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跃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资本的内涵与性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7 次 更新时间:2022-09-29 00: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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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跃国  
历史事实表明,这种担心绝非杞人忧天。我们看到,尽管这一时期不乏调整纠偏,也有“三线建设”等神来之笔,但在总体上明显被束缚于罔顾条件、脱离实际的“社会主义”的抽象的观念之中,所谓的调整纠偏也仅仅局限在公有制范围内体制机制的调整调节。因此,从“大跃进”到人民公社化,从“反右倾”直至“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表面上看是因为对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中心任务判断错误,深层次原因则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完全背离。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也表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其实在出发点和根本目的上并无二致,阶级斗争是要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也并非改旗易帜,本质差别还是出在对资本、市场、所有制这些范畴的认识方法上。马克思强调经济范畴的规定的历史性、条件性,我们在这一时期则极端固化这些范畴的抽象性、主观性,从而不断离开经济基础,把希望寄托在上层建筑领域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的各种“革命”。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主观条件固然不可或缺,“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42但是这个“人”不是抽象的天马行空式的自为体,而是马克思强调的“社会的个人”,“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43总要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来创造自己的历史。过于强调主观因素,凝固于空洞的社会主义的抽象概念中,资本这个带有强烈的资本主义色彩的怪物,当然就不可能再有任何立足之地。

  

   第四,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就不可能再关起门来自我循环,必须置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资本、市场、技术、劳动等经济范畴,对这些现象及其内外联系进行全新的理论概括和政策设计。“既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形态的资本。”44既然产生了各种形态的资本,就必然要求创新资本理论,书写新时代的资本论。从四十多年的理论探索进程看,这是一个艰难而拧巴的历史命题和时代之问。一方面资本现实问题不容回避,亟待做出理论安置;另一方面逻辑堵塞,资本与社会性质的关系成为高度敏感的选项,难以决断。总体上判断,对待资本问题,当前我们的政策、制度、实践走在了理论前面。如果说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落后于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那么资本理论相对于资本治理实践则更加滞后。从制度和治理看,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破除所有制问题上的传统观念束缚,认为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工具,是发展经济的方式和手段,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利用各类资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逐步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出并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45而从理论建构和理论创造看,我们对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资本与社会主义的嫁接和粘合、资本的演化规律等重大问题还没有提出系统的理论表达。已经获得的制度和实践创新成果,当然也是在认识不断突破的基础上达成的,但是这些认识更多的还是基于对资本的功能、作用等的现实需求,尚未触及资本与社会性质的关系等深层次逻辑和关键性议程。

  

   第五,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资本性质的理解逐步深化,对资本作用的认识更趋全面,对资本规律的把握更加深入,对资本运行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46特别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部署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和边界,把“两个毫不动摇”写入党的重要文件,并对各类保障资本健康发展的法治环境和市场环境建设做出了规定。这进一步反证出,资本现实和资本治理实践一马当先,而资本基础理论却步履蹒跚,系统的资本理论建构越发成为当务之急。

  

   实际上,对如何分析和理解资本这个范畴,包括生产、劳动、交换等政治经济学的简单规定,马克思都在方法和逻辑上作过深刻的阐释。如果我们理解无误,他反复强调的不过是抽象一定要上升到具体,任何抽象的规定包括适用于一切时代的最简单的规定,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要理解它们蕴含的“实际上真实的东西”,只有将其重新置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一定的社会形式,否则“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这样看来,症结在于我们自己陷入了这些规定的抽象化或绝对化的迷雾中,把马克思对特定社会形式下资本范畴的概括,当成了他一直坚决反对的“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的教条。马克思曾讽刺“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47(这里是指规定上的本质差别),他不会想到,有时候他的信奉者和继承者也会犯同样的错误。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资本的内涵与性质

  

   如上所述,马克思对资本的本质、特点、运动规律的深刻分析,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遵循他一贯坚持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这些规定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资本具体。他并没有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的规定性,那也不是他的历史任务。现在的“哏”是我们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的具体规定视为一般规定,而对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的具体规定失去了新的抽象分析能力。马克思在分析“生产”范畴时特别指出,“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但是,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48这里很明显是强调社会发展阶段和一定社会形式对同一个一般规定产生性质差别的决定作用,因为任何经济范畴都“只能作为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既定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在”,“范畴可以在发展了的、萎缩了的、漫画式的种种形式上,总是在有本质区别的形式上,包含着这些社会形式”。49那么,资本来到社会主义社会,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会保留哪些规定,又会产生什么本质的差别?

