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方舟:英美对港政策的比较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0 次 更新时间:2022-09-26 01: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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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方舟  

  

   四、产生差异的原因

  

   (一)以权力政治为主导的大国博弈

  

   1.英美物质性权力的比较

  

   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以民族国家为代表的国际行为体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国家权力的大小,而国家权力的核心成分是国家物质性权力。从国际体系的实际运行轨迹来看,现实主义逻辑始终贯穿其中,民族国家通常为了追求物质性权力的增长而展开斗争。

  

   二战以来美国凭借其物质性权力在国际力量对比格局中的领先地位建立全球性霸权,构筑了符合本国利益的国际秩序。相比之下,英国物质性权力从二战开始不断衰落,并随着20世纪50、60年代殖民体系的瓦解终结了日不落帝国时代。这种增长和衰落是相对两国之间的权力对比而言的。图1显示了1945年到2016年英美两国物质性权力的对比。其中,国家综合能力指数(Composite Indicator of National Capability)可以被视作国家物质性权力的衡量指标。(18)可以看出,二战后两国的国家物质性权力存在明显差距。

图1 英美物质性权力对比示意图(1945年-2016年)

注:根据COW数据库(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中的NMC v6.0数据集绘制。

  

   相比美国在二战后不断巩固和加强的超级大国地位,英国的经济、军事实力从冷战时的仅次于美苏下降到冷战后被日本、德国、中国、法国、印度相继赶超。(19)现如今,英国在其身份定位上究竟是一个大国还是中等强国成为了值得探讨的问题。(20)物质性实力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了对外决策的效用和范围。英国实力的收缩使其在远东事务上有心无力,即使试图继续维持对港殖民统治时期的影响力,也因权力收缩的掣肘而无法像美国一样采取更多实质性的干预手段。

  

   2.对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的未来预期

  

   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行为体究竟选择合作还是竞争存在多方面的因素和解释。其中,行为体对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的偏好和预期成为重要考量要素。这一对概念借鉴了自由经济学派的观点,即行为体如果更注重绝对收益,则只要自身获益就可以满足,而不考虑对手是否获益及获益多少;如果行为体更注重相对收益,则它不仅注重对手是否获益,更注重对手获益是否相较自己更多。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理性行为体采取合作的可能性更高的原因在于更注重绝对收益,即只考虑自己收益,不考虑对手收益。但格里科提出,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行为体很可能出于保证自身生存的缘由更重视相对收益,尤其在对手获得收益能比较容易而不是比较困难地转换为权力,从而对双方实力对比格局产生较大影响时。(21)当行为体更注重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时,合作就难以达成。

  

   英美两国对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的预期不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港政策的差异。自冷战以来,中美之间的身份定位始终在“对手”和“敌人”之间徘徊,中国实力的上升和中美物质性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小使得美国认为中国威胁到其安全,并动摇其全球霸权体系。在这种推断下,美国更注重相对收益,因而也更注重中国是否可以通过香港问题的顺利解决增强自身权力,进而打破两国实力对比格局。相比之下,英国对中英相对收益的重视程度不如美国高,也并不认为中国在香港问题上获得的权力会威胁到英国的国家安全。二战的结束和20世纪中期殖民体系的瓦解是英国实力和影响力的转折点,实力收缩的客观因素使得英国仅能在香港回归等关键事务上作出应对性的反应,而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也并没有对两国实力对比格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从某一方面来看,香港问题的顺利解决有利于中英贸易的发展,并拓展英国在亚洲的外交回旋空间,其带来的机遇大于挑战。(22)因而,英国在对港政策上更看重绝对收益所带来的预期效果,从而使中英因香港问题产生严重摩擦的激烈程度远远小于中美。

  

   3.香港的地缘政治定位

  

   米尔斯海默认为,大国想建立彻底支配全球的霸权体系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无法解决跨越两大洋等巨大水域投送兵力的问题。(23)在这一点上,英美面临着相同的困境。但是,香港对于英国和美国而言有着不一样的地缘政治特性。

  

   顾名思义,地缘政治研究的是地理位置对于各国政治相互关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本文将这一概念扩展至国家和次国家区域之间。通常而言,地缘政治观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囿于技术的发展,从强调控制航海活动能力以获得制海权的海权论、强调铁路建设以提高陆上机动性的陆权论,到强调制空权的空权论,再到强调控制大陆边缘的边缘地带理论,无一不体现出交通技术、空间技术、军事技术的影响。(24)从本质上而言,地缘政治所探讨的是如何通过提高机动性而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地获得战略优势。

  

   英国对香港的占领和统治发生在海上航线至关重要、海权论盛行的时代。但随着技术的发展,控制海上交通线已经不足以为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提供有力的保障,而英国的地理位置为其跨越欧亚大陆向香港投送兵力提出了现实挑战。因而,从地缘政治上来看,香港脱离英国殖民统治是注定的。但是,美国自二战后以控制岛链的方式形成了最初的东亚环形防线战略,在靠近中国东海、南海的关键岛屿都部署了海外驻军,试图通过以海制陆的方式形成针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仅从投送兵力的远近而言,美国比英国具备更多针对香港的战略优势和条件。这种地缘政治上的不均衡性也导致香港在英美各自针对中国乃至亚太地区的对外决策框架中具备了不同定位。可以说,相较英国,美国对香港具备更强的军事影响力,因而也愿意制定更为积极主动的对港干预政策。

