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清: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在新中国的确立与巩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5 次 更新时间:2022-10-04 2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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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清  

   内容提要:在语境化与知识化的契合、碰撞、疏离过程中,从1949-1957年的全面确立、基本巩固到1958-1976年的牢固确立、根本巩固,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走过了一条艰辛探索的求新求变之路。其中,前一时期体现为以苏为师、以苏为鉴两个阶段,后一时期体现为激情跃进、调整提高、停滞不前三个阶段。在确立与巩固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主要呈现出苏联化渐趋弱化、中国化逐步强化的发展态势,表明它在新中国话语体系构建中的理论自觉、文化自觉、民族自觉。与此同时,确也存在对所反映对象的特殊性关注不够、对反映主体的主体性探讨不足等突出问题。

  

  

   一、问题的缘起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属于自身的学科话语,但未必有属于自身的学科话语体系。新中国成立以来,研究者们付出了诸多艰苦努力来构建文学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话语体系,着力凸显其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作为其中最基础、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之一,文学反映论在该体系构建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整个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的建设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由反映论文艺观的发展和应用所决定的反映论文艺观的发展、变化、盛衰、得失,直接决定着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的基本面貌与命运”①。

  

   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对文学反映论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整体的研究状况究竟如何?毋庸置疑,以周扬、朱光潜、蔡仪、以群、蒋孔阳、陈涌、陆梅林、程代熙、钱中文、童庆炳、王元骧、杜书瀛、董学文、朱立元等为代表的学者,以教科书、著作、论文、自述、访谈等形式,对文学反映论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思考与潜心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累累硕果。他们有的侧重于俯瞰反映论百年发展历程中呈现出的总体问题,有的专注于探寻某一重要历史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对反映论的关键影响,有的注重于探查某些重要人物在反映论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有的聚焦于反映论自身在某些方面存在的知识瓶颈,由此形成了问题切点迥然有别、各有侧重的探索路径②。上述概括可能挂一漏万,但基本上有助于整体把握。

  

   客观而论,一段时期以来,文学反映论的整体研究状况并不尽如人意。一些学者对此的批评切中肯綮。比如王元骧在21世纪初写道:“现在学界对反映论文艺观普遍地采取冷淡的态度,自以为弃之一旁、不予理睬,它就会自行消灭,我们的理论也从而就获得新生,就会有新的创造。这想法未免显得过于天真,甚至近乎自我蒙骗。”③十六年之后,他继续写道:“大家都觉得我国现在的文艺理论界比较浮躁,热衷于追新逐异,对于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少有开展深入的探讨,或往往热了一阵子之后就不再有人问津,所以能真正解决问题和有理论建树的成果微乎其微,对于反映论文艺观的讨论就是突出的一例。”④反映论在美学研究领域的命运也同样如此。凌继尧写道:“新时期以来,常常有人对反映论有所诟病,把反映论说成是‘表征苏联模式的哲学符号’。我们认为,不能把美学研究运用反映论出现的偏颇和失误归咎于反映论本身。对于反映论,我们不能离开产生它的那些历史条件来研究。”⑤不过,相当一部分学者甘愿为此付出毕生心血,比如王元骧就把自己六十年文艺理论研究的人生历程简括为“一条突破和超越传统的反映论文艺观的道路”⑥。

  

   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理论基石与方法论基础自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众所周知,1949年以来,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与把握不尽相同:改革开放以前的三十年,它指的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改革开放以后的四十年,除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种意涵外,它还意指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实践的人道主义等。

  

   一般而论,学界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抑或哲学反映论的同义语。与此相应,它是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哲学根基与方法论基础。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与存在、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大基本理论规范下,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形成了两大基本理论命题:其一,文学艺术与科学一样,都是认识现实、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思想形式;其二,如果科学认识、科学反映是一种事实性、客观性的认识、反映,那么文学艺术等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认识、反映则呈现出某种思想取向和某种价值立场,即哲学、文学等是属于上层建筑的某一特殊意识形态。由这两个基本理论命题还可进一步衍生出如下两个论断:首先,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法律等与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美学等之间的区别,不在于所认识、反映的对象与内容的不同,而在于思维方式、表征形式上的不同,即前者主要是通过概念、推理、抽象等逻辑思维来完成对现实的认识、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以及对意识形态的表征,后者则主要是通过具体、可感、生动的艺术形象以及形象思维来达致对现实的再现、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以及对意识形态的表征;其次,文学与绘画、雕塑等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区别,同样不在于所认识、所反映对象或内容的不同,而在于各自媒介的不同,即文学不像绘画、舞蹈、雕塑、建筑等艺术那样可直接诉诸图画、形象,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主要是通过语言来描写形象、塑造典型。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大理论命题在文学领域推广应用或具体转换后,最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三个基本论断:文学是认识,认识即对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文学是意识形态,文学是属于上层建筑的一种特殊意识形态;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上述命题、论断可以凝练为一个极简的表述:文学是以语言所描写、塑造的艺术形象来认识现实、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意识形态。

  

