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冬连:关于改革开放起步时期国际环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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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冬连  

   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后,中苏贸易额急剧下降,到1965年时只有4.1亿美元,仅占中国进出口贸易额的9.6%,对外贸易整体萎缩。这迫使中国把进出口贸易重点转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向其引进急需的技术设备,中国的外贸格局由此悄然改变。到1965年,中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出口额在外贸总额中的占比,已由1957年的17.9%上升到52.8%。60年代前期,为解决“吃、穿、用”问题,中国先后从日、英等10个资本主义国家引进石油、化工、冶金、电子和精密仪器等技术和装备,用汇总额为2.8亿美元。这次引进的规模很小,但有突破性意义。然而,这种经贸往来特别是对外引进受到美国严格限制,美国一直不与中国进行任何形式的经济贸易活动,直到1970年,中美贸易额仍然为零。

   1972年中美关系缓和后,情况开始变化。出于“缓和”战略的需要,尼克松政府开始放松东西方贸易管制。中国抓住机会,逐步开展对美贸易。1972年春秋两季广交会,先后邀请了30多名和150名美国客商与会。在秋季广交会上,中国直接从美国进口成交约1.5亿美元,其中包括10架波音707飞机、40台飞机发动机、4套人造卫星通信地面站等技术产品。中美双边贸易额到1978年达到9.9亿美元。1973年对外引进43亿美元成套设备即所谓“四三方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1972年至1977年,中国同西方十几个国家谈成了包括化肥、化纤、石油、化工、轧钢、采煤、火电、机械制造等方面的222个进口项目。中国进出口贸易额有较大增长,1975年达到147.51亿美元,比1969年增长2.7倍,年均递增24.1%。陈云在1973年指出:“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百分之七十五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苏联、东欧。”“正好是倒了一个个儿。”他认定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了。

   有学者认为1973年的“四三方案”是改革开放的前奏,这样说也无不可,不过当时只是开了一个小口。“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没有结束,稍微大胆一点的想法都会受到极左派干扰,国内并不具备对外开放的政治环境。1978年前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封闭型国度,外贸依存度只有9.8%,人员交往更加稀少。1978年,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53年的1.23%下降到0.75%,在世界上的位次也由第17位后移到第32位。

   对外开放的真正起点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这是国内与国际双重因素的历史性契合。国内政治开始从阶级斗争转向现代化建设,公布了“十年规划”和“二十三年设想”的宏大计划,并向外界传达了扩大对外引进的政策信号。这在西方发达国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无论日本还是西欧各国,都争相同中国谈贸易,争相借钱给中国,甚至出现相互竞争的态势。访欧代表团的报告说:“中日签订长期贸易协定后,对西欧人影响很大,我们同欧洲几个国家领导人会谈时,他们的最大兴趣是谈贸易问题。”1978年10月25日,邓小平在日本也对记者提到这件事,他说:“欧洲的朋友问我:你们和日本搞得这么多,是不是我们就没有事做了?我告诉他们:不要担心。需要他们同日本竞赛一下。”西欧的积极性来自政治与经济两方面:在战略和政治层面,正如上文所说,中欧之间出现了相互借重的形势。在经济层面,受石油危机影响,世界市场不景气。世界贸易增长率从1975年的11.5%,依次下降为1976年的11%,1977年的6%,1978年的4%。西方国家普遍面临产品、技术、资本过剩,仅欧洲就有多达5000亿美元的游资急于找出路。一方面需要开辟新市场,另一方面需要寻找新的生产基地,把失去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具有丰富廉价劳动力和巨大潜在市场的中国很自然地进入了他们的视野。韩国学者朴贞东在谈到中国对外开放的背景时说:“不仅英、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连亚洲四小龙企业也开始寻找新的生产基地发展自己。”这一波产业转移的趋势为中国吸引国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很好的历史机遇,而大量国际游资的存在则为中国解决庞大的外汇需求提供了可能。双方在经济上存在巨大的互补性需求,中国太过落后,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与美西方形成竞争关系。这让中国决策层看到了机会,决定“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尽量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所谓对外开放,主要是对美、欧、日的开放,邓小平多次明确地说到这一点。1985年11月22日,他在会见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时说:“向谁开放?当然要对发达国家开放,要从那里得到技术、资金和市场。”在这些国家中,美国又是关键。美国是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引擎,并主导着战后国际贸易体系,制约其盟国向中国出口技术。1978年底,邓小平为中美建交最后拍板,经济上的考虑占有相当的分量。中美建交有利于放宽对中国的出口限制。1979年7月,《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签订,双方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1980年1月,美国国会通过该协定,但要求对华最惠国待遇需一年一次经国会审核批准。尽管如此,《中美贸易关系协定》仍然为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在这个基础上,1979年至1980年间,双方签署了35个有关科学技术合作、航海、贸易等方面的双边协议。美国对西方国家向中国出口技术产品的限制也有所松动。1979年1月,美国总统卡特在与德、法、英领导人会晤时表示:“我们已表示不反对西方在对中国出售武器问题上采取通融态度。”当然,美国放宽对华技术出口的幅度仍然十分有限。也正因为这样,在诸多利用外资的方式中,邓小平更倾向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兴办三资企业。这样做,一方面能够缓解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总可以从中学到一些技术和管理经验。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日本发挥了特殊作用。1978年2月,中国率先同日本签订长期贸易协议,并从日本引进了宝钢项目,在日中经济协会会长、新日本钢铁公司董事长稻山嘉宽带领下,有1000个日本公司参与了宝钢工程建设。从1979年起,日本对华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简称“ODA”),成为第一个向中国提供政府援助的国家。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战争索赔,使日本部分高层心存感激,双方达成一个默契,以ODA的方式代替战争赔偿。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时向日方表达了希望引进日本等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的意愿,日本作出了积极回应。1979年,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在访华时决定“今后在各个领域进行技术合作”。1980年3月,日本首相铃木善幸对美国记者说:“日美把力量合起来协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对于世界和平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自1981年至1986年,日方先后派出专家900余人次来华,为中国190多家企业进行“企业诊断”,包括轻工、纺织、化工、机械、电子、有色金属等行业,如日本小松制作所社长河合良一派员到北京内燃机总厂传授全面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Control,简称“TQC”)的经验和做法。稻山嘉宽、河合良一、大来佐武郎等一批日本人对中国现代化的热心超出了单纯的利益考虑。北京内燃机总厂厂长沙叶回忆说:“我觉得他们是抱着一种高尚的态度,免费甚至自费做这件事,不单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更是为了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这有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当然从根本上说,对华援助符合日本的基本国策,战后日本长期推行“经济外交”,以对外开发援助为先导,实现其国家发展目标。