  

   (二)国家利益驱动下战略选择的差异

  

   从上文提及的朝鲜战争案例中可以看出,分析美英对港态度不同的原因还需考察国家利益因素。国家利益作为一个已经被滥用的政治概念,其内涵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不断演进。但究其根本,主权安全、领土完整、政治制度稳定、经济社会发展等是其中不变的要素。而国家核心利益则是一国追求自身利益的“底线”。(25)对于美国而言,其国家核心利益更接近现实主义奠基人摩根索所说的“以权力界定利益”,(26)在对外政策中表现为对美国全球性霸权及其制度安排的巩固和维护。英国作为曾经的霸权国,在二战后始终面临实力下滑和维持国际影响力之间的矛盾,其对外政策中的核心利益也主要聚焦在恢复大国地位、摆脱欧盟束缚和维护自身战略主导性上。(27)具体而言,还需探究各自的战略目标定位和香港问题在各自国家利益中的重要性层级。

  

   1.两国在各自国家利益影响下的战略目标定位

  

   前文提及,英美各自和香港的关系本质上是中英、中美关系的投射。因此,两国在香港问题上的根本利益本质上还是两国各自对华利益。新中国成立前,英国在华经济利益是西方国家之首,1941年时英国在华总资产大约为3亿英镑,且并没有因为战争而缩水。(28)在新中国成立到朝鲜战争爆发期间,英国执政党工党采取理性务实的内政外交路线,重视英国在华利益,也非常清楚维持这份利益的最核心要素在于香港。此时的香港依靠与内地的转口贸易成为中英之间贸易往来的关键节点,也是英国因国力衰退而不得不从东南亚收缩战线背景下留在远东的最重要根据地。英国必然要尽量避免香港受到美国制裁,从而保护英国在华经贸利益。除此之外,战后英国实力的收缩迫使其需要拓宽自身外交空间,英国担心此时协助美国利用香港对华制裁不利于未来中英政治、外交关系的发展,从而损害英国对华政治利益。无论是这一时期,还是之后的对华政策,在英国对中国的战略目标定位中,合作性要大于冲突性。或者说,英国打“香港牌”的目的主要是以此为契机处理中英关系,其中接触和协调的色彩要大于制衡和对抗。这也是英国维护自身战略自主性并留下足够外交空间这一战略性思考的具体体现。

  

   但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立场。首先,朝鲜战争时期的中美经贸相互依赖程度不高,对华贸易和直接投资都无法和英国相比。(29)可以说,美国在华经济利益不足以成为其制定对华政策需要顾虑的首要因素,且通过制裁打击香港、中国内地的经济不会对本国企业造成太大的影响。其次,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此时对华利益的焦点是军事利益,其战略目标是希望通过一场战争遏制中国,进而遏制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两极格局中权力的增长。美国并不关心封锁香港和内地的经贸往来对香港经济造成怎样的破坏,而是只看重香港的地缘政治作用,担心大量战略物资通过香港流入内地,并被应用到朝鲜战场上。这导致了美国此时对华战略是对抗性的。从二战以来中美关系的总体趋势看,美国对华政策大多是对抗性、竞争性、遏制性的,其目标是促成中国的政权改变或“和平演变”。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美国始终需要寻找和塑造外部敌人来弥合内部的各种分裂与矛盾,(30)这种倾向在冷战结束、失去苏联这个长期敌手之后更为明显;其二,维持美国世界头号大国及防止欧亚大陆出现霸权国始终是其国家利益中的头号战略目标。(31)虽然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始终在接触和对抗之间徘徊,但中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远远超过中美相互依赖关系所产生的合作性、协调性因素。从冷战结束到特朗普执政之前,美国始终以将中国改造成和美国更相似的国家并将中国拉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中为目标,将接触和对抗结合起来,对中国的身份定位始终介于敌人和对手之间。(32)因而,香港自然成为美国不得不考虑并积极干预的区域性力量,并始终被视作能够渗透、影响甚至改变中国内地的阵地。

  

   2.中国和香港问题在各自国家利益中的层级

  

美国从未因两大洋的限制而放弃霸权的扩张。针对东亚,美国在军事上对关键岛链进行了部署,并纠集多国建立针对中国的双边或三边军事同盟关系。从冷战时期开始,每一届政府都出台了专门针对对华关系的政策,对中国的重视程度在冷战结束之后不降反升,中国始终是美国全球战略利益中最关键的变量之一。香港问题和台湾、新疆、西藏问题一同成为美国制衡中国的重要棋子。英国的全球利益格局则不同。从冷战初期的“三环外交”到如今的“全球英国”战略,虽然英国标榜自身始终放眼全球,但国力相对衰落和全球权力转移的客观事实促使英国不得不更关注欧洲事务。在英国的全球利益格局中,尽管英国的外交重心持续不断向新兴国家转移,中英关系是其中的焦点,但其重要性层级始终无法超越英欧关系、英美关系以及英联邦内部关系。即使在英国脱欧之后,英国最关注的国家利益仍然是摆脱欧盟束缚与依赖后如何重新塑造自身在国际格局中的新定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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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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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港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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