  

   首先,资本作为生产工具,“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社会形式、任何生产都离不开资本。资本的生产要素属性属于一般规定,是一切时代共有的,“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所共有的”。50对此,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也不能例外。另一方面,资本作为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具有保存价值的功能,在生产过程中,它通过劳动再转化为产品,把保存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在产品价值的形成中承担重要职能。按照劳动价值理论,资本当然不创造新的价值,但是它保存和转移价值的作用对生产和再生产来说必不可少,这种保存和转移能够不断形成新的使用价值,变成新的产品,满足社会新的需要。这就是说,资本还充当了产品形成要素,这个属性在所有类型的生产中也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缺了资本这个产品形成要素,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就无法进行了,社会也就停滞不前了。这是认识资本的常识性要求。

  

   第二,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资本的外延大大扩展,资本范畴的内涵规定性也就相应地大幅缩小。“现阶段,我国存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各种形态资本”,51这与改革开放以前公有制单一结构明显不同,也与资本主义社会私有资本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结构存在根本差别。从形式逻辑上说,资本范围即外延增大,构成资本范畴的规定性内容即内涵必然减少。从现实条件看,这种在社会主义社会规定下形成的主体多元化的资本结构,显然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运动的条件,“使‘生产工具’、‘积累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已不复存在。在这个结构中,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包括国有控制的混合资本应当理解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从应然性来说,它们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动机不是生产剩余价值,而是把产生的经济剩余作为社会所有的公共积累,满足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民营资本、外国资本当然不会以此高自标置,但它们逐利的本性显然会受到约束和限制,况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们希望展示的运动规律必须通过竞争和互相施加压力才能实现,正是由于这种竞争和压力,各种偏离反而会得到纠正甚至互相抵消,类似恩格斯提出的“历史合力”产生的平均效果。更重要的是,我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国有资本保持着竞争力、控制力和影响力,也就决定了社会总资本的一般性质。马克思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52这样看来,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各类资本在互相交错、相互冲突中可能会表现出共同的比较简单范畴的趋向和特点,无限回归生产工具、积累的劳动的一般规定。

  

   第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的存在和发展是以雇佣劳动作为前提和条件的,“只是由于劳动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生产资料采取资本的形式这样的前提——也就是说,只是由于这两个基本的生产要素采取这种独特的社会形式——,价值(产品)的一部分才表现为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才表现为利润(地租),表现为资本家的赢利,表现为可供支配的、归他所有的追加的财富”。53但是在我国现行条件下,作为产业工人(也包括服务业从业人员)主体成分的“农民工”已经与马克思意义上的雇佣工人不可同日而语,土地公有制保证了每个农户(农民)都有承包地和宅基地,拥有相应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个鲜明特征就是‘亦工亦农、亦城亦乡’,亿万农民可以在工农之间自主选择、自由转换,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进退有据”。54同时,我国已经建成覆盖全民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且还在持续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兜底救助体系,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55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动人民的劳动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与马克思描述的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一切生存保障,只能成为自身的出卖者,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的雇佣工人相比,56在主体性、自主性方面存在天壤之别。私有资本当然不会自动改变追逐利润(剩余价值)的动机和目的,但是面对条件和性质迥异的社会现实,它必然要在自身目标和约束条件,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增殖资本价值之间做出权衡取舍,被迫适应现实的社会形式和生产方式,甚至充当“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更多展现出作为生产工具、积累的劳动的一面。

  

第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不断强化和深化了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限于本文内容,这里无法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合法性、必然性,而只将其作为既定的前提和条件),资本要在市场竞争中保值增值,仅仅依靠传统的积累和集中以扩大生产规模的方式已经难以为继,根本出路在于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只要市场竞争是公平的,资本之间就会竞相采用先进技术,改善经营和管理,加大人力资本投入直至建设面向需求的企业文化,从而推高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对产品数量增加和质量提高的贡献,在客观上发挥出推动社会生产力进步的重要作用。更进一步看,现代经济所要求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有机衔接和循环流转,确实是在资本的整合、催化、拓展下得以实现的,资本成为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催生新的生产要素并使要素趋向优化组合的催化剂。如果抛开利益分配问题,仅从生产领域观察,资本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方面不由自主地也会显示出“伟大的文明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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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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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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