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凤城: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百年理论探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 次 更新时间:2022-09-30 14:36:24

进入专题: 中国共产党   文化发展  

杨凤城  
党的十七大报告郑重提出了“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意识形态工作推进到一个为“国家立心、民族立魂”的新阶段。2013年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在同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他又提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要求建设具有强大引领力和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规定为文化领域的根本制度。

   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并非放弃多样化的文化建设方针,更不是回归过去高度一元同质化的“一字长蛇阵”式的文化样态。在一个开放、联通、信息化的世界上,在市场经济带来的多元化社会中,不可能只存在单一的文化类型,不顾客观现实的盲目求纯最终会戕害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的生机。但是,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不加以积极引导和限制,任由多元文化自由生长,将会带来社会与国家、文化与精神的碎片化甚至撕裂。没有主导,不成方圆,没有多元,缺乏活力,一个有主导又多样化的“文化雁阵”是较为理想的格局。

   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如何看待和处理古今中外文化之间的关系,是走好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另一重要问题,其中,最具实质意义的是如何看待和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基础上,愈行愈显的尊西抑中、崇西贬中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主要思潮。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促使一些知识分子将拯救人类精神世界的目光投向东方、投向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而另一些知识分子则依然笃信西方以自由主义为灵魂的文化,笃定西方文明能够自我修复,中国的出路依然在“西化”。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将目光聚焦于俄罗斯,把新文化的希望寄托在同样源自西方但却是资本主义批判者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身上,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便出自这部分知识分子。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对待古今中外文化问题上的态度还是比较鲜明的。一是中国“固有文化”或“旧文化”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是维护封建宗法社会的工具,必须批判和改造。当然,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儒佛道共构,同时还包括法家、墨家、兵家、名家等各种思想流派,如果考虑到民间文化、诗词歌赋、笔记小说等文化形式那更是万花筒般复杂或曰绚烂。但无可争议,儒学是主体(虽然从孔孟到宋明儒学自身也在变化),孔子是象征。因而,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警惕主要指向儒学。事实上,无论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还是在延安时期,无论是激烈反传统的知识分子,还是后来的共产党人,他们对墨子的学说,包括其非攻、兼爱等思想和科学、逻辑学知识因素均大加赞赏。二是西方文化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是催生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学说。这种文化在资本主义制度处于上升时期曾起到积极作用,而且其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等思想比起中国封建旧文化具有先进性,但是,总体而言,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正在被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所批判和抛弃,社会主义文化代表着历史的未来,是最先进、最值得中国人民拥抱的文化。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明确而系统地阐述了对待古今中外文化的正确态度。中国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对于历史遗产要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即吸收其革命性、民主性、科学性等现代性要素,剔除其封建的迷信的尤其是禁锢人的思想与精神的落后要素。实际上,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新启蒙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便开始了明显的调整,即不再延续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激烈的几乎是全盘反传统的立场,而是在继承五四精神的同时,更多地注意到中国固有文化对于源自西方的各种现代思想的中国化意义,更多地注意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等价值观念,可以通过转化使其脱离原教旨并赋予现代国家、民族、公民、文明的新内涵。延安时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等号召,均离不开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党内的知识分子如艾思奇、陈伯达、胡绳、何干之等,尤其是陈伯达写了大量的评析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墨道法诸子的文章,毛泽东对此很关注,并同陈伯达、张闻天等人交流意见。总的来看,这些评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所得结论是比较深刻的(虽然有过于机械地贴阶级标签之嫌),尤其对传统文化内含的唯物思想与辩证法思想因素、对儒学义利观与知行观等方面的思想提出了许多进行现代转化的设想。由这些讨论也可以看出,党在学术领域、在专业讨论中的客观理性。当然,面对全社会发言时,毛泽东等领导人还是着重言说传统文化的封建落后性,要求人们保持警惕和批判。这种态度当然和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毕竟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被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利用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至于对待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现代文化,总的态度是吸取其一切进步的有益的成果。当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对待西方文化不可能不持一种总体的批判态度。实际上,处在战争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对国外现代思想流派、文化思潮并不十分关心和了解,因而,主要是一种宏观立场的宣示。

