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在我国小说创作史上的划时代的意义也在于此。当然，还有他坚持“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的现实主义创作的美学理想。）所以，作者的思想、经历、家世等是从来不在考据范围之内的。《三国》《水浒》《西游记》《金瓶梅》，哪一部小说不是作者弄不清的？或者有哪一部小说的作者是被乾嘉学者认真考据过的？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上作者是谁，是个怎么样的人，与关云长、李逵、孙悟空、西门庆都没有什么关系，反正这些人物原型，绝不会是作者自己或他家里的人。以为只要关涉作者及其家事情况的话，都会被看成重要材料，都不会被“弃置不顾”，这是把“五四”以后才有的新观念，甚至是今天的文艺创作思想加到乾嘉时代的人的头上去了。乾嘉学风对红学不是没有影响，而是影响很大。只是因为时代的传统的思想观念的局限，使他们想不到小说还能写自己，曹雪芹竟敢暴露自己家庭的种种丑闻（虽则都是变了形的、以假存真的），总以为是写别人的事，因怕得罪人，故将真事隐去。这样，他们一开始就落入了“迷津”，于是以为写顺治皇帝和董小宛爱情故事、纳兰明珠家事、金陵张侯家事、和珅家事、傅恒家事、宫闱秘事等主张纷纷提出，不一而足。在这方面他们还真引了不少史料，作过一番站不住脚的考据。“五四”前后，西方文化迅速传入，小说观念、创作观念都革新很快，对《红楼梦》的理解，才得步入正路和加深。乾嘉学风的积极面也因此而才得在红学中得到充分的发挥；于是有了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等一批学者考证《红楼梦》的可喜成果。

　　

　　 我说这些是为了说明欧阳健的想象存在着根本性的错误，他以为清代会有人去冒充“与雪芹同时人”而宣称“事皆目击”，不管是不是所谓假托脂砚的刘铨福。不，没有人会这样做，因为没有人相信书中所写是作者自家事，根本不存在想证明这种关系的需要，造出来又能吸引谁呢？程伟元说的“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是指大家迫切需要读到这部写得妙极因而可卖大价钱的奇书，但并不关心作者是谁，所以“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红楼梦序》），连程伟元自己也清楚。由于书只有八十回，大家非常想知道八十回以后的故事情节，所以有清一代凡伪托原著的都是各式各样的续书，手法也笨拙得可笑，如书前加“雪芹母札”或干脆叫《林黛玉日记》之类，而绝没有另造前八十回文字或伪托知情者加批语把书中所述与作者经历、家世联系起来的事，因为红学中这种看法还没有形成。孙小峰读甲戌本，并没有不信其为“真本”，也没有怀疑刘铨福所说的“脂砚与雪芹同时人，目击种种事故，批笔不从臆度”（这些都是可以从脂评中知道的）的话，却熟视无睹，并不觉得它特别重要，其原因也正在于此。因为他头脑里装着的还是纳兰家事。

　　

　　 （关于文字与脂评问题的评说，待续。）

　　

　　 （《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3辑）

　　

　　 [1] 就是这一点，也不是欧阳健的发明，冯其庸先生早在1980年6月在美国举行的红楼梦国际研讨会上，在讨论甲戌本的论文里，早就指出甲戌本玄字不避讳的问题了，他的论文发表在1980年第4辑《红楼梦学刊》上，也发表在周策纵先生编的《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集》上，题为《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凡例”》，后来又收进他的论文集《梦边集》里，这早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欧阳健却似乎了无所知，把这个“玄”字不避讳的事当作自己的惊人发现而大讲特讲，这样的“学术研究”不有点令人惊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