   中国对外开放还有一个特殊资源,那就是众多的华侨华人。中国是世界上侨民最多的国家之一,80年代初,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约2000余万人,各地华人经济的崛起早已为世人所瞩目。1977年邓小平复出以后,立即推动侨务政策调整,打破所谓“海外关系”的政治壁垒,推动境内外华人之间的联系。在此之前,“海外关系”被视为敌特嫌疑。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邀集五位著名工商界人士共商对外开放大计,希望他们在引进华侨华人资金方面做些事情。邓小平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请荣毅仁出山办实业,也是借助荣氏家族在海外的影响力。此外,中国还拥有香港这个自由港。今天回过头来看,1949年解放军逼近香港时决定“暂时不动香港”,1960年提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是一个有远见的决策。香港不仅成为内地在封闭环境下与外界交往的窗口,在启动对外开放中更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央决定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建立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就是看重其毗邻香港、澳门和华侨众多的条件。

   开放之初,在西方财团还在观望之时,率先进入的是华商资本。他们既有报效乡梓的愿望,又有血缘、语言、文化上的优势。在1982年底以前最早创办的48家合资企业中,属于华侨、华裔、港澳商人投资的共28家,约占60%。进入4个经济特区的也主要是港资。1983年底以前,外商在4个经济特区开办的37家独资企业中,除了1家来自美国、1家来自新加坡,其他35家全部来自香港。80年代,香港超过80%的生产线,包括90%的玩具和80%的服装、塑料、皮革、电子等产品的生产,转移到了以珠三角为主的内地,形成以内地为“后厂”、以香港为“前店”的空间布局,珠三角地区“三来一补”遍地开花。其次是东南亚华商。从1981年到1985年,东盟国家对中国投资6亿美元左右,主要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据当时新加坡报纸报道:“自去年(1984)以来,新加坡商人积极发展对华经济关系,平均每月至少有两个项目与中国达成合资协议。”泰国报纸报道,1981年至1984年底,中泰共签订了15个投资协议,华商正大集团就是代表之一。早期华商大都是小规模投资,但正是这些中小投资的开拓,后来在闽粤地区形成了许多家电城、鞋城、服装城,激活了地方经济。相当长时间内,东南亚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市场。40年来,侨、港、澳企业约占中国外资企业总数的70%,其投资约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60%以上。正如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所说,“海外华侨华人是连接中国与世界最天然的‘粘合剂’”。

   三

   国际环境相对友好,也为中国高层大规模出国考察,以客观的眼光了解真实世界提供了可能。1978年的出国考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甚至可能是近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对外考察潮。这种考察从1977年就开始了,1978年形成高潮。出访对象主要是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各级各类出国考察团不胜枚举。据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统计,从1978年1月到11月底,仅经香港出国和赴港考察的人员就有529批,共3213人。可见当年高层对于了解世界的急切和热情。起初,出国考察主要是为了引进项目;到了1978年,则明显是为了寻求国外经验。1978年2月16日,国家计委在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中,提出“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到国外去考察”的任务。6月3日,华国锋在听取赴日访问团和赴港澳考察团汇报后,要求派更多的干部出去看看,包括省市委书记、管工业的、管农业的、管财贸的,以及一些工厂企业的领导,目的是开阔思想,“看看国外有什么好的东西”,“联系自己作为借鉴”。1978年也是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的高峰,这一年共有12位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其中包括华国锋出访2次、4个国家,邓小平出访4次、8个国家。这些国事访问有着同一个目的,那就是了解各国的发展经验。邓小平对新加坡和日本的访问尤其专注于此。

中国封闭了20多年,除了少数搞外交、外贸和文化交流工作的人以外,绝大多数领导人都没有出过国,对于外部世界,特别是对西方发达国家不甚了了。对许多人来说,1978年是第一次走出国门看世界。这次出国考察,使中共高层官员大开眼界。没有想到当代世界现代化会发展到如此程度,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会如此之大。西方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也远远超出中国人的想象,与当时中国城乡居民的贫困状况形成强烈反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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