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月红 周进:中国共产党的三个历史决议与正确党史观的确立和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4 次 更新时间:2022-10-14 10:37:48

进入专题: 党的百年奋斗     历史决议     正确党史观     唯物史观  

宋月红   周进  

   内容提要:唯物史观是共产党人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确立正确党史观就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而得出正确的观点。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在百年奋斗进程中形成了三个历史决议,一以贯之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的曲折;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中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守正创新、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三个历史决议确立并不断丰富和发展了正确党史观。

   关 键 词:党的百年奋斗  历史决议  正确党史观  唯物史观

  

  

   历史观是人们认识历史现象、解决社会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1]。它“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2]。马克思主义是在全面系统地认识和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的,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确立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人们认识和研究历史开辟了科学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要“树立正确党史观”[3]。正确党史观是唯物史观在认识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指导、运用和发展[4],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得出的关于党史的正确的观点。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注重总结历史经验,在百年进程中形成了三个历史决议。党在制定这三个历史决议的过程中,尽管所处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任务有所差异,但都一以贯之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三个历史决议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正确对待党在历史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奋斗;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守正创新、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由此,历史决议通过确立并不断丰富和发展正确党史观,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前进。

  

   一、《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奠定正确党史观,深刻回答了什么是党史、如何认识和研究党史的重大问题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以来,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反革命的极端恐怖的统治下,全党团结一致地继续高举着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领导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群众,作了政治上、军事上和思想上的伟大战斗”[5]954,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抗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和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新民主主义的民族和社会解放事业取得了伟大成绩。但是在革命进程中某些时期所犯过的一些错误,也“曾经给了我党和中国革命以严重的损失”。为了吸取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6]76。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制定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一个历史决议),对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了正式的科学结论,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致,在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发展中奠定了正确党史观,增强了全党团结,有力促进了中国革命事业发展。

  

   (一)党史研究、文献编纂为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制定,提供了深厚的认识和研究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历史的推进,党史研究也不断孕育和发展。由于成立时间短、影响小,从事党史研究的主体以党的早期领导人为主,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探求正确革命道路为目的。

  

   1.以蔡和森为代表的党史研究。1926年初,蔡和森向中共旅俄支部作《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长篇演讲,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回顾了党产生的背景及其历史使命。该演讲梳理了1921年党成立至1925年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的历史,阐释了党的路线和政策,并指出了进行党史研究对明确党的发展道路、党员的自身责任,以及应对党外谣言的必要性,这在一定意义上可被视为党史研究的第一部通史类著作。他提出研究党的历史的目的是让人“明白我党的历史”,“知道中国革命及我党要如何发展及其发展的道路如何”[7]786,初步构建了早期党史研究体系。1927年9月,蔡和森在中共顺直(河北)省委改组及其各处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党的机会主义史》报告,史论结合,运用“历史的方法”,对党的五大后机会主义错误的产生、扩大以及给革命造成的危害,做了详尽、生动和深刻的论述。针对当时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从产生那日便是机会主义的”观点,蔡和森进行了有力驳斥,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工人运动的革命的产儿,他不是由几个大学教授产生的,而是从‘五四’运动后中国幼稚的革命的工人运动产生的”,“不仅不是一个机会主义的产物,乃是世界革命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初期劳动运动的产物。他的产生中有光荣的革命的历史背景是很明显的”[7]876。蔡和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进行党史研究,对正确党史观的孕育和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2.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党史研究。1927年2月,为纠正大革命高潮时期党内滋生的机会主义错误思想,瞿秋白发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分五个部分,对重大政治问题进行了探索回答。这就是:①“中国革命么?——中国经济及社会阶级略说与中国的国际状况”;②“谁革谁的命?——中国革命的党纲与政纲问题”;③“谁能领导革命?——中国革命之战术问题”;④“如何去争领导?——中国革命中之策略问题”;⑤“领导的人怎样?——中国革命中之共产党党内问题”。这不仅批判了当时党内右的错误,而且阐述了中国农民问题、武装斗争等革命基本问题,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形成进行了初步探索[8]。该著作“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之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是第一次比较涉及各方面的尝试。”[9]1930年6月,瞿秋白在莫斯科期间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报告中,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之意义”“中国共产党以前的革命组织”“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社会阶级”,还对党史进行了详细的分期论述,将建党时期至党的六大分为九个阶段,每个阶段先阐述革命形势、工农运动,再叙述会议、决议、方针政策,并结合共产国际指示描述决策的过程、意义和影响,系统呈现了党史的基本面貌[10]。此外,当时党的领导人或苏联、共产国际人士还以介绍情况、汇报工作的形式,对党史研究的价值、方法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论述①。这些著述多为党的早期领导人以历史亲历者的身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去总结历史,彰显了配合政治斗争和宣传教育需要的鲜明政治性,对吸取历史教训、探求正确革命道路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3.系统开启党史文献编纂。1935年遵义会议后,党史研究开始逐步肃清党内思想混乱,并初步确立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1938年6月,张闻天首次提出“中共党史”的概念,表示:“全中国全世界一切有良心的人,只要研究一下中国革命史与中共党史,他们就会明白中共历年来牺牲奋斗的历史是与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血肉相关的。中共始终把彻底解放中华民族的事业当成自己的神圣的任务。”[11]张闻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报告提纲中,正式将这一概念向全党提出,并建议将“中共党史与党的建设”列入高级党校教育的课程[12]。但是,延安整风运动以前,广大共产党员包括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5]798,这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分清路线是非而言,是非常不利的。为此,党中央着手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推动文献搜集整理工作。毛泽东在胡乔木协助下亲自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等重要历史文献,不仅对每篇文献进行了认真的审核,而且对某些文献的题目还做了适当的修改。其中,《六大以来》汇集了从1928年6月党的六大到1941年11月期间党的历史文献共556件、280多万字,于1941年12月正式出版,是党组织整理出版的第一部重要文献集;《六大以前》汇集从建党到党的六大的历史文献和资料共计220件、约120万字,于1942年10月正式出版。胡乔木称:“从《六大以来》,引起整风运动对党的历史的学习、对党的历史决议的起草。《六大以来》成了党整风的基本武器。”[13]这两部文献的编纂出版,第一次比较集中地对党的历史文献进行了收集汇编,为学习研究党的历史、解决历史问题,以及为后来第一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奠定了重要文献基础和思想认识基础,也首创了以党的重要会议为节点划定文献选取范围、按“专题—时间”编排文献的编纂体例,开启了党的文献编纂事业。

  

   4.毛泽东发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发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为学习研究党史指引方向。他指出:“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14]399关于党史研究方法,毛泽东指出:“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14]406而且,他提出了全面的、历史的“古今中外法”。关于研究的立场和目的,他指出:“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14]407“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14]408。毛泽东所说的“创造些新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这一讲话不仅初步构建起了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框架,成为中共党史学科理论的开篇之作,也充分体现了立足中国国情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整体、联系、发展的观点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方法基础。

  

   (二)第一个历史决议的重大判断深刻蕴涵正确党史观的基本要义

  

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空前提高。至此,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党的历次错误根源进行系统清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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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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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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