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士杰:王亚南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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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士杰  
而现在则还在封建制度的解体过程中。”41虽然封建制度迄今不能完全解体,但“这种经济与殖民地经济通是属于(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或可说是现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下之一派生经济形态”。42

  

   值得一提的是,“计口授田以扫除阻碍农村生产的封建残余”不是王亚南的个人想法,而是“人民革命政府”无法推翻红军的土地革命成果而推出的继承政策,这一政策在闽西落实了。尽管闽西地方政权在“闽变”失败后仍有更迭,但分田状态大致得到保留。1945年王亚南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期间,曾派遣余志宏、章振乾等人到闽西调查分田保留区的情况。43或许,这也是王亚南对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革命实践的某种回顾。

   四、对话中国经济学社成员的经济学体系

  

   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王亚南来说,同时活跃于论坛的中国经济学社(1923年—1953年)是其构思自身体系的重要参照。中国经济学社是民国时期主流经济学界的核心社团,该学社的学报《经济学季刊》主要发表社员论文。44学社成员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批评让王亚南不敢苟同,45但他更不赞成学社成员独创的经济学体系及其叙述方式。其中,学社领导人李权时自创的消费决定论体系和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的叙述方式是王亚南着重商榷的对象。

  

   李权时是中国经济学社的领导者,也是《经济学季刊》的创刊主编。1930年,《新思想》杂志(即后来引发社会性质论战的《新思潮》)曾刊文评价著作等身的“李权时博士”是“马寅初博士以外的中国唯一经济学专家”。46——语气虽带讽刺,却也体现其名气。但因李权时日后投附汪伪政权,故其大名在中国经济学史中消失。

  

   李权时主张经济学应以最能反映人类主观心理的范畴为起点,而“消费”集中反映人类欲望,欲望反映人类主观心理,所以应把“消费”置于“生产”“分配”和“交换”范畴之前。有评者言,李权时把人的欲望视为与生俱来、亘古未变的经济首要因素,从而将“经济心理”在其经济体系中上升到极致。47其实,李权时对欲望和消费的重视是中国经济学社其他成员也共享的前提。比如,赵兰坪的《经济学大纲》把“欲望”摆在全书开头;48吴世瑞的《经济学原理》则将“消费”置于全书之首,并将欲望视为消费之本。49

  

   《经济学原理》是李权时落实消费决定论的代表作。50中国经济学社的朱通九认为此书特色是格外重视消费问题,消费论不但被置于卷首,还占了全书约五分之一的篇幅。这一篇幅占比甚至比麦夏律(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中的消费论(只占十分之一)还多。51虽然朱通九注意到李权时的消费决定论其实有国外的马歇尔为先驱,但仍有论者认为李权时所论正是“打倒外国教科书”的国产创新。52

  

   王亚南认为,消费决定论不过是马歇尔经济学的中国版,而“消费者”实乃“剥削者”遮掩自身立场的伪装。53为反驳消费决定论,王亚南进一步引用了马克思论证生产决定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此文主张生产属于决定性范畴,它不但优先于分配范畴、交换(流通)范畴与消费范畴,还可将这几个范畴重新联系起来,获得统一的解释。54此文成为王亚南以生产决定论批判消费决定论的论据。55虽然王亚南没有注明引文出处,但其征引译文可以确定来自郭沫若以《经济学方法论》为题发表在《社会科学讲座》第一卷的文本。这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第一部中文全译本。56

  

   马寅初也是中国经济学社的领导者。他在1935年刊行的《中国经济改造》是其首部谈论中国国民经济应当如何建设的专著。该书共有十篇,第三篇至第九篇是全书的主体。如只看目录,并不能知晓章节安排的逻辑原因,所以马寅初特别以第二篇为“本书提要”,讲解第三篇至第九篇之间的“连锁”关系。然后再给全书加上第一篇(总论)和第十篇(结论)。虽然马克思主义者早已注意到马寅初的观点,57但专门商榷其观点的左翼论文,当以王亚南对《中国经济改造》的评论为首。58

  

   若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观点衡量以“连锁”构成全书的《中国经济改造》,后者的缺点就是缺乏有意义的叙述逻辑。《〈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应以最根本的抽象规定性作为开端,然后其他规定性再以合乎逻辑的方式依次出场,逐渐丰富,构成思维上的具体。因此,具体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die Methode vom Konkreten zum Abstrakten)。59

  

   王亚南没有搬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同马寅初对话,但其评论仍近于此文之精神。他认为《中国经济改造》的章节安排缺乏逻辑联系,全书松散,故必须“为补救那种缺陷而强行插入”一个“本书提要”来主动说明各个环节之间的“连锁”。60王亚南准确掌握了马寅初著作的特点,因为马寅初日后的重要著作也重复使用这种独特的写作方法。比如,马寅初在1943年发表的《经济学概论》一书再次以“本书各篇之连锁”来说明全书各章节之间的关系,但将其置于全书之末。61

  

   王亚南对中国经济学社成员的商榷都和经济学体系的叙述方法相关:李权时等人涉及叙述的开端,马寅初涉及开端后的逻辑展开。虽然此时的王亚南只能商榷而未能真正建立自己的体系,但马克思主义者为夺取经济学话语权而战斗的姿态已通过王亚南的批判而充分得到体现。

