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文化的互动及其双向选择——以印度佛教和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21 次 更新时间:2007-03-30 01: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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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 (进入专栏)  
例如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文化的类型不同来说明中西印哲学之间的差异。至三十年代初起,中国哲学家在吸收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形成了若干现代型的"中国哲学",先有熊十力和张东荪,后有冯友兰、金岳霖等。在这中间,有些新的"中国哲学"在中国影响比较大,有些则比较小,例如冯友兰、熊十力两人的哲学影响就比金岳霖、张东荪大,这是因为冯友兰、熊十力哲学都是"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的,而金岳霖、张东荪哲学则是更加西方化的。在他们创建现代中国哲学的尝试中,都注意到中国传统哲学缺乏"认识论"("知识论")的这个事实,而力图为中国哲学补上这个缺陷,这当然正是受到西方哲学影响的结果。

   如果说,"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是参照西方哲学为了说明有"中国的哲学",是建立中国哲学的第一步,那么这里说的熊十力、张东荪、冯友兰、金岳霖则是在西方哲学的冲击下,或深或浅地借助西方哲学,来建立他们的现代中国哲学。但是如果我们客观地看,张东荪、金岳霖的哲学不能不说是相当深刻,但是他们的哲学在中国的影响则比不上熊十力和冯友兰,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正是熊十力、冯友兰哲学在接着宋明理学讲之故,因此他们的哲学更具有中国特色。而张东荪、金岳霖的哲学从方法论上说重分析,而多少有偏离中国传统之倾向。我们可看到,熊十力哲学虽然容纳了西方哲学的若干"思辨性",也较中国传统哲学增加了若干分析的成份(其分析成份或亦来自佛教的"唯识学勺,但它仍然是沿着中国哲学整体性和直觉性(甚至含混性)的特色发展着。他的后继者或更多地吸收了西方哲学的理论与方法,但仍然没有离开熊十力开创的路子。冯友兰在运用逻辑分析方面自然比熊十力高明,而且受西方哲学的影响要大得多,但如前所述,他的哲学仍是接着宋明理学的现代中国哲学。而较多逻辑分析成份的哲学(例如分析哲学、科学哲学)在中国就比较难以有较大影响,从这点看,两种不同哲学在相遇后,必然在互动中存在着双向选择问题。

  

   (三)问题讨论

  

   (1)不同文化传统在相遇后,会在互动中产生双向选择问题。原有文化如果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它必然会在历史的过程中选择外来文化能适应其文化需要的方面,以推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外来文化在传入到某种不同传统文化时,虽然会和原有文化发生矛盾,但往往也会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改变其形态以适应原有文化的要求,为原有本土文化所吸收,使原有本土文化有所发展。这个问题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不再多论。但在不同传统文化相遇后,还有几个问题似应注意,下面分别作一简要讨论。

   (2)文化上的异地发展和单向流向问题:

   罗素在《中西文化之比较》中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在许多这种交流中,作为‘学生’的落后国家最终是超过作为老师的先进国家,那么中国最后也会超过他们的老师。"⑦当然,就目前情况看,我们还是在努力地向西方学习,不仅谈不上超过西方,而且在许多方面我们仍然大大地落后于西方。至于将来是否我们能超过西方,一方面要看我们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还得看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情况。(而且我认为,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并不存在什么"超越"和"不超越"的问题,较为理想的状况或是在全球意识观照下不同文化相互吸收、协调和共存。)但是,在历史上这种文化在异地发展的情况是所在多有的,上面罗素说到欧洲文化发展的情况就是一例,同样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也发生过这种情况。我们知道印度佛教产生在公元二千五百年前,经过长期的发展,在公元一世纪时传入中国,而到七、八、九世纪佛教在印度已经衰落,至十四世纪几乎湮灭,但七、八、九世纪正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鼎盛时期。据《隋书·经籍志》中说:当时"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这时印度佛教已经逐渐中国化,吸收着中国文化,而形成了若干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华严和禅宗。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曾受惠于印度佛教,印度佛教又在中国得到了发扬光大,并由中国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越南。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认为这也是文化交流的结果。盖甲种文化移植到乙种文化中,乙种文化往往会对甲种文化增加某些新的因素,这种新因素或者是甲种文化原来没有的,或者是在甲种文化中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它们的加入甲种文化,从而使甲种文化在乙种文化中得到发展。甲种文化之所以没有能在其地继续发展,当然原因会很多(如外族人侵、战乱等等),但这种文化不能或者没有增加什么新的因素应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说文化存在着异地发展问题。

