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太清:过罚相当原则的司法适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5 次 更新时间:2022-09-30 16: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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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太清  
这显然不符合引入明显不当标准的立法初衷。

  

   对于违背过罚相当原则的量罚行为,在选择司法审查标准时,可适用两阶段分析法。第一阶段,将处罚结果与违法行为进行比对,以判断处罚是否违背经验法则、超出一般理性人的认知。如果存在此类情形,应便宜选择明显不当标准,不必上升至裁罚目的是否滥用层面予以分析,以节约司法成本并提升审判效率。第二阶段,如果对处罚结果与违法行为是否均衡无法直接作出认定时,即应进入裁罚因素选择有无瑕疵的考察,进而依据滥用职权标准作出相应裁判。

  

   四、过罚相当原则裁罚因素的类型与具体形态

  

   为与刑事量罚(亦即量刑)相区分,本文将行政机关依法律原则就处罚作出的种类选择、幅度确定、便宜调整等事宜,称为“行政量罚”。过罚相当原则作为行政裁量的基本准据之一,其适用的关键是全面、适度评价裁罚因素。过罚相当条款仅规定了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等四类一般裁罚因素。这些裁罚因素如何进行类型化分析,在实践中通常有哪些具体形态,对于处罚决定的生成具有重要影响,是过罚相当原则适用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行政法领域,学界既有研究鲜少围绕行政量罚问题展开。相较之下,刑事量罚作为世界性之难题,在刑法领域受重视程度颇高,相关研究较为深入,已取得了一些较为成熟的成果。其中,尤其是对量刑情节的构造分析,可以为行政量罚所借鉴。

  

   尽管行政量罚与刑事量罚相比,在主体、内容、程序等方面并不相同,但二者所面临的问题基本相同——如何在法定裁量空间内确定适宜的处罚。法院对行政裁罚适当性进行的审查、评价,与刑事量罚所做的工作几无差别。在处罚裁量方面,二者遵循基本一致的原则。量刑的基本原则是罪刑相适应原则,与之对应的实定法条款是《刑法》第61条:“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过罚相当原则自罪刑相适应原则演化而来,过罚相当条款与罪刑相适应条款的内容几近一致。

  

   (一)裁罚因素的类型化

  

   裁罚因素类型化,是洞悉裁罚因素内部构造的重要方式,也是行政量罚精细化研究的必由之路。刑法学界划分量刑情节类型的标准多达6种,并在此基础上细化出14种具体类型。(55)基于过罚相当原则的适用环境为行政裁罚的司法审查,对于功能确定的应当型裁罚因素,行政机关享有的裁罚因素选择权几乎“收缩为零”,故本文不纳入考量。参酌量刑情节类型化范式,并结合行政量罚审查之特殊性,可对裁罚因素内部构成作如下划分:

  

   1.以有无规范依据为标准,分为法定裁罚因素与酌定裁罚因素。过罚相当条款所规定的四个层面的一般裁罚因素,在适用于个案时有待具体化。其具体化的路径有二:一是,透过法律规范对裁罚因素名称及其法律效果予以明定,此种路径确定下来的因素可称为法定裁罚因素;二是,由行政机关或法院在个案中酌定,这种方式所归纳的因素可称为酌定裁罚因素。以《行政处罚法》为例,该法第31条至第33条依据便宜原则确定了几种典型的应当型裁罚因素,同时也赋予行政机关法律效果裁量权:第31条对限制行为能力人违法、第33条对行为人具备“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情形,以“可以”方式授权行政机关进行效果裁量;第32条以“应当”方式规定各情节对应的法律后果,但行政机关可在“从轻”与“减轻”之间进行选择,因而仍保留有裁量空间。酌定裁罚因素是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由行政机关或法院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酌情调整或免除相对人处罚责任的因素。其与法定裁罚因素之规范维度不同,属于经验维度的裁罚因素。实践中,处罚裁量争端大多因此类裁罚因素所引发。

  

   2.以时间节点为标准,可分为事前裁罚因素、事中裁罚因素、事后裁罚因素。事前裁罚因素,即在违法行为发生之前能够揭示行为人对公共秩序威胁程度的裁罚因素,包括日常表现、有无实施过违法行为等。事中裁罚因素,是指应受处罚行为本身的情节,包括行为场域、方式、后果等因素,它是决定处罚类别与幅度的核心因素。事后裁罚因素与事前裁量因素除了发生时间不同外,在功能上多表征为相对人社会危险性,表现形态有:是否承认违法行为、消除违法后果、赔偿受害人损失,等等。这种以时间点为标准的类型化,实益在于可有效避免裁罚因素遗漏,将事前、事中、事后因素一体纳入考量,以便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处罚均衡。

  

   3.以因素功能为标准,分为危害后果裁罚因素与违法可能性裁罚因素。危害后果裁罚因素,即体现违法行为对公共秩序危害程度的裁罚因素,如行为涉案金额、违法所得、持续时间等。从发生时间看,此类因素多为事中因素。违法可能性裁罚因素,指的是用于判断行为人未来再次违法可能性大小的因素,往往体现于行为人事前事后的表现。就与规范的密切度而言,前者不少属于法定裁罚因素,后者多属于酌定裁罚因素。

  

   (二)酌定裁罚因素的实践形态

  

   司法实践中,有关过罚相当与否的争议,主要集中于对酌定裁罚因素的识别与评价上。酌定裁罚因素本身带有裁量性,行政机关与法院之间乃至上下级法院之间,往往会对其作出不同判断。透过酌定裁罚因素常见形态的提炼,可在一定程度上破解过罚相当原则司法适用的确定性及可预期性难题。

