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民安:从国家理性到生命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7 次 更新时间:2022-10-13 11:4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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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民安  

  

   一

   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将17、18世纪以来的欧洲,即所谓的现代欧洲,看作是一个逐渐形成的各种各样的监狱群岛。这个现代欧洲诞生了一种干预个体身体的新型权力机制。它反复、持续、严密且永不间断地干预个人的身体。可以说,自此,欧洲人都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监狱之中,只不过,这些监狱有的温和、有的严厉。而这些监狱群岛实施的就是规训权力,这些诞生于17、18世纪的规训权力。它取而代之的,或者说,与它相对的,就是君主权力。君主权力更像一个绝对的权力中心,是所有权力都可以回溯的一个至高原点,是权力的至尊和独大。而规训权力的诞生,就意味着这样一个绝对的、自上而下的、终极性的君主权力瓦解了。现在,权力脱离了国王的位置,渗透和播撒到了社会当中,它出没于社会的各个细微层面,出没于学校、医院、军队和工厂等不同的机制之中。如果说君主权力是压抑性的,是致死的,它要消灭任何不服从它的反叛者,那么,现在,规训权力的方向和目标都发生了变化,它不再对人进行残酷的惩罚、报复和血腥的镇压,也就是说,它的机制不再是镇压和消灭。恰恰相反,它是生产性和创造性的,它试图造就一种对象,让对象变得可能而不是使之消失。概而言之,这种权力直接作用于身体,作用于个体的身体,它的目标就是要让单个的身体变成驯顺而有用。驯顺和有用密切相关,要有用就必须要驯顺,越驯顺也就越有用。这样的权力,它主要的目标和对象,就是为了打造出有用和驯顺的身体。它不再惩罚和报复,不再试图把身体简单地消灭,而是生产出某种特殊的身体,这种身体当然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这就是规训权力的特点。

   但与此同时,另外一种权力也出现了。如果说规训权力的运作主要是借助各种各样的机制来干预具体的个体的话,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政治权力,它针对的对象是全体人民,它的对象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人口。如果说,规训权力是将整体的人口(population)分割成单个的个体,那么,这另外一种政治权力恰恰是把单个的个体统合起来,把它们统合成为一个总体性的人民、人口。也就是说,规训权力的对象是个人的身体,而另一种政治权力——福柯将它称为生命权力(biopower)——的对象就是人口。规训权力是17世纪伴随各种现代体制一道发展起来的。而生命权力,这种针对全体人口的权力,是18世纪开始出现的。后者在国家治理的层面上对整个人口进行调节性的干预。福柯认为,18世纪时同时存在着这两种权力,针对个人的身体的权力,即规训权力,福柯称之为“身体的解剖政治”,而国家对人口进行调节的权力,福柯称之为“生命权力”,他也将它称为“人口的生命政治”。

   这种“生命权力”或者说“生命政治”(biopolitics)就和规训权力相互补充,它们构成了现代社会权力运作的两个维度:一个权力针对着个体,一个权力针对着全体人口。由于权力的对象不同,它们的目标也不同:规训权力旨在创造出一种有用的个体身体,而生命权力则是试图干预整个人口的生命。它“以人体—人种、以充满生命机制和充当生物过程基础的人体为中心”,它关注的是“繁殖,出生率和死亡率、健康水平和寿命的变化”。由此,从17、18世纪开始,“出现了以制服身体和控制人口为目的的各项技术的大爆炸”。

