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方舟:英美对港政策的比较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6 次 更新时间:2022-09-26 01: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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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方舟  
因此,在特定事件上采取有限回应和灵活处理的应对路线而非积极主动的干预甚至制裁已经足以体现英国对香港的“道德义务”,满足英国对香港的利益需求。

  

   (三)外交传统和战略偏好

  

   决定国家对外政策的除了物质性因素、体系层面因素外,还有观念性因素、单元层面因素。前两点是国际体系结构尤其是权力结构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后两者则是指非物质性因素和国内因素对国家对外政策的作用。其中,外交传统是后两者的综合体现。

  

   英国的外交传统可以用“追求均势”和“圆滑务实”来概括。首先,均势(balance of power)这一概念可以被视作国际政治独有的概念和理论,(33)通常指国际体系中力量的平衡或追求平衡的过程,经常被国家尤其是大国作为一项外交政策予以推行。(34)英国追求均势的历史可回溯至两次世界大战之前对欧洲大陆力量格局的制衡经验,而在一战和二战之间“扶德抑法”的做法更是典型为追求欧洲均势而采取的对外政策。其最根本原因在于,英国作为一个岛国,担心欧洲大陆强势崛起一个国家,会对自身安全产生威胁。但是,这种均势目标主要针对的是对英国而言有更强地缘政治意义的欧洲大陆。它对远东均势格局的形成虽然也关注,但利益相关性相对较弱,采取过于积极的制衡措施可能得不偿失。另外,随着英国实力的衰弱,战略重心自二战后收缩至欧洲和中近东,亚洲尤其是东亚均势格局的形成不再是英国对外决策关注的焦点。其次,英国外交传统以审慎、圆滑、务实为主要特征,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实效型意识形态”。(35)观察英国几百年的对外政策发展变化可以发现,理性务实和折中应变是其最突出的特点。这种特点能够解释英国为何可以在殖民主义退潮时主动实行政治撤退并转而谋求经济利益。(36)在英国对港干预的发展演变中,虽然英国一直强调所谓“道德责任和义务”,但当价值观目标和国家利益、对外战略相冲突时,前者必然让位于后者。可以说,相比道德和价值观的应然性,英国更看重国家利益和国际格局的实然性。这也可以解释英国为何在中英相互依赖关系更紧密的时期,其对港干预的决心和手段会受到限制。

  

   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平衡可以被视作美国外交传统的一大特点。可以说,这两方面的轮替和交织几乎出现在每一阶段的美国对外政策中。现实主义传统强调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重要性,认为国际政治的本质是国际行为体对权力的追逐,国家需要为了生存和安全而不断增加自身权力。理想主义传统强调价值观和对观念性利益的维护,将对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个人主义等价值观的维护和推广视作自身的使命。从现实主义传统这一面来看,美国若要保证其霸权地位的稳定,就要不断提升自身的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还要防范体系内部尤其是相邻地区出现可能与己抗衡的大国。因此,美国也在外交实践中积极践行均势原则。但与英国不同的是,东亚地区始终是美国推行均势的重点区域。冷战期间,美国为了应对核心威胁苏联,对中国也采取了一致的遏制政策;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既希望将中国拉入美国规划的国际秩序中,又担心中国崛起改变亚太地区权力格局,因而不断在接触和遏制之间徘徊。可以说,二战之后,美国始终把中国当作均势政策所针对的目标。从理想主义传统这一面来看,美国天生的优越感、使命感促使其将价值观和对外政策挂钩,认为美国有义务将这些观念推广至全世界。从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贯穿艾森豪威尔政府、肯尼迪政府的“和平演变”策略,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再到拜登政府的价值观外交,历届美国政府几乎都没有忘记在对外政策中加入理想主义的要素,甚至会让理想主义成为主导和核心。从本质上来看,理想主义传统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意义除了是掩盖其现实主义诉求的遮羞布,同时也是美国试图以价值观念改造对手、进而改造世界的真实体现。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现实主义传统还是理想主义传统,其在对外政策中扮演的角色基本都是进攻性的,甚至是侵略性的。这与英国外交传统有着本质区别。英国外交传统更关注调整自身对策从而适应外部环境,而美国则强调对其他行为体的改变和塑造。这种外交传统下的对中、对港政策也必然体现出更明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对抗性。

