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新平:基督宗教与欧洲浪漫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2 次 更新时间:2022-10-02 21:3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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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3~1853)等人以耶拿为中心,创办了《雅典女神殿》杂志(1198-1800),以推崇、宣扬其文学精神及倾向,由此形成了德国早期浪漫派文学,亦称耶拿派浪漫主义。1799年,蒂克将其作品汇集为《浪漫的文学作品》出版,从而使其“浪漫”之主题突显。在他们看来,“浪漫”的文学是“新时代”的文学,是与“旧时代”“启蒙文学”的分离,“启蒙”的表述仍旧是“平庸的、庸俗的、狭隘的”。此间蒂克曾帮助其好友瓦肯罗德(Wilhelm Heinrich Wackenroder, 1773-1798)出版了早期浪漫文学作品《一个热爱艺术的修士的内心倾诉》,后又出版二人的合著《献给艺术之友的艺术畅想曲》,加之史雷格尔兄弟等人的文学及评论著述,形成德国浪漫主义的最初影响。

   如果说耶拿时期为德国早期的浪漫主义,那么消极浪漫派亦有其后期的发展。1805年之后,一批新的浪漫派作家在海德堡创办刊物,形成海德堡派,其代表人物包括阿尔尼姆(Ludwig Joachim von Amim, 1781-1831)、布仑塔诺(Clemens Brentano, 1778-1842)以及《格林童话》的编辑者格林兄弟(雅科布·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威廉·格林[Wilhelm Grimm],1786-1859)等人。1809年以后,阿尔尼姆和布仑塔诺又到柏林组织起“基督教德国聚餐会”,形成晚期浪漫派的柏林发展时期,属于这一时期的浪漫派作家还包括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1777-1811)、沙米索(Adelbert von Chamisso, 1781~1838)、艾沁多尔夫(Joseph von Eichendorff, 1788-1857)、霍夫曼(Ernst Theodor Amadeus Hoffmann, 1776-1822)等人。从这些浪漫派作家的创作来看,他们有力地推动了欧洲近代文学及思想的发展。因此,研究德国浪漫派的刘半九先生指出:“德国浪漫派对于文化艺术的贡献的确是不可抹煞的。他们发掘和整理了民间文学遗产(包括中世纪的高地德语文学),提高了文学艺术的民族性,发展了作家对于自然美的感情,并给开始僵化的学院式德语注入了民间语言的新血液。此外,通过翻译和介绍各个民族和各个时代的文学宝藏,他们还扩大了人们对于世界文学的视野。应当说,德国浪漫派正是在这些方面弥补了古典主义作家的不足,为整个德国文学作出了贡献。”⑦

   德国消极浪漫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应是一种基督宗教的文学,而且更倾向于天主教文学,它表现出比其他浪漫主义更为明显、更为深刻的宗教隐喻化、宗教象征化和宗教神圣化意向,亦体现出更多的忧郁、感伤和深沉,在“回归中世纪”的情趣中寻找一种形而上的超越、超拔和超脱。因此,这些文学家的特点是用诗的语言来阐述人生哲理,以及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绝对与无限。这种由“形而上学之抒情”而产生的“形而上学之诗”就构成了以“诗化哲学”为特色的德国浪漫美学传统,其结果是将诗歌中对个体的形象刻画变为对超个体的抽象思辨,使诗学富有神性,使神学充满诗意。对此,诺伐里斯曾自我表白说:“诗人和教士最初是一体的,只是后来的时代才把他们分开了。但真正的诗人却永远是教士,正如真正的教士永远是诗人一样。”在这里,诗化哲学之“诗”本身已成为一种“宗教化”、“神圣化”的追求,诗人之“在”亦成为基督宗教理想人格的存在。

   谈到浪漫派文艺对中世纪的“浪漫”回归,海涅认为这些作品充满了基督宗教神学意义上的暗示、象征、隐喻和预表。它们是借助艺术来表达信仰,喻示无限存在,因而乃是“想用感性的图像来表现纯粹精神之物”的唯灵论创作,旨在让人们透过画面和诗文而看到其神秘蕴涵和神圣意义:“一位骑士的迷途漂泊,还有一层隐秘的含义,说不定暗示的是人生的迷途漂泊;被人战胜的一头凶龙。竟意味着罪孽;在远方散发着迷人的幽香,召引着英雄的那株杏仁树,竟表示着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和圣灵合而为一,就像硬壳、纤维和果仁合成一枚杏仁……如果中世纪的一个僧侣在他的诗篇里描绘圣母玛利亚的裙子时……他准会在圣母的裙下设想出各式各样的美德来,这些神圣的衣裙遮盖了玛利亚的未受玷污的贞操,这裙子下面还隐藏着一种特别的含义。既然玛利亚的儿子是杏仁的果仁,那她理所当然地也就被人歌颂为杏仁花。这就是中世纪诗歌的特点,我们称之为浪漫主义的诗歌。”⑧

