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成飞 邓雨:近代中国留美学生与马克思主义——基于学生群体角色的初步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8 次 更新时间:2022-09-28 00: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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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成飞   邓雨  
身处这一时代变革中的部分留美学生,却在马克思主义已为时代潮流,中国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迈进的历史关头,选择成为观望派,甚或逃避派、反对派,显然没有跟上罗家伦所谓的“一股浩浩荡荡的世界新潮”——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大潮,更没能“架起帆桨做一个世界的‘弄潮儿’”。86因为从根本上讲,“一部历史的传衍递嬗,多半是由于文法的两种人所主动的,文学家,思想家事前鼓吹,从事于心理建设的工作。然后政治行动家,擘划经营,领袖群伦,做改良或革命的实际运动。至于农工二者,只是受了前二者吩咐,做比较刻板的稳定的工作”。留美学生群体多数是专心做“比较刻板的稳定的工作”的代表。87在中日战争之时,以留美学生为主体的学术精英——《独立评论》同人,在不得已以专家身份介入实际政治时,仍时时以“出山要比在山清”自警,提醒自己应以社会自居,发挥“一介之用”。

  

   六、余论

  

   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学习西方、崇慕西学是世界进入工业文明之后,中国竞争失败、“学不能竟”的必然结果,也是国人的现实选择。于是国人大量引译学习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据统计,1912年—1940年,中国1 / 4以上的译作是西方的文学著作,另有1 / 3以上的译作是关于社会科学和历史之著述,而特别重要的是关于意识形态的著作。如果就近代中国四百年之历史来观察,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近代中国译作中占主要地位,其比例达70%以上,而自然和应用科学仅占27%。88其中,不少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俄文著作也被翻译引进,这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进一步启发了青年学生群体批判窳败现实,改造社会政治的强烈兴趣。国民党元老邹鲁对此忧心忡忡地表示:“近年来,国人翻译社会科学外籍,只趋时髦,全无计划,所翻译的,多属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著作,弄得一般青年的思想,一谈社会问题,惟知阶级斗争;一谈政治问题,即思无产专政;一谈经济问题,便以为舍唯物史观、剩余价值之外,再无其他学理”。89大量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进入中国主要是由于中国知识群体的社会政治改革动机,而非知识界简单的遣兴怡情,它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国社会的需要和兴趣——中国社会亟待改变以适应世界大潮,它是中国知识群体对西方知识体系的选择性接受和趋势性认同。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国共双方势力消长而渐渐分出胜负之际,中国知识分子的态度开始转向。一些知识分子已丧失对自由主义的期望而加入共产党,就连一些坚定的自由派也因为美国支持腐败残暴的国民党政府而开始倒向共产党。1948年6月,美国《纽约时报》调查显示:“北平各学校显示赤色倾向”,“百分之七十学生拥护共产党——教授亦转变”,“北平一万多大学生一年前约有半数倾向共产党,这个比例到今年暑期已增加到百分之七十,教授中亦很多赞成共产党。有大部分教授本来稍倾向政府的,现在亦憎恶政府,已准备接受共产主义”。然而,即使在国共势力消长如此明显,多数知识分子态度已然转变的大背景下,部分已回国的留美学生在政治上仍有自己的坚持。当时对曾留美的知识分子的调查显示,“主张政府消灭共产党的占百分之十八,主张共产党掌政的占百分之二点七,主张组织联合政府,包括中共和其他各党派的占百分之五十一点一”,而有关自由主义者目前所应取的态度一项中,“半数以上留美学生主张中立,百分之三十九点七主张组织第三种力量,主张不采取政治行动的仅约百分之十”。90在70%以上的北平大学生和教授都转向共产党的同时,当年的留美学生知识分子中,尚有一半以上主张组织联合政府,而主张共产党掌权的仅有2.7%,这种表现和心态甚至比教会学校的师生还要保守。

  

   1949年年初,北平一所教会学校的师生进行了一场有关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与中国革命问题的大辩论,这一辩论通过问答的方式得出了相应之集体结论。一位亲与其事的西方教员对此作了详细记录:“问:共产党太严厉了吗?答:不,是反动派太危险!”“问:中国农民是中国总人口的80%,为什么他们不能领导革命?答:他们是小地主和小资产阶级”,“问:如果知识分子不能领导(革命),马克思和毛泽东怎么能够做到?答:因为他们改变了他们的想法”,“问:共产党能够领导革命吗?答:可以,因为他们纪律严明”,“问:共产党会像国民党一样腐败吗?答:不,只要他们代表无产阶级”。91此材料生动地反映出,哪怕是深受西方价值文化浸染的教会学校师生,也已经开始倾向于共产党的接管和治理。比较起来,留美学生仍较难转圜,他们大抵陷入了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他们的身份“对国民党来说太自由化了,而对共产党来说又太保守了,对两者而言又太民主了”。92新中国成立后,这批知识分子在以批判“崇美、恐美、亲美”思想为核心的改造运动中成了重点群体。

