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立法法明确规定诉讼问题只能由中央立法规定，案件管辖不受行政区划限制，人民法院的审判除特殊情况外，只能适用全国性法律，各级各地法院的裁判均在全国有效。但我国有7000多个地方法院、检察院，近20万名法官、检察官，全部由全国人大产生、选举和其常委会任免不现实。宪法规定按照人大制度设计，地方各级法院、检察院分别由同级人大产生并向其负责，其法官、检察官亦由同级人大或其常委会选举、任免。如何理解和处理并在学理上阐释清楚司法权中央事权属性与产生、负责、任免的“地方性”之间的关系，需要加强研究，推动司法体制理论的重大创新与突破。

　　 其五，互联网时代我国在许多方面实现了“弯道超车”，其中在世界已处于领先地位的数字司法、智慧法院、互联网法院等，必将在世界司法格局中和人类司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甚至引领世界未来司法潮流。互联网法院是人类司法史上信息化背景下具有时代意义的创新，开辟了司法的新境界，具有里程碑价值，在司法理论、司法制度、司法原则、诉讼程序、法庭形态、审理模式、裁判规则等方面，有一系列适应互联网时代特点的重大创新，尽快研究形成系统的互联网司法理论已是燃眉之急。

　　 最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全力推进，法治领域的“中国问题”“中国特色”层出不穷，几十年的法治实践创造了丰富的法治经验，也遇到了许多用传统法治理论无法解释、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完善传统理论体系，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势在必行。这一理论体系应当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突出以下几个基本特点：其一，政治性。坚持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其二，实践性。从我国新时代伟大社会变革实践出发，以解决当代中国法治问题为着眼点和落脚点。其三，时代性。紧扣时代发展脉搏，充分体现数字社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其四，传承性。吸收借鉴中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现实国情紧密结合。其五，开放性。以宽广的国际视野，统筹国内法治与国外法治协调发展。借鉴但不照搬外国法治理论研究成果。

　　

　　 （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