   德国消极浪漫派的代表作有诺伐里斯的诗集《夜的颂歌》和小说《亨利希·冯·奥夫特尔丁根》、弗·史雷格尔的随笔《断片》、奥·史雷格尔的讲演录《论美的文学和艺术》,以及霍夫曼的小说集《谢拉皮翁兄弟》等。他们虽然因现实社会政治的黑暗而逃向“中世纪的月光朦胧的魔夜”,但仍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所以“在从古堡和修道院中取出的封建酒浆里掺兑了不少滴资产阶级启蒙主义的清醒的水”。⑨而且,他们在其文学创作中所体现的基督宗教精神和形而上学探究,对于形成德国近现代哲学和文学中的思辨传统也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

   虽然德国浪漫主义以消极浪漫派为主,却亦有积极浪漫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德国古典主义文学的泰斗歌德曾将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称为“病院诗人”,认为“古典的是健康的,浪漫的是病态的”。但其晚年的作品却表现出不少积极浪漫主义的意趣,如其《浮士德》就是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有机结合的产物。因此,歌德晚年的文艺思想已包含着德国积极浪漫主义的萌芽。而在另一古典主义文学大师席勒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T124001.JPG}lderlin, 1770-1843)则成为德国最早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他对人生、神人关系有着充满浪漫情调、诗意盎然的感悟和沉思,留下了许多热情洋溢、脍炙人口的诗句,如“只要善良、纯真尚与人心同在,人便会欣喜地用神性度测自身。神莫测而不可知?神如苍天彰明较著?我宁可信奉后者。神本是人之尺规,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阿尔卑斯山峦鬼斧神工,那是远古传说中天使的城寨,但何处是人类莫测高深的归宿?”“呵,万能的苍穹!还有你们,大地与光明!你们三位一体,永恒天极,宰割万物,施予慈爱。那把我紧系于你们的丝带永不断裂。我自你们溢出,追随你们而浪迹他乡。现在,我已饱阅人生,又与你们,与欢乐的神明同返故园”。这些热血沸腾、饱含激情的诗文感染了狄尔泰、里尔克,感动了海德格尔,以致海德格尔曾说:“我的思想和荷尔德林的诗处于一种非此不可的关系。”⑩在荷尔德林的诗与思中,既有“神性”的超越,又有“人性”的回归,二者的共构形成了“返乡”、“归宿”、“诗意地栖居”之主题。除荷尔德林以外,人们亦将德国浪漫派后期柏林时代的沙米索视为积极浪漫派的代表。而在浪漫主义氛围及影响下成长的另一积极浪漫主义者海涅则于1832年撰写了《论浪漫派》一书,其对消极浪漫派的批评乃是“用鞭笞答谢了老师”。

   法国消极浪漫主义以夏多布里盎(Fran{T124002.JPG}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 1768-1848)、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 1790-1869)和维尼(Alfred de Vigny, 1797-1863)等人为代表。他们在其文学创作中力求重新树立基督宗教的权威,积极倡导基督宗教神学对文学艺术的指导,希望文学作品在其内容上能体现出基督宗教之“真谛”。1802年夏多布里盎发表的论文“基督教的真谛”即这一主张的宣言书。论文讨论了上帝存在、灵魂不朽,以及文学艺术等问题,乃是“为普世基督教所作的慷慨热情但又技巧娴熟的影响甚广的辩护”。(11)他为了证实只有基督宗教才能促进真实的诗歌之发展,将其论述从理性论证转向美学感受,认为“艺术与文明正是在基督教传统中找到自己的主要源泉和支持的……基督教庄严的真理与神圣的权威,就在于它那无与伦比的美”。这样,夏多布里盎“以恰当的浪漫主义方式,把普世基督教视为一切人类理想的普遍象征”。(12)