  

   1.处罚前科。属于事前裁罚因素的具体形态,主要表现为行为人违法前的一贯表现,特别是有无实施过类似违法行为。处罚前科,在相当程度上可反映出行为人主观恶性及再次破坏公共秩序的危险性。目前,实定法仅规定有“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那么不具备“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要件的一般违法行为,有无前科便成了一个酌定裁罚因素。实践中,有无处罚前科一般作为处罚酌情从重或从轻、减轻的情节来处理的。“陈德龙诉成都市成华区环境保护局环境行政处罚案”中,法院以存在“二次违法”为由认定处以顶格罚款“并无不妥”,(56)即为行为人因处罚前科被从重处罚而不失过当。“宋林燕诉兰州市城市交通运输管理处行政处罚案”、(57)“张亦清诉苍南县道路运输管理局行政处罚案”,(58)法院均将行为人之前有无类似违法作为裁罚因素以判断处罚是否违反过罚相当原则。

  

   2.过错程度。立基于报应主义的自然责任论,认为行为人承受法律制裁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其道义上的可非难性,即主观过错。主观过错,在大陆法系通常作为处罚责任要件,即以“无过错不处罚”为原则。(59)修改后的《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2款也采纳了此立场:“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据此,主观过错之有无属于构成要件,而过错程度,包括行为动机、有无客观原因、是否故意为之、过错大小等,属于酌定裁罚因素。

  

   行为动机指的是行为人实施违法行为所追求的目的,不同于主观过错,但间接反映过错程度及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小。在“池洋明等诉建始县公安局处罚案”中,(60)法院以“池洋明殴打李先明的动机是出于保护妻子免受非法侵害”作为理由之一,撤销了罚款处罚。如果违法行为的发生存在客观原因,说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相对较低。在“万祥云诉吉水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案”中,法院以行为人违法行为发生的部分原因是交通信号灯设置不科学为由判决撤销处罚。(61)就过错程度而言,故意显然高于过失。在“成都协宏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诉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处罚案”中,法院作出变更判决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协宏商贸公司并无商标侵权的主观故意”。(62)在多数违法情形下,通过过错大小的横向比较可评判一方责任的合理性。在“肖中根诉汤阴县公安局治安处罚案”中,法院作出“明显不当”认定的理由便是双方均有过错但一方过错较低,而过错小的一方所承担的罚款数额未相应降低。(63)

  

   3.客观行为。客观行为系处罚科加的直接依据,居于整个裁罚因素体系的中心。过错客观化进程逐步否定对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作出评价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提倡根据客观外在的行为判断行为人的过错。(64)同样,损害后果属于违法行为的产物,甚至行为方式本身有时也体现着社会危害性之大小。按照密切程度,客观行为因素可细化行为场域与行为方式两类。行为场域包括行为发生的时代背景、社会关系领域等,前者往往意味着特定的价值取向,后者则蕴含纠纷性质与行为社会危害性之大小。“陈超案”中,法院在说理中指出“当一种新生事物在满足社会需求、促进创新创业方面起到积极推动作用时,对其所带来的社会危害的评判不仅要遵从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亦应充分考虑是否符合社会公众感受”。在“蔡美萍诉大连市公安局金州分局华家屯派出所等处罚案”、(65)“杜玉林等诉靖远县公安局处罚案”、(66)“肖中根诉汤阴县公安局处罚案”(67)等案件中,法院基于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之考虑,均以违法行为发生场域为“邻里”为由而作出对行为人有利的变更或撤销判决。

  

   行为方式,主要包括行为是否既遂、持续时间、(68)涉案金额等。一般而言,既遂行为要比未遂、中止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所体现出的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也较大。在“杨铎诉福建省连城县烟草专卖局、龙岩市烟草专卖局行政处罚案”中,(69)法院考量了违法行为是否完成。“邹拥军诉襄阳市城市公共客运管理处行政处罚案”中,(70)法院考虑了违法行为持续时间;“陈绍串与苍南县道路运输管理局交通行政处罚上诉案”中,(71)法院则将行为人“行为人是否以违法为业”纳入裁量情节。涉案金额,包括销售金额、商品货值等,体现违法行为影响范围及其损害大小。在“强隆超市诉上犹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上犹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罚案”中,法院将“生产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仅为三瓶汽水、销售金额仅在20元以内”,(72)作为判定明显不当的裁罚因素。在“邬学勋案”中,法院对涉案商品货值与罚款金额予以对比后,认为二者“明显不相对应。”

  

   4.损害后果。损害后果即行为结果的代称,在通常情况下属于法律责任构成要件或确定责任大小的依据,与违法行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民法上,违法性学说有行为违法说与结果违法说两种代表性主张;在刑法中,刑事违法性素有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之争。在行政法上,应受处罚之行为不以造成实际损害为必要,但损害结果与主观过错一样,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裁罚因素。在实定法中已有一些条款将损害后果作为法定裁罚因素固定下来,(73)但在超出实定法范围后,损害后果就转化为酌定裁罚因素。在“覃仕琼诉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74)“哈皮妞也商贸有限公司诉西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75)“许金福诉福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行政处罚案”等案中,(76)法院判定处罚过罚失当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未造成实际损害。

  

此外,违法行为的影响范围、违法所得,也属于损害后果层面的裁罚因素。在“方林富炒货店诉杭州市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案”中,法院认为处罚过罚不当的理由就是“广告影响力和影响范围较小”。(77)在“安吉县大丰液化气有限公司诉安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上诉案”、(78)“山西省襄汾县陶寺乡半山里三号铁矿诉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江岸分局行政处罚上诉案”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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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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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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