  

   五、评估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能力—抗战爆发前后

  

   抗战爆发前夕,王亚南的理论批判进一步触及南京国民政府能否成为中国经济建设主体的问题。若其足为主体,封建残余就能在南京当局推动的近代化建设中被克服;反之,南京当局便只能是与封建残余相适应的落后政权。南京当局在1935年至1936年间提出的经济建设政策是引起论坛评价其建设能力的关键事件。其中包含了1935年11月的币制改革、1936年3月的“中国经济建设方案”及6月正式发动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以计划经济为内涵,当局期望这场运动能让国防需要在五年之内获得充实并使民众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马寅初以南京当局为经济建设主体的全体主义论是王亚南介入此议题的契机。全体主义论是马寅初在1935年发表的《中国经济改造》中提出的。为使全国经济能在南京当局的统制下获得改造,他认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必须摒弃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具体而言,“吾人今日所应建立之经济学说,应以团体的利益为前提,使团体之各部分,皆有其应负之责任。各部之间,更应有有机的联系,而后方能成一整个之经济团体”。62他将国家重于个人的这种思想托于德国斯盘(O. Spann)的全体主义,并称全体主义乃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外的第三大经济学说体系。63马寅初还主张中国经济应通过重商主义关注的国际贸易顺差而富国,从而实现全体主义。

  

   王亚南反对马寅初的见解。他认为,所谓中国不需要再论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的说法,让人看不清中国仍然存在的“封建孽障”。其次,欧洲重商主义始终以“殖民地贸易的独占”为前提,但马寅初以重商主义发展中国经济的构想不包含殖民地市场的占有。加上中国经济各领域都受帝国主义势力操控,中央政府依照全体主义改造全国经济更属难事。64“我们每项国民经济建设,或国民经济建设的每个部门,都已经或将要碰着帝国主义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的破坏与捉弄。”65“必要中国民族获得解放,才能自主地发展我们的国民经济。”66总之,王亚南不看好南京当局成为经济建设主体的可能性。

  

   各方舆论向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积极靠拢让王亚南的见解显得相当边缘。除了中国经济学社迅速为运动发起征文,建言献策,67供稿人以左翼学者为主的《中国农村》也开始响应运动,尤其是首次刊文谈及此次运动的第2卷第7期(1936年7月刊行)。虽有作者和王亚南一样强调反帝是建设国民经济的前提,68但同期发表的钱俊瑞的《目前研究中国经济的目标》一文却试图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角度为运动提出论证,震撼论坛。

  

   正在进行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是《目前研究中国经济的目标》的写作背景。论战中,以《中国农村》为阵地的中国农村派主张研究以农村生产关系为主的社会关系,突出农村阶级斗争,反对民族资本、地主和富农。与中国农村派相对立的中国经济派则主张研究生产力特别是技术关系,因而努力论证农村阶级斗争已无必要。相较于两派的对立态势,《目前研究中国经济的目标》试图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弥合双方差异。钱俊瑞主张“一定要纠正过去把技术的范畴和社会的范畴机械地对立起来的错误”,使过去在论战中被对立起来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成为共同的研究对象。“我们要研究全民族对敌抗战的物质(或称物资)与社会的基础”,“我们必须用更多的注意来研究中国资源的分配、生产,以及金融交通运输的技术机构,为的是要完成我们经济上的总动员,保证我们对敌人抗战的胜利”。他还主张,民族资本、地主和富农也可能支持抗日,因此不能再拘泥于生产关系上的阶级对立。69

  

   为论证上述观点,钱俊瑞撰写了小册子《中国国防经济建设》,以及《国民经济建设方案》和《我们要建设国家资本主义》两篇文章,引发了著名的国防经济论争。论争也让左翼经济学家逐渐走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轨道。70虽然王亚南也赞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他认为钱俊瑞的新论点不够彻底。首先,农村的土地问题仍然只能依靠生产关系的解放才能获得最终解决,不可能依靠当局各种“温和”的土地政策。其次,任何形式的国民经济建设乃至资本主义发展都必须以中国“排除”帝国主义为前提,但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无力为之。更重要的是,他认为钱俊瑞以执政当局为建设主体的设想“完全建立在假定上面,即(国民党能够)建立革命的民主主义政治实现的假定上面,如其说一切政治形态,是受决定于其社会经济结构,那在当前的社会经济关系下,企图实现那种型态的政治,其希望就极渺茫”。71

   六、结语:从20世纪30年代向40年代的转换

  

   王亚南的20世纪30年代结束于1939年出版的最后一本译著,7240年代则发端于1940年9月获得的大学教职。年届四十的王亚南成为广东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从此开启了他奋斗到最后一刻的教育事业和学院生涯。教职让他首次有充分的时间思考刚译成的《资本论》如何应用于中国实际以及“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路径。以他为中心的师生在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社群,并创办专门学报《经济科学》。30年代形成的基本观点和《资本论》的理论支持,让40年代的王亚南如水银泻地般写出一篇又一篇论文。1946年集结论文成书的《中国经济原论》,成为其学术生涯的代表作。

  

与20世纪40年代丰富的著述生涯相比,30年代的王亚南更多通过名著翻译、论战,以及时论写作去充实自我。他对主流经济学界(以中国经济学社为代表)的不断商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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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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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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