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赤萌:“双循环”新格局下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1 次 更新时间:2022-09-26 00:5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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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赤萌  
能够作为内循环的动力起源——创新策源地和战略性科技产业高地。需要形成基于科技创新的内源性的经济动力机制,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摆脱核心技术“卡脖子”现象,为“双循环”畅通提供保障。通过自主创新,全面提升“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提升价值链位置,以利于在更高层次上融入国际循环。

  

   二是具备产业链“补短板”、“锻长板”的体系化能力。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完善的配套能力,拥有1.4亿户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种专业技能的人才,研发能力不断提升,研发投入总额达2.44万亿元排全球第二,占GDP的2.4%。在国内循环中,通过重点突破、联合攻关,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全链条协同创新,重建国际循环中断裂的科技创新产业链,通过“补链”在关键时刻可以实现自我循环,实现与西方的技术制衡。依托既有优势“强链”,在产业链高端发力,调整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和参与度,让更多的产业链环节和终端留在或靠近本国市场。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竞争,不仅仅是产业和供应层面的技术问题,同时也是转变发展方式、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重塑经济发展优势的重要环节。

  

   三是国内政策的调整变动、国内经济增长情况可以传导到国际市场,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大国经济及产业配套体系,一般都具有足够大的规模,在产业链供给端及需求端都有影响力。在大规模生产制造环节,中国已建立起显著的竞争优势:工业门类齐全、主要工业品产能巨大、主要区域产业高度集聚,大规模生产制造的优势将保持相当长时期。在市场覆盖度方面,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以及通过创新商业模式实现产品普及等优势,⑧使得国内市场规模效应能够摊薄科技研发成本,有效支撑创新产业经济循环的实现。

  

   重塑“双循环”格局,在结构上,国内循环居主体地位,而且是更高质量的“国内大循环”;在功能上,整合了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的内在联系,是具有互相促进功能的“双循环”。鉴于现行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上的局限与部分失灵,中国参与外循环,还需要从被动接受既有国际经贸规则的要素参与型开放发展,提升至规则构建型开放发展,需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参加国际多双边经贸合作、国际性组织并参与经贸规则制定。以包容性发展及全球命运共同体理念,拓展国际合作空间、构建“一带一路”等新的全球价值链,在美国全面遏制中国科技经贸发展的不利环境中,为外循环畅通寻求新的国际空间与回旋余地。

  

   (四)大国经济内外循环的国际对比

  

   在“双循环”新格局下,中国经济发展转向更多地依靠内部循环的“以内为主”模式,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是大国经济在这个历史阶段的共同特点,同时也是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内外循环结构持续转型的现实反映。一般而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大国经济得益于较为完整的经济体系、内部循环余地大,其外贸依存度会相对低于小国。就大国开放经济而言,处于经济工业化阶段,外贸依存度会相对较高,需要借助国际大循环来解决资金与技术缺口,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当经济发展逐渐成熟并走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外贸依存度会从高位逐渐回调至相对适宜位置,而内需贡献在国内经济中逐渐增大并开始占有重要地位。

  

   其一,大国经济的外循环。总体上看,大国的外循环演变呈现以下规律:在发展水平较低时对外贸易依存度较低,在快速发展中外贸依存度显著提升,经济增长趋于稳定后开始降中趋稳。对外贸易依存度是一国对外贸易总额在GDP所占的比重,用于衡量该国经济增长与国外资源和市场的关联程度,可以反映“外循环”在经济总循环中的地位及其变化。与人口1亿以上大国的平均外贸依存度相对比,外循环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及变化趋势,符合大国经济的一般规律。1980年,中国开放之初,外贸依存度仅为12.4%,远低于当年大国平均外贸依存度28.2%,在大国中排名最后。其后在经济全球化推进下,全球外贸依存度普遍提升,中国升势更加显著,2006年,大国外贸依存度平均值升至46.9%,中国则升至64.5%达到最高峰,高出大国平均值17.6个百分点,在大国中排名第二,这是外循环在中国最重要的时期。2008年金融危机是外循环贡献的分水岭,此后中国外贸依存度开始回调,从57.6%回落到2019年35.7%,低于大国平均值7.5个百分点,在大国中居中偏后。⑨美日的外贸依存度也低于大国平均数,分别为26.4%(2019)和36.8%(2018)。

  

   其二,大国经济的内循环。从成熟的发达经济现状看,大国经济“内循环”的重要特征是,在国内能够实现有效循环,并能提供巨大国内市场和高端供给能力,产生外溢效应,支撑并带动外循环。⑩也就是说,大都呈现“以内循环为主”、并能够实现“以内促外”。以美日欧为代表的发达大国经济,国内循环与内部需求对其经济增长都发挥着重要贡献,(11)呈现内需拉动模式。美国是全球最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全球第一大进口市场,其内部需求对自身经济及全球经济都有重要影响力。美国消费占GDP比重维持在85%~90%之间;欧盟约为80%,日本约76%。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还不高,徘徊在50%~60%区间,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12)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总量超过100万亿元,产业体系完整,是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研发规模达世界第二位,大规模生产能力可有效分摊高额研发费用;消费需求庞大,是全球第二大市场,可以提供国内产业所需要的各类市场。从需求潜力看,中国拥有14亿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正在向高收入行列迈进,是最大最有潜力的市场。

  

   (五)“双循环”的支撑载体:区域一体化战略

  

