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克斯·费尔德曼:权力、劳动力和生产力

——福柯对《资本论》的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3 次 更新时间:2022-09-26 00: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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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克斯·费尔德曼  
“规训”(discipline)可以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概念,当然,其前提是对“政治”和“经济”的理解要比我们今天习惯的理解更为广泛。一开始,“规训”并没有出现在《规训与惩罚》一书的法文版原标题中,把法文书名翻译成《监视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可能更准确。像勒格朗一样,我用原标题中的“与”(and)来强调一个问题:阐明现代社会中某种跨机构的权力模式的监视(surveilling)特征与惩罚(punishing)特征。监视与惩罚之间的关系并非列表中所列出的项目,而是构成了一个相对应的词组。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关系中,它们相互暗示。规训只是将它们连结在一起的特殊的结缔组织,但更根本的问题是:监视与惩罚是如何以及为何能够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下文中,我的论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如何”的问题,规训只是一种连结方式,另一种方式是福柯所说的对非法活动(illegalisms)的管理;第二部分是“为何”的问题,现代意义上的监视与惩罚在确保劳动力和生产力的生产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简而言之,为了与原版书名保持一致,我认为规训概念在福柯1975年的著作中的重要性应该被取代。事实上,传统诠释强调的上述三个目标都从属于这本书自我宣称的基本目标:给出现代灵魂的系谱——或者说一种新的服从模式——与这种灵魂赖以产生的新的权力技术的关系。以恰当的系谱学方式来看,福柯并不认为这种“灵魂”有单一的原点,而是将其视为由权力关系网络连结在一起的历史材料的组合。因此,如果把《规训与惩罚》的四个部分视为单纯线性的和连续的进化,就是错误的。可以肯定的是,在第一部分与该书的其余部分之间有一个明显的断裂,第一部分描述了大革命之前的“旧制度”时期君主权力的惩罚特征的合理性,其余部分则描述了对现代灵魂的非法活动的新管理方式(第二部分“惩罚”)、规训技术(第三部分“规训”)和监狱形式(第四部分“监狱”)。

  

   我将从第三部分开始,原因有二。首先,它是《规训与惩罚》中最著名的部分,该书对以全景敞视监狱为中心或以规训为中心的解释主要集中在这一部分。其次,福柯对《资本论》的主要引用也出现在这一部分,这为书中其他部分与《资本论》深刻而隐秘的关联提供了线索。从第三部分来看,第二和第四部分对新的“非法活动管理”问题的考察有所减少。监视与惩罚的连结关键在于两个问题的结合:对非法活动进行新的管理的问题与对生产和指导生产力的机构进行约束的问题。

  

   那么,何谓规训?17世纪“发现了身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这一“发现”既在哲学上有所表达,也在技术或技术政治上有所表达。哲学旨在将身体解释为机器,技术旨在将某种干预身体的做法合理化——产生一种关于技术的逻各斯。这些技术的特有对象是被权力控制的身体。它们的目标是使人体变得更驯顺和更有用,或者说旨在增加有用性,减少反抗或抵制(“驯顺性”也可以意味着“可教性”)。更准确地说,这个双重目标是通过分裂身体的权力(体能)来实现的。规训

  

   使体能脱离了肉体;一方面,它把体能变成了一种“才能”、“能力”,并竭力增强它。另一方面,它颠倒了体能的产生过程,把后者变成一种严格的征服关系。如果说经济剥削使劳动力与劳动产品分离,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规训强制在肉体中建立了能力增强与支配加剧之间的限定关系。①

  

   值得注意的是,福柯在这里与资本主义剥削进行了类比: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有赖于劳动力与劳动产品的分离。福柯进一步指出,身体所能做到的——体能——是分离或分裂的。在体能与其实现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会逆转所产生的力量或能力,使之成为一种基于自我控制的支配形式。“服从”的问题已经在这里得到了概略的说明。

  

   在对规训进行概括和抽象的描述之后,福柯列出了四类规训技术:分配的艺术;对活动的控制;创生的筹划;力量的编排。这些技术是跨机构的。那么,问题是在不同的机构(修道院、兵营、学校、医院、监狱)中所发展的技术,或者由这四类规训建立起来的整套技术,是否真的具有产生效用和驯顺性的一般功能,以及分离身体与体能的一般形式。让身体在工厂变得更有用(更具生产力)是一回事;让它们在学校、医院或兵营变得更有用则是另一回事。在资本主义工厂和寄宿制学校中,身体与体能的分离也产生了类似的问题。勒格朗认为,规训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伪概念,因为规训的普遍性只是名义上的,而它所涵盖的实践和目的却异常多样。如果这些实践没有共同的本质,那又是什么将它们联系在一起呢?

