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成飞 邓雨:近代中国留美学生与马克思主义——基于学生群体角色的初步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2 次 更新时间:2022-09-28 00: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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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成飞   邓雨  
如高等专门者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63日本学者亦发现,清末中国留日学生中,能够读满三年而从大学或专门学校毕业者十不及一,许多读了一年半载就回国了。64这种蜻蜓点水式的留学,自然和留美学生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和认同相差甚远。

  

   久居美国的留学生,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也为美国社会广泛接纳。其间虽有美国政府之国家利益考量——给予留学生一种被接纳后的社会认可,与此对应的则是中国留美学生的热情回报。美国人“对各国留学生在生活上和学习上,并无多大歧视,因此,绝大多数留美生对美国抱有友好感情”。65宋庆龄后来回忆起她留美5年的感受时说:“我在美国度过我的青年时代,受过美国伟大的民主传统的熏染,它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伟大的力量之一,它的文化成为我所接受的教育的一部分。”66顾维钧甚至这样描绘美国价值对中国留学生的影响:“中国革命的领导人成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亚洲大陆上的第一个共和国。他们的理想是被美国伟大的政治思想家点燃,他们的教育来自于高尚无私的美国传教士。他们的灵感来自于美国民主的实例。”67颜惠庆在1909年第5届美东中国留学生会年会上亦说:“这些年轻人在广袤的太平洋上架起了一座桥梁,通过这座桥梁,美国的知识、美国式的理想、美国的制度、美国的发明以及美国的制造业都在或者都将流向中国。这些年轻人是中国未来的领导人,他们对这个国家的喜好和政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这些满怀美国价值观和美国式理想的人,会把这些理念在他们的同胞中传播出去。”68在这种情况下,宣扬激进主义者往往被视为异端而遭到抵制。

  

   20世纪20年代末,《留美学生月报》因刊登讨论中国政治,批评美国,甚至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章《中国的农民运动》《国民党的理想主义已经死了吗?》《共产国际评估南京政府》,以及美国共产党领袖厄尔·布劳德(Earl R. Browder)所作之《美帝国主义,中国独立之敌》,而引来了留美学生之间的一场风波。1930年1月,留美中国学生总会理事会经过投票罢免了超桃社69成员——《留美学生月报》编辑胡敦元和留美中国学生总会的女主席虞之佩(美国共产党员)之职务。胡敦源的“罪名”是“故意转型红色编辑方针”,虞之佩的“罪名”包括:“非法利用留学生会的美名进行红色宣传”等。70而超桃社的领袖施湟(美国共产党员)后来也被迫离开美国去了莫斯科。30年代初,在美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工人中大约有50位中国共产党员,就留美学生群体的整体规模而言,自然是很少数的。71

  

   陈寅恪批评留美学生说:“今之留学生,动以‘耶教救国’为言,实属谬误。”72可见留美学生整体上倾向美国主流价值则应是事实,甚至不少学生本身就是基督教信徒。统计资料显示,1917年已经有六百多名留美学生加入基督教团体——北美中国学生基督教协会。甚至有统计数字称留美学生中,差不多有1 / 4是接受过洗礼的基督徒。73该群体的学生声称:“在这片自由与解放、进步与生命的土地上,我们身为学生每天必须用一定时间来学习伦理原则、道德和高尚理想等这些在取得、保持和维护美国的进步成果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的因素。”74留日学生群体则不然。日本人虽亦明白:“负笈东来之留学生……将来前途皆未可限量者”,然而日本人“平素对彼等之待遇,实多值得遗憾。连宿舍之女佣及商店之伙计,亦持冷骂冷笑态度”。因此,留日学生非但感情上和日本疏远,而且“学成归国之后,殆成排日之急先锋”75,这和留美学生亲美信美适成对照。

  

   作为一个群体,其主体的选择性是由主体所坚持的价值观所决定的,这一选择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价值选择性。长时间潜移默化的美式教育和相对友好的教育环境,使留美学生这一群体在整体上倾向于美国主流价值,认同美国主流文化,虽然此刻在美国也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介绍,甚或社会主义的实践,但这显然只是支流。留美学生群体因思想上接近美国之主流价值而疏离马克思主义学说。

  

   五、留美学生与近现代中国社会政治发展

  

   留美学生倾向美国主流价值而疏离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选择,对近现代中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学生思想上倾向于实用之学,现实地推动了中国科技科学的发展,也部分地宣传了科学、民主新文化思想;另一方面,学生群体整体上忽略对社会根本改造的追寻,最终不仅不能引领近现代中国的前进方向,反倒成为新时代大潮的跟班人和观望者。

  

   首先,留美学生率先提倡科学,并身体力行推进了中国科学的进步和发展。1914年,中国留美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兴国主张。新文化运动以后,留美归国学生在传播、建立和发展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群体也成为现代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和主导群体。在群星璀璨的西南联合大学的179位教授中,97位曾留美求学,5位院长则全为留美博士。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出81名院士,其中有留美经历者49人,而以自然科学为专业者有34人,占比41%。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1957年和1980年共选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400多名,其中留美出身的科学家有235名,占比50%以上,更不乏像竺可桢、胡刚复和叶企孙等佼佼者。从近现代中国历史的长远发展过程可见,当年的留美学生,俨然成了新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的主力军。76

  