   区域一体化战略,是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布局,也是国家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核心区域,具有相对成熟的基础条件与改革能力,可以更好地起到发挥疏通“双循环”堵点、提升发展质量、集聚要素辐射周边的主力区。因此,借助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率先在全国重点区域探索提升区域一体化水平,促进区内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成为构建国内大循环的有效途径与现实支撑。

  

   近年来,国家采用区域发展战略与区域开放战略相迭加的发展模式,先后启动多项区域重大战略,出台系列区域规划,赋予优势区域新的战略功能与改革要求,形成区域主体功能鲜明且互相补充、东西南北中纵横联动、共同引领开放发展支撑“双循环”的新格局。对内,进一步畅通区域大循环,攻克区域生产体系内部循环不畅、供求脱节、结构转型受阻等难题,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可持续性,引领开放发展、探索示范功能。对外,努力打通国际循环,提升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可控性及竞争力,增强区域经济韧性;在国际循环中成长一批有国际一流竞争力的区域性城市群,作为国际竞争的前沿高地,为国家经济稳定发展与安全发展奠定基础。贯穿其中的核心环节是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探索“双循环”建设路径,形成可供复制推广的制度性成果。而粤港澳大湾区,以其“一国两制”的独特性,在国家区域一体化战略及“双循环”新格局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

  

   三、粤港澳大湾区“新格局”:路径与机制

  

   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最为开放、内涵最为丰富的湾区城市群,处于“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三个法域”的特殊背景下。该区域有着最开放、最市场化的两个经济体——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全局实施自由贸易港政策,市场经济相对成熟、经贸规则与国际接轨,分别是亚太区重要的服务枢纽、中葡经贸合作平台;也有着政府引领与调节功能较为强大、市场经济发育趋向成熟、经济增长较具后劲的广州、深圳等珠三角城市,形成多元治理模式,差异化优势与差异性阻隔并存,在空间上呈现多极点的网络化结构。粤港澳大湾区需要探索跨经济体的世界级湾区城市群发展模式,形成与区情相配套的“双循环”建设路径与机制。

  

   (一)畅通内循环:优化区域要素重组与整合能力

  

   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循环,包含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与珠三角9个城市,分属三个关税区,要素流动存在边界管理。目前大湾区11个城市已经在CEPA框架下形成自由贸易区,但尚未形成共同市场。港澳实行独立的经济政策、自由港制度与简单低税制度,而内地在资金、信息、人员等经济要素跨境流动中仍存在不同程度的管制。就开放程度与税收政策方面,区内珠三角与港澳存在明显落差;珠三角内,广东自贸试验区3个片区、粤港粤澳合作平台与其他地区也存在政策差异。就大湾区整体而言,存在要素跨关税区流动受到管制、区内联系密度与强度不高、产业协同度有待改善等不足。畅通内循环,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共建单一自贸区,在现实中有较大提升空间。

  

   其一,提升区域内部联系,打通内部市场经济循环。畅通内循环,对于跨关税区的区域经济而言,更具迫切性,也具现实挑战。推动湾区城市群内部要素流动整合、产业协同发展,提升区内核心城市与腹地城市之间的联系深度与密度,其核心是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发展。大湾区除了要消除珠三角内部存在的国内城市群共有的影响要素流动不畅的各种淤堵点外,还要面临着如何解决珠三角与港澳之间的规则衔接与贯通,涉及到如何使“边界”成本最小化。促进要素跨界便捷流动的重点,是要提升边界弹性,加速完善硬基建的连通性,逐一打通软基建的对接渠道与衔接端口,在实践中摸索出符合各方需求、产业链创新链配套互补的区域协同发展模式,率先探索优化内地与港澳CEPA制度体系。近年来新冠疫情对大湾区内部人流畅通带来严重冲击,珠三角与港澳间的边界效应凸显。香港与内地尽早恢复免隔离通关,成为近期打通大湾区内循环的重要议题,需要政府间对常态化防疫政策与机制进行有效协商与对接。

  

   其二,促进区内产业链黏性与韧性,提升政府经济引导功能。区域经济顺畅循环,表现为产业链受到外来扰动、冲击时的恢复力和自适应力,以及区域产业链之间的协作能力。大湾区需要加快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利用政策优势在横琴、前海等合作区先行探索实施与港澳相衔接的经贸规则,提升产业链根植性;依托龙头企业带动供应链本土化,提高供应链安全性和可控性;协作培育可替代的产业链,应对供应链“断供”等问题。在市场调节与配置资源的基础上,加大政府尤其是港澳特区政府的规划引导作用,推动形成区域产业发展的协同效应、增强区内产业链的黏性与韧性。港澳的经济管理模式、政府角色功能,与内地有很大差别,在大湾区规划的战略目标及协调机制的带动下,港澳需要善于学习与吸收内地规划战略导向作用的长处,提升政府对经济的引导能力,逐步弥合由市场失灵与制度差异带来的内部分割。政府“自上而下”引导与市场“自下而上”推动,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大湾区产业链黏性以及新产业生成。与此同时,区域各核心城市相向而行,规划对接、产业布局衔接,各方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与资源整合功能相迭加,可产生乘数效应并衍生新的要素禀赋,形成大湾区内互相对接与支撑、内外联动的产业协同效应。

  

其三,依托大湾区合作平台载体,探索一体化发展新模式。以自贸试验区、区域合作平台、边界连接区为核心纽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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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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