   新中国建立后,革命时期形成的对待古今中西文化的态度基本上延续了下来。当然,由于文化转型与重建的迫切需要,加上西方对新中国的敌视政策,因而一段时间内,存在把西方文化简单地视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文化而加以拒斥的偏向,对“我国文化遗产中的有益成分,有粗心大意一笔抹杀的倾向”,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做出纠正。1956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集中讲了如何正确处理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问题。他一再强调,外国的一切科学原理和长处都要学,但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同志重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立场,而且在1958年“教育革命”中,还高度肯定中国历史上的教育思想尤其是孔子的思想。1960年12月在接见外宾的一次谈话中他又强调,“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谈话表明,毛泽东同志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到1964年毛泽东明确概括了对待古今中外文化的正确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当然,受“左”的阶级斗争思想影响,在文化建设实践中,对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和西方文化批判、警惕有余,吸收、转化不足的倾向一直存在,及至“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极端的文化虚无主义,其教训是深刻的。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待古今中外文化的态度回归正常并日趋体现出与时俱进的特征。改革开放的目的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放的重要内容是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此背景下,学习、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先进成果的认识重新得到重视。然而,时代不同了,同样的语汇所表达的内涵也不同了。毛泽东同志在20世纪50年代论此,重点指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而改革开放到来后,其重点自然是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于是现代化与西方或西方化就有了纠缠不清的关系,反映到文化上就更为复杂,西方文化等于现代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社会的一般认知。但中共中央领导人还是明确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反对“西化”是重要的政治任务和意识形态任务,反“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防范之举。但是,文化成果本身结构极为复杂,意识形态与知识探索、政治倾向与学术创新、审美偏好,在很多时候很多问题上纠结在一起,无法简单处理,改革开放前文化过度政治化的教训又十分深刻,这一切导致中国共产党只能在该问题上表明原则立场,不可能有更具体的论述。于是,西方文化与学术成果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成为主角,文化现代化在很多知识分子看来就是拥抱、吸纳西方文化。

   与此密切相关的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文化大革命”对待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必须抛弃,客观科学地对待文化遗产的理性态度必须确立。但与此同时,党内外还有另一种共识,即“文化大革命”中的诸多做法与封建主义传统密切相关,表面的激烈反封建传统掩盖了实际上封建传统的改头换面、登堂入室。因而,当代中国依然需要批判和清理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由此,便不难理解,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中国共产党虽然支持学界和社会客观公正地看待传统文化,但主要意义还在于还其历史本相、还其博物馆“古董”价值。

   然而,随着西方文化的大规模涌入,随着西方文化等于现代文化的认识日益扩展,加之“自由化”思潮(这一思潮是政治的同时也是文化的)日甚一日,中共中央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逐步调整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其表现是,在以往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的基础上越来越重视其“民族性”意义,即传统文化对于当代中华文化的根基与母体意义,对于中华民族认同、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的意义。1990年1月,主管文化宣传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关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若干问题》的长篇讲话,指出:“我们的民族文化是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它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繁衍、统一、稳定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都起到了不可取代的巨大作用,有着超越时代的深远影响。”讲话有针对性地指出:“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目的不是用它来取代本民族的文化,而是为了丰富和发展我国的民族文化。”讲话提出,对待传统文化不能以今天的标准去苛求,苛求必然带来虚无主义。要看到传统文化具有阶级性、时代性的一面,但同时还有超越阶级和时代的另一面。讲话要求在舆论氛围、资金支持、学校教育中弘扬民族文化。李瑞环同志作为党的领导集体的成员发表如此长篇幅的专门讨论中华传统文化问题的讲话在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它标志着党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和态度的巨大调整,弘扬传统文化成为明确而坚定的方向。

   进入新世纪后,弘扬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重视,2006年出台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设有“民族文化保护”专节。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还提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如此定位,在党的历史上是首次。

正是在上述认识与实践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针。可以说,在党的历史上,习近平同志是论述传统文化频率最高、评价最高、价值期望也最高的政治领袖。他指出,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立足当今激荡世界的根基、最重要的文化软实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含有的“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这些评价是全方位的且是实质性的,不同于笼统的称赞和欣赏。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对传统文化取礼敬态度、具兼收并蓄的胸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一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中国共产党   文化发展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6862.html
文章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