   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鲜有争论,对“文学是意识形态”这一命题的讨论也已较为充分,但对“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命题的相关讨论尚显薄弱。有鉴于此,本文拟从语境化与知识化双重视角对“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进行总体审视。所谓“语境化”,就是从某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构成的具体的整体中来审视相关问题的发生、发展、突变等的必然性缘由,进而把相关思想资源和理论渊源具体化、场景化、历史化。所谓“知识化”,就是把现实中的诸多个别现象尽可能地予以征候化、问题化、谱系化,重点考察当时的现实需要与所给出的知识方案之间,即社会与思想、实践与理论、问题与方法之间,产生了哪些共振,发生了哪些断裂等。正如阿尔都塞所说:“为了认识一种思想的发展,必须在思想上同时了解这一思想产生和发展时所处的意识形态环境,必须揭示出这一思想的内在整体,即思想的总问题。要把所考察的思想的总问题同属于意识形态环境的各思想的总问题联系起来,从而断定所考察的思想有什么特殊的差异性,也就是说,是否有新意义产生。当然,真实的历史也在这一复杂过程中经常起作用。”⑦

  

   基于语境化与知识化的双重视角,笔者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反映论发展历程概括为确立与巩固(1949-1976)、反思与突破(1979-1999)以及综合与超越(2000-2020)三大历史时期,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追本溯源式的剖析与探究。其中,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1976年10月-1978年12月),这两年处在“确立与巩固”和“反思与突破”这两大历史时期之间,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性意义。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本文拟以时间为脉络,以基本问题为中心,以重点人物为节点,在语境化与知识化的交织、耦合、疏离、错位等活动中,探寻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在1949-1978年的整体发展态势,细察问题之间的深层转换逻辑,反思其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困境。

  

   无论从语境化还是从知识化方面看,苏联化(或称“苏联模式”)不仅是确立与巩固期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某些阶段甚至是文学反映论唯一合法的外来因素。由于文学反映论在这一时期深受苏联模式的深度塑造、深刻影响,我们在运用双重视角探究文学反映论的过程中,就必须认真对待这一客观情况,坦然面对这一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据此,本文以1958年为界,把1949-1976年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反映论进一步细分为前期(1949-1957)与后期(1958-1976)两个阶段:前期为中苏关系的“蜜月期”,后期为中苏关系的裂痕—恶化—破裂期。

  

   若从阶段性特征和易于把握问题的理路等方面考虑,前期还可进一步细分为以苏为师(1949-1953)、以苏为鉴(1954-1957)两个阶段;后期还可进一步细分为激情跃进(1958-1960)、调整提高(1961-1965)、停滞不前(1966-1976)三个阶段。

  

   总体看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反映论在文学理论领域的一元性、指导性、引领性地位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探索之路。换言之,文学反映论在前期经历了由局部性、区域性到全局性、全域性的确立、巩固,尽管这种确立还只是初步的,这种巩固还只是基本的;文学反映论在后期得到了牢固确立、根本巩固,尽管这种牢固性和根本性还附带着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某种片面性和偏颇性。文学反映论在前期尽管发生了些许的中国化,但在全面学习苏联的时代氛围中,其苏联化色彩十分浓厚;文学反映论在后期尽管十分自觉地突出了中国化并为此付出艰苦努力,但始终未能从根本上真正突破苏联模式,其苏联化色彩依然鲜明。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与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无疑受到了以季莫菲耶夫《文学原理》、毕达可夫《文艺学引论》等为代表的“苏联模式”的巨大影响,但它们确实是文学反映论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化”探索的典范之作。文学反映论在确立与巩固期的相关探索,因而呈现出苏联化渐趋弱化、中国化逐步强化这样一个发展态势,体现出文学反映论话语体系建设中的某种理论自觉、文化自觉、民族自觉。

  

   二、文学反映论的全面确立、基本巩固

  

   文学反映论在1949-1957年全面确立、基本巩固的过程,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反映论的文学观念被接受、被承认、被认同的过程。由于这段时期中苏关系良好,反映论在文学领域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文学观念、文学理论的苏联化,即苏联文论话语模式始终发挥着主导性作用。本文之所以格外强调“全面”与“基本”,是因为文学反映论尽管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存在三十年,但始终只是局部性、初步性的存在;只有在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反映论才具有了全域性、总体性的存在、传播、接受的可能性和现实性⑧。这种全域性、总体性特质经历了一个较为艰辛的探索过程,主要通过“以苏为师”与“以苏为鉴”这两种途径来实现。

  

先来看“以苏为师”阶段(1949-1953)。“向苏联学习”其实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已确立的大政方针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年2月14日)的签署,全社会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热潮(1952年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闭幕大会上(1953年2月7日)再次发出了“要学习苏联”的号召。对苏联的全面学习,范围不仅涵盖政治、经济、军事领域,而且涵盖教育、文化、文艺等领域。比如,教育、文艺领域出台的四大举措,为文学反映论这一论题的全面确立、基本巩固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举措之一,颁布新《大学教学大纲草案》(1950年8月)。其中,文艺学教学大纲提出:“应用新观点、新方法,有系统地研究文艺上的基本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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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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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研究, 202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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