   文化的双向选择问题,也许可以分两个问题来看。一是,把原有本土文化和传入的外来文化作为双方来看,讨论双向选择问题。也就是说,看看原有本土文化如何吸收外来文化,而外来文化又如何适应原有本土文化而有所改变。一是把甲、乙两种不同传统的文化作双方来看,讨论其间的互相选择的问题。前一问题,我们已讨论过。这里只讨论后一问题,我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也会有文化的单向流向问题。我们知道,印度佛教大量传入中国,佛典大部分都被译成汉文,据唐白乐天(居易)《苏州南禅院千佛堂转论经藏后记》载,这个寺庙所藏佛经就有5058卷之多。⑧可是中国文化(如儒家、道家思想)在这一时期并没有相应地传到印度。据《旧唐书》、《新唐书》、《宋高僧传·玄类传》等记载,《道德经》曾被玄奘大师译成梵文,但据季羡林先生说:"《道德经》是否传至印度,则我们毫无根据来肯定或否定。"⑨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道德经》的梵文本没有对印度文化发生什么影响,并且早已不存在了。这就说明,文化之间的交流可能存在着一种单向的流向情况。如果不把这种情况绝对化来讨论,那种在文化交流中的不平衡状态则是更为常见的,今日中国正在大量地吸收西方文化,而西方各国并没有象我们一样大量地吸收中国文化,这已是一不争之事实了。至于印度在历史上为什么没有吸收中国文化,我想和宗教有关,因为宗教一般说都有排他性。而中国文化则有较强的包容性,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其立身行事往往是儒家,但他们可以信仰佛教,或者信道教,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大概是不多见的。当然文化的单向流向的原因可能很复杂,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3)文化上的"拿来主义"与"送去主义":在鲁迅《拿来主义》一文中最后有这样一段:"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或者使用,或者存放,或者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辩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新人,文艺不能自成新文艺。"⑩从鲁迅的全文看,他主张"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现在我们仍然要自己来拿,把西方和其他民族的文化资源按照我们实现现代化的要求统统拿进来,作为养科,建设我们的现代新文化。在鲁迅的这篇短文中也谈到了"送去"的问题。他的意思是说,过去(清朝以及民初)我们的"送去",常常是把一些"古董"和自然资源等等作为"礼物"送了出去,所谓"发扬国光",无非是向别国"磕头贺喜"罢了,这和真正的文化交流无关。

   今天,我们还要提倡鲁迅的"拿来主义",只有善于和勇于把西方的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充分地、系统地而不是零碎的(不是以狭隘的实用主义态度的)拿进来,才能使我们自身文化得到更新。把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作为"他者"来观照我们自己的文化,才能全面地看见自己文化的长处和短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中"。关于引进和如何引进外来文化的问题,最近许多学者都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不必多谈了,这里我打算多谈一点"送去主义"的问题。

   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有丰富的文化,但从历史上看我们很少自觉地、主动地把我国的优秀文化送出去。前面已说到,我们在吸取印度佛教文化的同时,并没有自觉地、主动地把中国文化相应地传到印度去。而且自隋唐以来,朝鲜半岛和日本虽然受中国文化的影响非常大,但多半是他们的留学生或学问僧到中国来"取经",从而促进了他们的文化发展。但这大都不是我们自觉地、主动地送去的。到十六世纪末,由于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一方面他们把西方的宗教、哲学、艺术、科学技术带进中国;另一方面他们又把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并在那里的知识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例如当时伏尔泰被称为"欧洲的孔夫子",{11}甚至莱布尼兹说:"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有一个极令人类赞佩的道德,再加上有一个哲学学说,或者有一个自然神论,因其古老而受到尊敬"。{12}但是,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几乎都不是由中国人所传授的,而大多是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介绍中得到的。从十九世纪未到如今,在中国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在许多方面都是从西方搬来的。而我们仍然非常缺乏系统地向西方国家传播中国的文化,虽然也有所谓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但大多是歌舞、杂技、舞龙灯、踩高跷、扭秧歌,或者是大红灯笼高高挂之类。这些交流虽也是必要的,但除了这些之外,难道中国文化中就没有为解决当今人类社会重大问题提供有意义的资源吗?现在大家都承认"和平与发展"是这个时代要解决的主题。"和平共处"就要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而大之也就是要解决好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共同持续的"发展"不仅要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要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样重大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儒家(孔子)的"仁学"和道家(老子)的"元为"思想无疑对解决"人与人"的关系从某个方面可以提供极有价值的资源。儒家的"天人合一"和道家的"崇尚自然"无疑对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某个方面可以提供有意义的资源。{13}但是,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必须给以现代的诠释,使之适合现代人类社会生活的要求。同时,我们也还得清醒地看到任何思想都不可能解决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问题,只能解决某一部分问题,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是没有的,它很可能是"伪科学"。

   (4)关于"文化自觉"问题:

   这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问题,也是今年十二月在香港由浸会大学召开的"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纪论坛"第二次会议的主题:《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1998年我曾在《学人》杂志上提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14}几年来,我一直关注这个问题,共写了五篇文章,都收在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的那本《和而不同》小书中。我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这是因为现在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哲学、文学、宗教、艺术等等大多用的是西方解释学(或译为诠释学,阐释学,都是由Hermeneutics翻译来的)。西方的解释问题主要是由解释《圣经》而来的,它经过好几个世纪漫长的酝酿过程,到十九世纪才由德国哲学家兼神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Meinnacher1769-1834)和历史学家兼社会学家狄尔泰(W.Dilthey,1835-1911)把"解释问题"自觉地作为一门研究的对象来进行研究,使之成为一门有理论体系的学科。然而中国有比西方更长的解释经典的历史,例如《左传》对《春秋经》的解释大体上是在公元前400年前后;《易传》中的《系辞》对《易经》的解释、《墨子》中的《经说》对《墨经》的解释、《韩非子》中的《解老》、《喻老》对《老子》的解释都在公元前200年之前。我们有这样长的解释经典的历史,但是我们没有自觉地把"解释问题"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进行研究,因此,我提出了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希望对中国解释经典的历史作一理论上的梳理,看看是否可以创建与西方解释学有所不同的"中国解释学"。{15}

从历史上看,每门学科(学问)的建立,都是由于自觉地把所研究的对象作理论上的梳理,并形成一套理论和方法而形成的。一门学科的建立(产生)当然在它之前已经有或长或短的"问题积累"、"资料的积累"、"思想的积累"等等的历史,这大概只能说是这门学科的"前史"。"比较文学"的建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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