   生命权力,是要在国家治理的层面上让整个人口变得健康安全。生命政治直接作用于作为整体的人口的生命层面。权力转向了人口的生的方面,它旨在让人们生活得更好。这同君主权力截然相反。以前,君主权力的核心、它的显现之处,就在于“让人死”。君主权力爆发的顶点,就是置人于死地,就是任意地杀人。君主权力荣耀的巅峰恰恰是它的无穷无尽的致死能力。但生命权力正好是对此的颠倒,权力不再是杀人,而是救生,是改善生命,投资生命,让生命变得更安全、更健康。权力的目标发生了变化,生命权力的目标是让人们生活得更好,生活得更安全。“权力是通过对生命负责而不是以死亡进行威胁而直达人体的。”国家关心的是国民的总体幸福感,是安全指数,是人均寿命,是经济产值,也就是说,从18世纪中期开始,社会最核心的目的,就是保障人口的健康和安全,是保障人民的福祉,让人民生活得更好。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国家开始关注人口,关注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关注环境的问题,关注人口、领土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它的核心机制就是安全配置(dispositif de sécurité)。我们看到,18世纪中期出现的生命政治的目标一直延续到现在。社会最核心的目的,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民生的问题。它作用的对象是作为全体国民的人口。要使整个人口获得福祉,权力就要控制偶然事件、控制出生率和死亡率、控制传染病和各类疾病、控制自然灾害。这是自18世纪中期以来的政治所关心的头等大事。这样看来,生命政治的目标与君主权力的目标完全相反,君主要摧毁和杀死任何的叛逆者,它的目标是杀人,而现在,生命权力的目标主要是为了救人。生命权力对君主权力的替代,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现代社会对古代社会的替代。

   如果权力的目标是为了让人们活得更好,更加安全,让国民更加健康强壮,让人们的预期寿命提高,这样一来,就暗示着一个前提性的想象——人口本身被当作一个生物现象。生命权力就是为了让这个作为生物现象的人口得以更好地繁衍。从这个角度来说,政治就和生物学结合在一起了。“人类生命特有的现象之进入知识和权力的领域——进入政治技术领域。”政治在干预和改造生物,将生命纳入它的计算和管理范畴。尽管生命本性不属于历史的范畴,但是,它被权力技术所包围和渗透而被纳入历史知识的范畴之内。这种将生命纳入权力—知识中去考量和权衡的政治就是福柯所说的生命政治。在此,政治、历史、权力技术开始干预一个作为生物的生命了。福柯指出,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现象:生物性通过政治性反映出来。政治和生物连接在一起了。

   要理解福柯这一生命政治的内涵,我们可以对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福柯也将自己同亚里士多德对立起来,或者,更恰当地说,他在现代社会发现的人的特征正好颠倒了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古代社会的人的定义。尽管亚里士多德说人有三种主要的生活,享乐的生活、政治的生活以及沉思的生活。但是,他还是对人作了一个著名的定义:人天生是一种政治的动物。而政治的动物又意味着什么呢?亚里士多德接着说,“在本性上而非偶然地脱离城邦的人,他要么是一位超人,要么是一个鄙夫”;也就是说,政治动物意味着人不能脱离城邦生活,人们要参与城邦生活,即一种相对于私人家庭生活而言的公共生活。这里,城邦生活和家庭生活迥然不同,私人的家庭生活并不属于政治生活,仅仅过私人生活并非人的特质。因为私人生活仅仅满足人的必须要求,仅仅为了自我满足和谋生,它是单纯的功利生活,它为生存的必然性和紧迫性所胁迫——这也正是动物的特征所在。而城邦的公共生活,则超出了自我保存的状态,摆脱了必需的功利性,城邦也因此成为一种自由空间。而正是这使得人和动物区分开来。正是这种对自我保存状态的超越,正是对城邦生活的参与,正是这参与中体现出来的摆脱生存必然性的自由,人才所以成为人。