  

   五、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英美涉港政策的分析对比可以发现,两国干预行动虽然存在相似性和配合性,但英国对港政策以渐进性、灵活性、回应性为特点,在有限干预和维护对华关系之间保持平衡,而美国对港政策则呈现出介入性、对抗性、遏制性的特点,服务于其“亚太再平衡”和巩固全球霸权的总体对外战略目标。究其原因,基于权力政治的大国博弈、不同国家利益驱使下的战略需求差异和历史造成的外交传统差异是主导要素。

  

   未来英美对华关系的调整也将深刻影响各自对港行动路径。英国脱欧之后推行“全球英国”战略的着力点不仅在于恢复其西方大国身份,更在于全球范围内的经贸关系多元化,英国能否突破固有战略认知的瓶颈和意识形态的束缚,能否正视中国和平发展以及中英合作共赢的积极作用,是其未来对华政策尤其是对港政策走向的关键点。而中美关系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大国关系,其战略竞争的态势还将持续,香港还将是中美战略博弈的最前沿阵地之一。在呼吁美国在香港问题上回归理性和克制的同时,也要注意到,英美对港政策的差异要求我们客观分析、冷静对待,以分而治之的方式寻找突破口,从而为消减外部势力对香港的干预提供新的政策依据和应对思路。

  

   ①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7th-congress/senate-bill/1169/text.2021,September 22.

  

   ②UK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the 2019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report,https://www.gov.uk/govemment/publications/human-rights-and-democracy-report-2019/human-rights-and-democracy-the-2019-foreign-and-commonwealth-office-report.2021,September 22.

  

   ③UK Foreign,Commonwealth & Development Office,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2020 Foreign,Commonwealth & Development Office report,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human-rights-and-democracy-report-2020/human-rights-and-democracy-2020-foreign-commonwealth-development-office-report.2021,September 22.

  

   ④See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Affairs,The Six-Monthly Report on Hong Kong 1 July to 31 December 2019,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891526/Hong_Kong_Six_Monthly_Report_1_July_to_31_December_2019.pdf.2021,September 22;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Affairs,Six-monthly Report on Hong Kong:July to December 2020,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six-monthly-report-on-hong-kong-july-to-december-2020/six-monthly-report-on-hongkong-july-to-december-2020.2021,September 22.

  

   ⑤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61页。

  

   ⑥刘存宽、刘蜀永:《1949年以前中国政府收复香港的尝试》,北京:《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

  

   ⑦陈志奇编:《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第11卷)》,台北:渤海堂文化公司,1996年,第5272页。

  

   ⑧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66页

  

   ⑨Rankin,K.L.China Assignment.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4,pp.51-52.

  

   ⑩张曙光:《经济制裁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6~61页。

  

   (11)于群、程舒伟:《美国的香港政策(1942-1960)》,北京:《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

  

   (12)姜春晖:《试析“香港问题”中的美国因素》,北京:《港澳研究》,2005年第11期。

  

   (13)郭永虎:《美国国会干涉中国香港事务的历史考察》,北京:《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2期。

  

   (14)李环:《近年来英国对香港政策评析》,北京:《国际研究参考》,2018年第11期。

  

   (15)郭永虎:《美国国会干涉中国香港事务的历史考察》,北京:《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2期。

  

   (16)沈本秋:《美国的香港政策:决策的视角(1989-2007)》,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毕业论文,2008年5月。

  

   (17)陈寒溪、刘诗琦:《英国对香港事务的干预及其对中英关系的影响》,广州:《战略决策研究》,2018年第1期。

  

(18)本文选取COW数据库(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中的NMC v6.(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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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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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港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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