  

   答案似乎是一种“策略”。在福柯针对社会的过于冲突化的理解中,是策略——而非形式、本质或种属——解释了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但这些联系仍然是“异质的联系”。策略使得福柯能够解释历史中的一般趋势,而没有必要进行目的论的解释——也不忽视斗争甚至反策略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无论还有其他什么主导策略,在这些策略中都有一些策略必须旨在确保持续进行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这些条件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开拓市场及其相应的司法形式;它们包括主体的生产和劳动力的“分配”。出于这个原因,在合作工厂中,规训的作用就像是在监视—惩罚的策略下聚集起来的各种规训的感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实践)的主旨。福柯对待合作工厂的态度与他对待全景敞视监狱的态度一样值得关注。在此,他显然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

  

   对于福柯而言,最重要的是《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他特别援引了第十一章“协作”。让我们来看看他在《规训与惩罚》中对这一章的四次主要引用。

  

   (一)对《资本论》的第一和第二次引用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第三部分第一章“驯顺的肉体”中描述了四种组织身体的技术。阐述的顺序在这里很重要:其中第四种技术“力量的编排”是它们的顶点和综合。恰当地说,力量的编排是一种通过组合来增强人类力量的艺术。福柯将这种艺术称为“战术艺术”:“战术是一种建构艺术。它借助被定位的肉体、被编码的活动和训练有素的能力建构各种机制。在这些机制中,各种力量因精心组合而产生更大的效果。战术,无疑是规训实践的最高形式。”②战术是一种用人类肉体材料——或者更确切地说,用已经被分解和重组的活动和能力材料——来构建计算机器和指挥机器的艺术。重要的是,福柯称战术艺术为“规训实践的最高形式”时,并非指战术艺术最符合规训的某种理想本质。相反,福柯似乎想说,其他实践都包含在战术艺术中(即使它们保留了相对的自主权)。事实上,福柯赞许地引用了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信中指出军队开创了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诸多特征。

  

   福柯并不认为社会秩序纯粹是、甚至主要是通过镇压性的军事干预来维持的,战术艺术与其说是战胜敌人的艺术,不如说是一种组织、控制和排列(命令)自己军队的艺术。

  

   军队的战术与工厂的战术有一定的可类比性。福柯在一个脚注中引用了《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第十一章中关于军队与工厂的另一个比较:

  

   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Angriffskraft,force d'attaque]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widerstanskrfte,force de résistance],与每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每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Kraftsumme,force des sommes individuelles]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起重物、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gesellschaftlichen Kraftpotenz]有本质的差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单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③

  

   当前的英译倾向于将“Kraft”翻译成“权力”和“力量”,有时甚至在同一个句子中也会这样处理。“Kraft”在这里意味着一种权力或能力,既不是“Macht”(政治权力),也不是“Gewalt”(暴力或统治)。正如德里克·塞尔(Derek Sayer)所指出的那样,“Produktivkrafte”实际上是马克思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术语“生产力”的德文翻译。权力是关于某物的能力,而不是独立的东西。因此,完整的表述应该是“社会劳动的生产力”(productive powers of social labour)。谈论“生产力”或生产率(“Produktivkraft”的通常译法)时,没有这种限定会有助于权力的具体化。在法文中,福柯似乎一直用“Kraft”表示力量,用“Arbeitskraft”表示我们获得劳动力的源泉,用“Produktivkraf”表示我们获得生产力和生产率的源泉。这就是为什么对于英语读者来说,马克思的论述与福柯关于建构权力的艺术的论述之间的共鸣不如法语或德语读者感受到的那样强烈。

  

   通过协作增加力量(权力)只会伴随着力量(权力)的主体或承担者发生质的转变。这种转变反过来创造了一种新的力量,而不仅仅只是数量上更为庞大的力量。英语中“创造一种新的权力”(creation of a new power)并没有完全抓住德语中“创造生产力”(Schpfungeiner Produktivkraft)的含义,它首先指出了“生产力”这一范畴的出现。在上述脚注的同一页,福柯在正文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话来论证同一主题:

  

   不论在一定的情况下结合工作日怎样达到生产力的这种提高:是由于提高劳动的机械力,是由于扩大这种力量在空间上的作用范围,是由于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场所,是由于在紧急时期短时间内动用大量劳动……在所有这些情形下,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④

  

   生产力的提高意味着权力或能力的种类或形式发生了改变。首先,产能的“增加”代表着主体配置的重组,就像武器或工业设备等“客观”因素的增加一样。其次,为了使可衡量的显著增长成为可能,一种集体控制的新形式是必要的。这种假设应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它需要主体性,即激发工人的动机、欲望、习惯和自我关系,使他们主动受生产过程的约束(工资在这里只是一个因素);第二,这也意味着工人的服从或被支配;第三,所形成的主体是逻辑主体,或者说是像财产一样权力明晰的持有主体。简而言之,生产力的出现意味着在上述三重意义上的新服从形式。

  

“生产力”一词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在巴里巴尔的开创性论文的基础上,让-皮埃尔·勒菲弗尔(Jean-Pierre Lefebvre)指出,在《资本论》之前的著作中,马克思经常使用这个术语作为他对唯心史观进行批判的一部分,认为唯心史观忽视了生产力在历史上的作用。在恩格斯看来,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意味着工业化和技术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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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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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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