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但作一横向比较，却近乎无中生有。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现代化之所以顺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方面与近代初期的西方国家有极大的相似性，由于它本来就已具有儒家型态的精进健动的文明品格（姑不论这在日本人身上也曾蜕变为一种文明史上罕见的攻击性和侵略性）。本已有之的相对社会平等、单一的文化和民族构成、没有大的旱涝灾害等等，也是重要原因。换句话说，日本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先天因素。随着其他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运动的推进，日本固有的弱点如国土狭小、资源匮乏、文化和民族的单一性势必日益暴露，日本也将日益受其制约。
伊斯兰世界的情况刚好相反。它覆盖的地域太广（从非洲西北角一直到印尼东部），它囊括的种族和民族太多（笼统说来有阿拉伯、伊朗、土耳其、南亚、突厥语国家、马来－印尼国家等系统，还可以划出一个非洲系统），它的历史背景太复杂，各民族或国家间的文化差异太巨大、利益分化太深刻，以至在可见的将来，形成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国家是极不可能的，连出现一个只包括主要阿拉伯国家的阿拉伯联盟（这显然更可行，一些阿拉伯国家确曾尝试过）也希望不大。
中国当然也是赢家，但比之印度却可能略逊一筹。因为它的复兴之得益于历史因素可能并不亚于日本。除人口、幅员等固有条件外，中国在历史上虽然时分时合，但总的说来，作为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政治体，其统一的程度在近代以前的世界上最高，其统一时间在文明史上也最长。换句话说，中国在多民族、多文化的历史生态中保持那种社会文化同质、政治经济统一的格局，早在西方扩张之前便实现了。一些西方中国学家（如费正清）甚至这样认为：满清中国直到１９世纪初并非衰弱、腐朽，而是一个仍具扩张势能，事实上也仍在扩张的大帝国。２０世纪中国需要做什么？似乎只需把旧有帝国体制转换成现代政体，并实现现代化。
仅从建立一个稳定的统一国家的角度看，则印度似乎只花了二、三十年时间便完成了中国在两千多年前、俄罗斯在几百年前即已完成了的任务。如果把形成越来越大的经济政治共同体视为一种全球性的现代性趋势，那么现代印度的崛起显然是这个大趋势的一个突出体现，或者说印度适逢其时地、比其他大国更大程度地得益于这种现代性趋势。事实上，印度的崛起已然对世界政治产生了冲击。印度人民在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中所奉行的非暴力主义思想，对于在世界范围内摧毁西方殖民体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甚至美国１９６０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南非１９８０至１９９０年代反种族主义和反种族隔离的运动也产生了深刻影响。11
在冷战时期，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卷入了东西方的对阵，此时的印度却充当了发展中国家的领袖，与南斯拉夫和埃及一道发起了不结盟运动。１９５０年代初，印度迅速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积极推动朝鲜停战，后来又参与印度支那和谈，对恢复印支和平作出了贡献。正当中国遭西方封锁之际，作为万隆会议的发起国，印度热情邀请中国参加会议，尼赫鲁在会议期间更积极地施展他的个人影响，促成了主要与会国发表共同声明，赞同中印两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对中国打开外交局面无疑帮了大忙。在整个１９５０和１９６０年代，印度都积极支持阿拉伯国家的反殖运动，对非洲国家的反殖斗争更给予了物质上的支援。
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远非通常意义上的民族国，印度的兴起这一事实本身已为改变这么一种不合理的世界格局作出了重要贡献，那就是：近代以来一些西方国家藉着先一步开出了现代资本主义和掌握了更先进的军事科技等优势，更藉着它们在全球殖民活动中取得的政治经济影响，在以威斯特发利亚体系为原型、以民族国理念为核心的世界政治体系中，取得了与其人口、幅员、资源、文化能量不成比例的经济、军事、政治和文化地位。在可见的将来，随着文明间力量对比的进一步变化，对于改写这种不合理的世界政治文本，印度定将作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