   留美学生的科学、民主思想来自美国,亦是源于他们对美国主流价值的认可,而这也促进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和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和进步。在不少留美学生看来,美国的宪法、政党及竞选等都是美国主流价值的体现,都是积极进步的。他们大量发表文章,创办期刊介绍和评论美国的民主政治,在日记、著作、演说中对美国民主政治的进步价值倍加推崇。胡适读美国《独立宣言》而感叹:“细细读之,觉一字一句,皆扪之有棱,且处处为民请命,义正词严,真千古至文。”77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等留美学生也为新文化运动中之科学的世界发展进化观、全面的人的解放民主观、进步的文化改造观而呼吁,大力宣传和践行科学、民主思想,并逐步发现了真正的、大写的人。《独立评论》周围的大部分留美人士进入了国民党政府,形成有一定影响力的“英美派”,也对传播西方现代价值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比较来看,留日学生群体始终是新文化运动的主体,掌握着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反倒是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吴宓、梅光迪、胡先骕、汤用彤等“学衡派”成了近代中国的文化保守派。

  

   另一方面,留美学生埋头实用之学,立志科技救国的同时,相当一部分学生忽视了社会科学的学习和社会改造的志向,科技救国之长适成其思想救国之短,缺乏对民族国家发展彻底长久规划及引领,势必成为社会改造潮流的追随者而非开拓者。早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有留美学生自我反思留美学生群体对社会政治理论没有兴趣之弊端时说:“政治家今日中国所最当有者也”,认为政治家可分两种:一是政治理论家,“其议论可新国人之耳目,其学识可解国中之难题”。二是政治活动家,可处理内政,办理外交,维护祖国尊严,促使国家民主、富强。这种人物如果多了,中国则可“自第二、三等国而变为第一等国”。78然而,客观之情势是自20年代起,留学英美的“镀金”派在科学、教育、学术上明显占优势,但在思想文化界仍然是留学日本的“镀银”派更占优势。胡适解释说:“晚近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其主动力,多出于东洋留学生,而西洋留学生寂然无闻焉。其故非东洋学生之学问高于西洋学生也,乃东洋留学生之能著书立说者之功耳。”胡适以此认为,中国的留学政策是失败的,“一国之派遣留学,当以输入新思想为己国造新文明为目的”,然中国之留学“一误于政府教育方针之舛误;再误于留学生志趣之卑下”。因为这一群体多数人“志不在为祖国造新文明,而在一己之利禄衣食;志不在久远,而在于速成”,其影响也就一路一矿之微。79梁启超则归结于西洋留学生群体对西学在中国的发展运动参与不够、推动不足:“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以至于西洋留学生与国内思想运动疏离,西学“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坚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80

  

   对此问题论述尤为精深的反而是美国人。1911年,美国人约翰·格赖安歇明发表《论中国留美学生》一文,他明白指出,“中国政府之所以遣少年人负笈来学,惟有一简明而无可疑之目的,使此辈少年习有用之学,归即用之耳。是以中国少年见有学问,必先辨其实用之有无,凡表面上足以见其有用之学问,则中国少年必立取而有之。于是其余之学问,中国少年遂亦弗问”。他对此表示异议,“然其余之学问,其功用不易见者,其价值或反过于此辈所得之学问也”,因为美国科学的核心亦不仅仅是实用之学,而是源自于继承和发扬欧洲诸国之长的“合群之功效”。他冀望中国留美学生应有国家民族观念,“学成归国之后,当自思为中国之公仆而力为大局谋进步。今在美国求学之际,亦不可不自命为中国公仆而事事为中国谋大局计也”,“新中国固深望此辈,有学识之少年能改良其政治,能保护其国人之生命财产,能改良其司法机关,能颁行一绝佳之赋税制度,能改良其败政……而其尤要者,则振起其国人之爱国心,使蓄最高尚之国家思想,而为其国家谋进步焉”。他并且要求“中国少年”归国之后应有足够之气魄,“以先觉觉后觉,执炬前行,在中国进步之路大放光明,俾其国人得尾缀其后以达乐境也”。81约翰·格赖安歇明因担心中国留美学生“仅得美国学问之皮毛”——“实验之学”而极力主张学生应该放宽眼界,立足久远,关怀家国天下,为中国未来发展之百年大计计虑,实为不易之论,又为见识极深之观念,其识见气魄有大过人处,或超越其时多数国人之上。

  

   此后,长时间游学美国的陈寅恪亦谈及留美学生之弊:“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而此时的留学生不尚形而上的高深学问和精神道德,“皆学工程、实业”,“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陈寅恪认为,“实业以科学为根本”,留学生“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更严重的是,“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而若专以谋“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82可谓一语中的。留美归国的学生虽然具备一定的自然科学基础,为近代中国之科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其群体未能成为美国人所期待的美国精神在中国的代言人,或是中国学术与教育界、实业法政界的精英人物,亦未能左右中国发展的方向,甚或“回避政治”。83直到20世纪30年代,国人才逐步认识到:“我国的民族意识,非常薄弱。我们要复兴民族,使人人均对政治感觉兴趣,那末,我们就需要政治教育,需要办理比较完善的文法科。文法等科是比较自由的教育,从这里,我们可以造就出民族的领袖,以复兴中国”84,而非只是供政府驱使的“专门实用”人才和“苦力”,甚至“不会思想而只知劳作的马牛”。85

  

由新文化运动开启的中国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演进中,马克思主义学说逐步取得主导地位,以其为指导思想而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历经28年的革命实践后创建了新中国,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和方向。然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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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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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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