   这些消极浪漫主义作家在其作品中表现出回归宗教、追求神秘、体验神圣之意趣,多借助“理想化”的基督宗教的中世纪来发思古之幽情。他们以原野的落日、沉寂的自然及宁静的夜景来表述冥冥之中上帝的存在,用高耸入云的哥特式教堂和神权至上的中世纪社会来描绘基督宗教的理想世界,借玩味孤寂、咏叹死亡和感慨人生来体现基督宗教的诗意与美感。其代表性著作包括夏多布里盎的小说《阿达拉》和《殉道者》、游记《从巴黎到耶路撒冷》以及自传《墓外回忆录》,拉马丁的《沉思集》、《新沉思集》和《诗歌与宗教和谐集》,以及维尼的小说《军人的屈辱与荣誉》、剧本《却特顿》和诗歌《命运集》等。而且,维尼的诗歌《摩西》、《参孙的愤怒》和《橄榄树山》还直接运用了《圣经》之典。

   法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缪塞(Alfred de Musset, 1810-1857)、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 1803-1870)、乔治·桑(George, Sand, 1804-1876)、大仲马(Alexandre Dumas Pére, 1803-1870)等,而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则体现为法国文学从积极浪漫主义向批判现实主义的过渡。值得指出的是,雨果等积极浪漫主义作家虽然反对消极浪漫派悲观颓唐、消沉失望的情绪,却同样对基督宗教抱有好感,憧憬着神秘彼岸的超越与拯救。雨果曾写有歌颂教会的诗歌《颂歌和杂诗》,在其作品中也积极倡导基督宗教“舍己爱人”的救世精神,并且还常常赞叹《圣经》就像诗的大海,给人提供无穷的遐思和灵感。此外,雨果对传统基督宗教的复杂心情和对其“仁慈”、“博爱”之道德观念的理解,在他的历史小说《巴黎圣母院》和社会小说《悲惨世界》中亦跃然纸上,表露得淋漓尽致。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亦在欧洲其他国家蔓延和发展,如俄国的普希金(1799-1837)、茹可夫斯基(1783-1852),意大利的佩科利(1789-1854)和曼佐尼(1785-1873)等,均是其知名代表。这些浪漫主义文学家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基督宗教思想的影响,如佩科利的悲剧《利米尼的弗朗西斯科》和自传《我的囚徒生活》,以及曼佐尼的组诗《圣歌》和小说《约婚夫妇》等都宣扬基督宗教的温顺与宽容,主张靠基督宗教的道德力量和博爱精神来培养人的高尚情操,达到人的自我完善,以便能顺应天意,摆脱人生的迷津和绝境。

   在基督宗教思想胚胎中孕育的欧洲浪漫主义思潮以及在基督宗教文化温床中发展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自然会留下基督宗教的胎记和印痕。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无论是积极意趣还是消极意趣的,在其众多作品中都会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基督宗教思想境界中的唯美主义、神秘主义、直觉主义、唯灵主义或超验主义等倾向,留下近代基督宗教主体意识和内在灵性逐渐复苏的心路轨迹。近代欧洲浪漫主义思潮具有对幽古的呼唤和向中世纪的回归倾向,寻找着人类灵性精神早已存有的某种资源和要素,却又对后来的哲学、美学和神学产生深远影响,使人们在当代存在主义、神学美学中听到其悠远的回声。摹然间,我们想起了古希腊人“太阳下面无新事”的感叹,想起了尼采“万物消逝”、“万物复归”、“万物重现”这一“永恒轮回”、“永恒回归”的警言。的确,浪漫主义的旨趣悟出了人类精神的某些真谛。在人的灵性之旅中,我们总会频频回首过去,由此我们亦永远朝向未来。

  

   参考文献:

   1.海涅,1988,《论浪漫派》,人民文学出版社。

   2.帕斯卡尔,1987,《思想录》,商务印书馆。

   3.朱光潜,1979,《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4.杨周翰等主编,1979,《欧洲文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5.利文斯顿,1992,《现代基督教思想》上卷,四川人民出版社。

   6.梯利,1979,《西方哲学史》下册,商务印书馆。

  

   注:

   ① 利文斯顿,1992,第158页。

   ② 柯勒律治,《书信集》,转引自利文斯顿,1992,第171页。

   ③ 海涅,1988,第5页。

   ④ 同上。

   ⑤ 卓新平,1999,《宗教理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605页。

   ⑥ 海涅,1988,第4页。

   ⑦ 海涅,1988,第7页。

   ⑧ 海涅,1988,第13-14页。

   ⑨ 海涅,1988,第7-8页。

   ⑩ 海德格尔,“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外国哲学资料》,第5辑,第183页。

   (11) 利文斯顿,1992,第162页。

   (12) 同上,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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