  

   新中国成立至1955年11月,回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多达1536人,其中从美国回来的1041人,占比68%。93该群体和1949年以前已回国的留美学生成为新时代的新公民,从世情阅历和年龄结构上说,他们往往成为美国文化价值的典型代表,也是其时中国科技思想文化的有力影响者,然而他们整体上对马克思主义仍较为陌生,尤其以先前回国的“老留学生”犹然,可说仍较疏离。周恩来曾指出,“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采取了保留态度甚至反对态度”,如“拒绝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94这一现实使留美知识分子之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一时没有获得充分信任。《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承认,党内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变化估计不足,“不按照他们的实际工作和政治立场把他们看作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不了解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的亲密联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因而同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隔阂”。95曾经游学美国,时任中共高级领导的张闻天亦言:“我们对大知识分子是否信任?……我看对到过美国、英国的就不够信任,肃反运动以来对他们就更加警惕。”96

  

   1955年1月,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说:“(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同马克思主义缺乏联系。他们头脑里有一大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偏见。他们还处在资产阶级思想,尤其是从美国人那里继承而来的思想的影响之下。”毛泽东说,中共中央制定了计划,用一年的时间,“准备在科学、艺术、文学整个基本方向上,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树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97当然,党组织也充分认识到对留学回来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绝不能采取简单粗暴、强制的办法,而是要做“耐心细致”的工作,“不能企图上几次课,开几次会,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间形成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不能强迫这些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98然而,碍于这一群体政治身份的不确定性,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对知识分子政治运动式批评造成的挫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新政权与知识分子之间的隔阂仍然存在,年老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欧美归来之老留学生心中“所苦闷、所焦虑、所痛心、所希望解决的迫切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回应。这反过来又导致他们对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因不敢或不愿关心而消沉。不少老留学生具有“不同程度的作客思想”和被冷落的感觉,对自己的前途估计不够,99甚至“闲的发慌”。100他们多少感觉到党对他们“尊而不亲”,“敬而远之”,或者是“客气有余,亲近不足”,有些留学生为此将所有英美书籍束之高阁,“生怕人说他政治上落后”。101这一现实既影响了该群体自身的发展进步和对国家社会的贡献,也在一个时期内型塑了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地位和社会身份。

     *本文系全国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自主选题项目“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社会转型与成就研究”(项目编号:中宣干字2020862)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美]叶维丽:《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1900—1927)》,周子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5、43页。

   ②王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6—97页。

   ③ 有关中国在美留学生人数问题,历有争议。据美国青年会之调查,清亡之前,中国在美留学生数超过700人。至1924年时,约2000名,仅次于南美洲各国留美学生总数,其数目超过日本留美学生一倍。其时,全美之外国留学生总数约1万人。参见《留美学生之调查》,载《申报》1924年4月28日,第14版;《留美中国学生之调查》,载《申报》1925年1月28日,第11版。本文所谓之“清末民初”,约指科举停废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该时期中国留美学生较为集中而群体特色鲜明。

   ④陈力丹:《世界新闻传播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页。

   ⑤[日]田内树、石川康弘:《青年们,读马克思吧Ⅲ:马克思和美国》,鲍忆涵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9年版,第70—71页。

   ⑥[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2—73页。

   ⑦像张闻天这样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并成为中共高级领导的留美学生少之又少。一方面,张闻天笃信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他具备长久的留苏经历和知识积累,而非只有短期的游美经历。

   ⑧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页。

   ⑨另需说明,本文无意推导中国留美学生疏离马克思主义的“原罪”,只是客观而整体地分析两者关系的事实、原因、走向及其影响,这一分析与留美学生对国家的感情无涉,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回国的留美学生在思想上已经有了很大改变,和“老留美学生”有不同之处,亦可见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⑩[美]罗伯特·D·卡普兰:《成败落基山》,贾丁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34页。

   11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7页。

   12相关问题可参见杨天宏:《中国非基督教运动(1922—1927)》,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6期。

   13章开沅、余子侠(主编):《中国人留学史》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110页。

   14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6页。

   15北京清华学校(编):《游美同学录》,1917年,转引自章开沅、余子侠(主编):《中国人留学史》上册,第293页。

   16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中华书局1927年版,第245页。

   17《中国留美学生出身教会大学占百分之四十》,载《申报》1947年3月11日,第5版。

   18桑兵:《教会学校与西体中用》,载《中山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19[英]韦廉臣:《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报告》,转引自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86页。

   20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12页。

21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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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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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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