   不过,这种城邦生活的特性何在?或者说,人如何参与城邦生活?人如何从事他的政治,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动物?根据阿伦特的解释:“存在于人类共同体中并为人类共同体所必需的活动中,只有两种被看作是政治的并构成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政治生活’,即行动和言说,从这两者中产生出人类事物的领域。而一切仅仅是必需的和有用的东西都被排除在政治生活外。”政治活动就是“行动”和“言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同时也意味着人是行动的动物。相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城邦生活(公共生活)和家庭生活(私人生活)的二元区分而言,阿伦特区分了人类的三种活动:劳动(labor)、工作(work)和行动(action)。劳动是人和动物共享的活动,也是“私人领域”的活动,是生存必要性的活动,因而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它也是属于亚里士多德式的家庭领域的活动。而工作同时具备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特征,它介于二者之间,它是一种劳动,但是,它又不是一种单纯谋生的劳动,它还建造了一个充满意义的事物世界。这个世界性正是公共生活的背景。而行动则发生在人与人之间,是复数的人之间的活动,是公共领域的活动,这是真正的政治活动。这也相当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生活。如果说,阿伦特的劳动和行动概念分别对应于亚里士多德的家庭生活和城邦生活的话,那么,她还在这二者之间添加了一个中项,这就是工作。它既非单纯私人的,也非单纯公共的。但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阿伦特,都强调了公共领域中的政治活动的特征都是行动。阿伦特称之为“积极生活”。如果说,人是政治的动物,那么这个动物是积极地行动的,是在复数的人之间、在公共领域积极地行动的。政治动物,就是在人群中主动地参与行动。

   这也正是福柯所理解的,“千年来,人一直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有政治生存能力(capacity)的动物”。但是,接着,福柯毫不犹豫地话锋一转,“现代人则是这样一个动物,它作为一个生物的存在受到了政治的质疑”。也就是说,福柯提出来的生命政治预示了一个同亚里士多德传统完全相反的方向。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人是主动和积极地参与政治的,而且也只有参与政治,人才能实现他的人性,也只有过城邦生活,只有积极生活,只有行动,只有在人群之中行动,人才能实现他的人性。人本质上要过城邦生活,过政治生活,这是人的一种本性和先天能力。但是,福柯指出,现在,不是人要主动积极地行动去从事政治生活并以此获得人性。而是相反,政治开始介入人的生命本身,权力技术开始包围着人本身。人变成了权力-知识的被动客体,成为它们捕获的对象。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参与政治生活,是由动物到人的一个重大变化;反过来,福柯说,在17世纪以来的现代社会中,政治在管制人,在治理人的生命。而这恰好是人向生命、向单纯生命、向生物性生命回归的一个预示。就此,生命在被动地被政治所管理、所干预。人是政治性的动物,对亚里士多德传统来说,它意味着人在积极地从事政治,人以此由动物变成人;对福柯来说,人是被动地被政治所管制,他有可能从人变成动物。我们看到,正是这一观点对阿甘本产生了重要的启发。

   福柯在《性史》第一卷最后一章(在我看来也是他所有著作中最精彩的章节之一)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章中,指出了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对身体和生命的管制方式。我们已经指出了这两个层面,一个是针对个人身体的规训层面,一个是针对人口的生命政治的干预层面。这两个层面正好有一个连接点,这就是“性”。性既属于对身体的规训范围,又属于对人口的调节范围。它既是个体身体训练的核心,也是整个人口生育的核心。“在人口和身体的结合部,性成为这样力的靶心。”福柯说,自生命政治诞生以来,整个社会就进入了性的阶段。在此之前,社会则是“血”的阶段。“性”与“血”是两个社会的核心意象。“血”的社会表明了君王的至高统治,它强调血统、血腥、屠杀和死亡,君主通过血在说话,权力通过血在炫耀。但“性”是什么呢?性是激发、激励、调节、管理,它与健康、种族、享乐和生命相关。血是致死的,性则是促生的。

   如果说18世纪下半期以来的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它对生命的管理,主要是促进人生的,是要让人活得更好,让国民更加健康,是促进福祉,那么,人们自然会产生一个疑问,恰恰是在生命权力爆发的时代,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屠杀,越来越多的战争和越来越多的死亡。生命政治不仅没有提高生活的质量,而是引发了大规模的死亡。在生命政治的时代,大规模的杀人是如何出现的?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第一,死刑为什么长期存在?死刑的存在有一个根本的目的是“保卫社会”。罪犯所以被判死刑,不是因其所犯下了罪行而对其进行残酷的报复,而是因其屡教不改,因其有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因其对社会可能会造成新的威胁。也就是说,对犯罪分子的杀戮,并非是为了报复而将其消灭,而是为了防止他再次犯罪而将他消除,从根本上来说,杀死一个犯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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